世界银行专家指出,新兴市场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使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30年超常规发展所依托的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方式正逐渐濒临瓶颈：一方面,目前的中国,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全球30%的资源,提供了全球10%的产出,基数庞大决定了即使中国节能减排取得较大进展,未来中国能耗仍可能占全球的1/3。越来越稀缺的资源无法长期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长 期 巨额消耗。

    另一方面,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世界工厂红利等正在逐步消失。 若不尽快改变目前的发展方式,即使仍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终究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失落的十年”。

    对中国而言,人口是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劣势。世界排名第二的GDP总量,人均GDP却仅排名在百名左右,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国富 民穷是中国经济30年发展最大的尴尬,而这不仅仅是由于人口众多,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一次分配不均衡让绝大部分发展成果偏向国家和企业,二次分配不均衡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巨额隐形收入与灰色收入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占有,使得两极 分化无法通过税收调节而且愈演愈烈。更严重的问题是,“富二代”、“官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出现显露出阶层固化的苗头, 长此以往,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这比按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可视为“隐性收入”),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施发启博士在署名文章中称,该测算结果在调查样本、计算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最终的推算结果也明显偏高。文章认为该调查样本量太小,代表性不足。

    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会造成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36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腐败、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高房价等问题加剧了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历史上,除了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何况,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两极分化比美国南美最严重的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经历更漫长的历史时期。

    转型还是不转型是一个两难选择：不转型,则早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若转型失败,同样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难的是 , 转型过早或过晚,都有可能遭遇转型失败。中国经济转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如果转型过早急于求成,一刀切式进行产业转移、升级,可能因转型成本过大,经济无力承受而导致转型失败。

    反之,如果转型过晚,一旦错过转型良机,在经济低谷期被迫转型,转型失败可能更大。因为一旦经济转入低增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暂时掩盖的矛盾必然暴露出来,而此时转型,必然导致转型风险与低增长风险迭加,比如节能减排,产业转移、升级拉低经济增长与经济低增长迭加,人力及资源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与经济低增长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迭加,转型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1982—1983年席卷全球的债务危机中40%债务来自拉美国家。1989年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主张拉美国家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通过激进型经济改革，走出经济困境。结果却事与愿违，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1世纪初却落入“拉美陷阱”，失业高企，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坚持渐进式改革，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创造持续30年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而这一成功的中国模式被归纳为“北京共识”。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30年前改革开放还是今天的经济转型，中国始终掌握主动权，这为经济转型成功嬴得了时间和空间。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优势是后发优势，有大量失败的教训可吸取，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