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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与媒体责任:金融危机引发的反思

2011-04-15 09:48:06 和讯网 

  和讯消息 4月14-1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今天上午的分论坛主题是“危机管理与媒体责任”,出席本场分论坛的嘉宾有:韩国中央日报会长洪锡炫;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道琼斯兼华尔街日报报总编辑汤姆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新华社副社长周锡生。嘉宾围绕危机管理与媒体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会议即将开始。

  Mark PNEE: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危机管理与媒体责任:金融危机引发的反思。我介绍一下各位讨论嘉宾:韩国中央日报会长洪锡炫;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道琼斯兼华尔街日报报总编辑汤姆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新华社副社长周锡生。今天主要讨论一下在爆发危机的时候媒体怎么样来应对,世界有很多危机,有些是自然危机,像日本的自然灾害。有些是金融危机。有人说是媒体进行了夸张,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是有人说不要责怪那些报道的人,他们只是客观地进行报道。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觉得两种可能性都是可能的,有时候危机报道得到了夸张。像日本危机实际上严重程度很高,但是报道没有全面反映。我们一定要记住不光涉及到媒体、涉及到本身,还有涉及到人们自己怎么样做出反应。无论是对金融市场或者政治的事件的反映或者消费者的反映,都涉及到大家的思想。有时候报到不当的的话,15%GDP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非常及时。首先请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先生讲一讲。

  王国庆:谢谢主持人,本来我想让媒体的朋友讲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主要话题是讨论媒体在危机事件当中的作用。作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政府部门,当然我们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发生各类各种各样危机的时候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参与了一些工作,对于这个话题为什么参加今天这个讨论,我们也可以有话可说。所以我想既然主持人把第一个发言的机会给了我,我还是从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和媒体的关系简要谈一谈。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如果展开讲的话,可能一个上午都不一定能够讲明白。但我力争简要的把有一些看法给大家做点介绍。

  王国庆:我想首先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和媒体在危机处置当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政府是要处置事件,同时要将事件具体的信息,应该及时的、准确的、全面的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就像刚才Mark PNEE先生说到日本这次核灾难事故当中,就有可能开始的时候大家感觉有不充分的问题,有不及时的问题,有不完整的问题。所以政府要及时、准确、充分把信息传给媒体,媒体传播给大众。但是媒体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如实、客观、冷静地把获得的信息比较平衡地传递给公众,因为无论在危机的潜在期,危机发生以后和危机处置当中,媒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从国家这几年的危机处理过程当中和我自己本人参与的危机处置过程中,看到媒体的作用如果发挥得好,对事件处置是有帮助的。用我们的话说就为事件处置营造了一个好的舆论氛围。而如果媒体作用发挥不好的话,可能给我们处置事件带来麻烦,而且还会给我们政府、给我们权威部门的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不展开讲了。

  王国庆:所以在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我以为政府和媒体应该积极合作、共同面对危机。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今天,特别我们今天已经处于新媒体时代或者说社交媒体时代,媒体有一个说法,互联网发展和手机广泛应用后,有一个说法叫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是记者。在这种情况下,透明度应该说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在危机管理之外。特别是我们国家处于转型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国际关系复杂多变严峻形势,已经进入了危机的或者突发事件的频发时期,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应该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积极将其纳入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之中。我想从政府角度来看,一方面要增加透明度,畅通沟通的渠道,充分发挥媒体在危机管理当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认识到媒体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市场经济下应该强调与媒体的互动合作,而不是简单的命令和控制,这样才能很好发挥媒体作用。从媒体而言,媒体要增强责任感、专业素质,在这方面我们媒体还应该向西方的媒体虚心学习,学习他们某些经验,他们的某些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危机事件报道当中可以看到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传达了政府的声音,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政府形象,在正确引导中维护了社会稳定。我想尽管我们对日本大地震媒体报道大家也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上面我说的三句话,日本的媒体在这方面也是做得很好。谢谢!

  Mark PENN:谢谢,周先生你来讲几句。

  周锡生:举行这样一个论坛还是很有意思,危机的管理与媒体的责任。实际上这个主题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这两重意思,危机需要管理,媒体必须担当责任。刚才王主任讲的这些问题,我很赞同。从媒体角度,我们觉得他应该担当责任。从政府角度,因此及时给媒体提供信息。当今世界发生很大变化,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包括到自然的方面,我们确实在看到很多变化的同时不幸地让我们看到了危机。21世纪头十年最后的两三年全球媒体一直忙于报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当这样一个危机渐行渐远,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更加强劲,从今年开始我们突然又见证和经历了中东、北非地区政治社会动荡危机,随后又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自然灾害危机。当然在我们面临的危机中间,这两个是举世瞩目,全球媒体每天都在接连不断发出报道。除了这些危机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危机。我不能说就一定是危机了,但是至少我们面临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周锡生:在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下,作为危机我们是无法避免的,或者说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特别是日本地震危机。当我们在地震发生之前,一分钟前我们媒体主要报道是集中在中东北非,而一分钟后形势就变了,我就觉得危机这个里面各个媒体的反应非常快。刚才王部长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社会国际大环境下,媒体与危机关系更加紧密、更加直接,媒体很多的工作或者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跟危机直接相关。Mark PNEE也讲到现在我们是一个社会媒体时代,媒体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确实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社会媒体的时代。我认为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原来一直从事传统媒体的,当然我本人几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互联网的新闻,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个社会传播机构。我们作为专业媒体,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影响力不会减弱或者说我们责任将更加重大。因为出现这么多社会媒体,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媒体来更好担当责任,体现我们公信力、权威性和准确性。这两方面很难说社会的媒体与主流的媒体在危机中间哪个表现好,哪个表现不好,有些时候社会媒体发生的作用、影响力还很大。有不少突发事件他往往是社会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他不一定是专业的媒体。试想哪一家专业媒体可以在全世界24小时都来分布这样的记者力量。而我们社会各个方面随时都可以提供关于危机的报道。我想对我们有效组织危机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在强调媒体社会责任的时候,也应该看到无论在金融危机,无论在日本地震以及其他危机过程中,我们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媒体大量报道,唤醒了人们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有效快速处理了危机。

  周锡生:但是在这些危机中间,确实也有一些超量的报道。这都是需要重视。给我的时间很短,包括我们主题上还有一个关于金融方面的思考,我想简单的说,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媒体同样需要反思。在总结成功经验的时候也需要反思。请问哪一家媒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曾经预测过这样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好像没有。如果这次没有的话,我们再推导十多年前,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又有哪一家媒体实现预测到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媒体日益跟社会接触面很广,我们就要通过报道中间至少是滞后了来考虑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在金融危机方面,现在金融和社会各个方面联系非常紧密。包括现在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在关心金融,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作为金融报道、财经报道,我们要更好地来为社会服务,作为媒体必须担当起责任。我认为责任简单的说就是说一定要对社会负责,一定要坚持报道的公允、客观、准确、全面、及时、深入。谢谢!

  Mark PENN:我们听一下洪先生,请您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

  洪锡炫:谢谢!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韩国媒体曾经经历过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可能大家更感兴趣。这两个例子其实也是充分证实了数字时代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和社会媒体出现。这种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交互。因此媒体报道的最终的结果也充分地证实了新闻报道之间出现的革命性的交互。这主要也是基于传统的媒体和现代的社会以及数字媒体之间的交互。首先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每一个媒体都是报道了日本的海啸和地震事件,韩国与日本距离比较近,同时文化和历史上和日本有着一定的渊源。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报道这场日本危机的时候所采取的角度和手法与我们报道其他危机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在海啸发生的时候,因为日本NHK报道,日本NHK在全国各地都安置了摄像头,派了一些摄影记者想要记录实时发生的状况。所以一个小时之内海啸就在电视上直播了,然后又在韩国电视上转播了。海啸是下午2:45发生的,不到一个小时内韩国全国民众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场灾难的发生,而且是实况报道。

  洪锡炫:这可以说是在危机报道中前所未有的现象。这好像是现场节目实时发生的,而且还不是半夜。是在下午,人们可以在办公室看电视或者在家里看电视,还有一些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观看这个节目。韩国是互联网接受程度最高国家,即便家庭主妇都可以随便上网。因此我想和其他危机情况不一样。我们好像在报道日本危机的时候,就好像在看真人秀节目,而且是很大规模。刚才Mark PNEE说日本海啸报道不足,但是在韩国是报道过度。在日本发生这场海啸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这次事件。大概有80%媒体覆盖率。事实上我们看到数字媒体、社交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发生密切的联系。因此我的确很惊讶地认识到这种联系,我自己60多岁了,我那一代人其实是彻底地受过了洗脑,我们知道日本人对我们所在的国家曾经做过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些很复杂的心里纠结。但是实际上通过我这次的体验,我惊讶看到年轻韩国人对日本事件表示出的同情心,他们甚至愿意直接走出来提供一些帮助。对我来说这真是一场惊奇。即使韩国在历史上经历了那些所谓历史上和日本之间的敌意。所有这些仇恨似乎都已经消失了。

  洪锡炫:传统媒体会说双方都会存在一些情感上的因素,但是我们仍然很惊讶地看到年轻一代人不一般的表现。因此传统媒体必须要跟上去。传统媒体也必须跟上公众本能的反应或者公众的自发反应,同时这些反应也在twittle以及其他社交网络上公布出来。因此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很有意思,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对于社会媒体网络时代而言。因此时间有限,我就不再介绍第二个例子,以后有时间再说。不过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社会媒体网络也存在着负面效应。比如说像核反应堆事件。像这些核辐射的效应或者核辐射的负面影响在社交媒体当中得到过多的渲染,这主要是由这些社交媒体网络推动的。今天实际上这些核辐射的原料,比如说将会在12个小时之内传递到朝鲜半岛上,我觉得传统媒体必须要在政府帮助下介入进来。但实际上社交媒体这些说法完全不正确、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实际上是应该由政府提供一些比较健全、客观性的分析和推理。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像在海啸报道的这次事件,在韩国媒体的报道以及数字媒体的环境。我觉得在韩国也是比较发达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谢谢!

  Mark PENN:请刘先生。

  刘长乐:我是一个媒体人,而且是有着时事直播的新闻频道的一个电视台负责人。我们今天讨论危机的报道,危机报道除了金融危机之外,还有天灾人祸这样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对媒体来说今天讨论非常重要。有一个坏消息,就是今年突发事件非常多。凤凰卫视有一个突发事件栏目,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凤凰卫视演播厅红色大灯就会全部亮起来,今年闪动次数特别多,每次一闪动,大家都很紧张,就进入突发事件直播状态。但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今天没有任何危机事件发生。我们今天讨论危机事件媒体报道责任、管理的问题。我们讨论的嘉宾非常有意思,有政府高官、官媒大佬、西方媒体大佬,还有公关公司老总,这样来讨论危机事件报道、危机事件管理非常好。

  刘长乐:我思考对危机事件报道有四个尽量,第一个尽量,发布上应该尽量及时,及时很重要,如果不及时就会发生很多麻烦。第二,信息尽量透明。透明也非常重要。第三,事实应该尽量准确。第四,态度应该尽量客观。这个作为媒体来讲可能非常重要。特别后面两个,作为媒体在现在的报道中间已经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经验教训。但是总的来讲这几年对于突发事件或者危机事件的报道,我们作为一个过来人,凤凰卫视是2001年创办凤凰卫视资讯台,可以说是华语区第一个覆盖范围比较大的新闻频道。2001年9月11日就发生了911事件,有人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频道诞生,可能华语观众当天看不到这个事件。我们非常感谢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电视观众能够在2001年以后看到新闻直播的国务院新闻办的现场,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2003年又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关于SARS的问题。从那以后中国危机新闻报道就开始一个崭新时代。凤凰卫视非常有幸作为这次新闻发布会直播的见证人,我们全程直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这样一个事件对于以后中国关于危机事件报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河。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社交媒体的问题。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及时、透明、准确和客观,这个还是我们危机报道中间最需要强调的四个要点。谢谢!

  汤姆森:谢谢!今天其实有危机不见得是一个食品安全或者日本的危机、中东危机。是传统媒体上有一个危机。尤其是西方传统媒体。读者在各个时空进行漫游,使得传统媒体已经落伍的。这对媒体机构提出了一些问题。同时对信息质量本身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社交媒体非常重要,一个是社交,一个是媒体,两个词。有的时候很难让人区分社交是那种闲谈。但是媒体应该客观报道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你不是那么客观,非常主观的话,就变成社交了。你看到中东或者基于微博的革命,你看到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们只是催化剂,为了达到这个结论,你必须有专业的知识。传统媒体他们做得是不错的。95年的时候在北京有记者,而且有很大资源的支持。但是现在很少了,根本没有很大的投入。当然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美国对中国报道,95年的时候更加深刻,现在深刻的报道更加少了,这应该也是另外一个危机。另外媒体总是推进这种危机,因为媒体也竞争。我以前是伦敦TIME的编辑。我们记者常驻国外,带回来的报道是革命性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少外派记者。现在信息泛滥,但是反而不是那么客观。有些媒体机构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他们资源有问题。

  汤姆森:现在大家必须找到新的视角和角度来报道,而且在这方面又没有很多经验和专业的知识,这样妨碍他们的报道。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危机。正如韩国记者讲到日本的危机,多少记者真正了解辐射的不同层次,大家说辐射的东西正在污染环境,然后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我想真正完全了解这方面可以支持的记者是很少的。所以我想得出这个结论,最后我们读者是非常聪明的。我们媒体往往是低估了读者的智能,如果你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你只是主观报道,在这样一个读者非常聪明的时代,你不光很快地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同时最后失去读者,从这个角度,我对媒体的非常的有信心,但是他们必须基于事实,必须有一种机会来找到这样一种事实来进行报道。除非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这种在过去十年中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我想不光对媒体,对社会本身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Mark PENN:现在我问嘉宾一些问题。我们开始讲的时候,金融危机是报道很难的一个危机。因为只有很小的事实被透露,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大家是公平的吗?你们觉得对金融危机的报道方面是否是做得比较公正?

  汤姆森:我以前做财经报道,我可以说两句。有些情况下大家对此也不是很了解。记者是否真的懂财经呢?媒体是否投入了了解财经方面的情况,还有政府透明度的问题。政府透明、机构透明非常重要。如果你只选择性报道的话,读者就会说为什么你没有全面报道呢?我觉得他们一开始的报道太少了,所以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太关心。

  洪锡炫:讲到金融危机,其实98年亚洲也经历了金融危机,2年前经历了不是我们引起的,而是由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所以媒体报道这两场金融危机的情况不一样。尤其是我们自己在98年经历亚洲金融危机,这是流动性危机,我们叫它国际货币基金会危机。我们觉得非常绝望。为什么是我们呢?就好像一个病人被诊断得了癌症,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就我这么倒霉。所以西方的国际货币基金会他们都是来说我们的行为导致了问题的出现,给我们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治疗方式。确实我们那个时候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就做出批评。我们的媒体就应该这方面揭露政府的一些不当做法。但是也没有什么用。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做得不错。我们还是表达了这种自我的信心。就是我们展示了克服危机和困难的信心,所以我们做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西方也是对此赞成的、肯定的。我们在家里收拾首饰,从总统到家庭主妇。实际上媒体在发起运动方面是很统一的,这是很有帮助的。也能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刘长乐:关于金融危机的报道问题,我的看法是媒体实际上是船头的嘹望者,这不错。但是首先媒体的预告没有到位,首先是我们金融危机预防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并没有形成,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中间在发生以后大家的一个普遍的反思。媒体当然也是滞后了,但是首先是,刚才我们周社长讲了,哪一个媒体预测到了?确实没有。但是哪一个专家预测到了吗?也没有。现在大家预测下一个金融危机会不会持续到来,但是又有渲染成分。IMF刚刚宣布了一个对中国很不利的判断,大家也看到了,说中国通胀泡沫化,马上要爆发等等,索罗斯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所以我由此想到在金融危机方面可能还有一个平衡的问题。现在西方纷纷指责人民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话语权是不是应该公正一些。这是关于金融危机报道另外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上,我们的道琼斯对中国很关注,这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但是作为人民币问题,或者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给世界正面的帮助,讲得充分吗?并不充分。我也希望西方媒体在这个问题给予更多帮助。当然整个金融危机报道应该说都有一个加强、完善、提升的过程。我们的媒体十年之内经历两次大的危机,我想在下一个危机出来之前,很可能有更多预测出现。谢谢!

  王国庆:刘长乐讲的我非常赞同。我想金融危机的报道、处置有一个机制问题,媒体有它的预警功能,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的话,或者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话,我想它这个预警作用也不能发挥。但是如果我们监管部门有这方面预警,而如果有各种各样蛛丝马迹,我们媒体如果没有抓住,我们经济学家对此如果没有分析的话,我想报道也报道不好。另外刚才说到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对中国报道情况。我非常赞同刘先生讲的,作为中国的监管部门、政府部门应该在这方面更多的透明度,给更多的信息,特别是西方媒体也应该既报忧,也报喜,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如果有那些不健康的蛛丝马迹,提出来,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些,没有看到一个完整、准确的报道,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有时候会加重金融危机影响。这一点我是呼应一下。

  周锡生:刚才讲到我们记者报道金融的时候,我们对金融是否真正了解?了解多少?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在的金融跟五年、十年前大不相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金融业务在全球发展非常快。我们记者来讲,除了像这些专业的财经媒体,一般我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很难做到比较全面和跟得上,因为这个专业性很强。所以我们金融报道要做到准确,作为财经媒体本身来说,我们就应该加强对金融知识学习、更新、了解。另外报道确实还是要拓宽视野,尽量做到平衡。比如现在对世界经济的议论还是非常多的,说好的也很多,说潜在存在问题也很多,包括对新兴经济体也要有一个客观认识。包括对中国的报道,毫无疑问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报道。对于中国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有些报道不够全面。另外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张这方面作用,因为整个世界经济是一个庞大体,不是靠某一个国家就可以拉动。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媒体没有预警到金融危机的爆发,我没有任何的来指责媒体,我自己就是做这方面工作。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一天成型,跟日本地震海啸不一样,他事先有很多征兆。我们媒体不可能说明天就要爆发危机了,我们自身来讲更好地提高专业度,我们应该更好地自己去研究,有自己独立的研判。当然我们作为媒体也不能随便发出这么一个预警,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媒体是什么呢?可以把各方面信息比较全面、多方面突出来。那我想人家自然有一个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判断。谢谢!

  Mark PENN:非常感谢!今天这样的讨论时间肯定不够。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内容。首先我们副主任先生提出了必须要和政府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危机报道方面。我们看到在日本的危机媒体报道当中,政府发出的声音非常重要。任何对于信息的误解或者信息不明确,都会导致没有必要的人员伤亡。刚才我们也听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否有人能预警危机的发生,当然传统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汤姆森先生和我之前参加了一个晚宴,有一个基金管理者说到这场危机的发生,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金融界当中存在大量详细的信息,这些信息足以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些信息都没有被报道。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实时发生的危机。这也是我们刚才有一个韩国的同事提到了不仅仅在社交媒体,比如在美国,人们不需要每一天过了漫长工作后回家打开电视才知道发生的新闻。我们有一个实时展开的危机的系统,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实时具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可以避免那些具有极大误导性的错误的信息。这一点我们引起的关注还不够,这一点需要我们强调。我们也提到了五个原则:及时、准确、客观等等,如果遵从这五个原则,就可以提供最准确的报道,同时作为媒体也可以承担最好的社会责任。最后也有嘉宾提到社交媒体出现实际上改变了媒体作用的本身。在这个世界上来没有那么多具有阅读能力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大的市场,但是同时像北京的记者获得的资源正在减少,有的时候整个体系施加了过多的压力。能够提供一些预先预警信息的人数的记者也太少了。谢谢各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谢谢!

(责任编辑:佘振芳 H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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