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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谈辛亥:清末宪政对社会变革影响超过辛亥革命

2011-10-09 09:03:22 和讯网 
  清末宪政对整个社会变革的影响远远超过辛亥革命

  记者:学者张鸣最近说仓促的革命打断了晚清的温和的政改之路。他对革命似乎持一种比较否定的态度,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伟时:张鸣讲这个是有他的道理的,确实从效果上来看,改革的成本是最低的。清末新政的功劳是很大的。美国学者任达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与日本》,70年代写的。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新政革命”。他认为清末新政,对中国社会变革影响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我想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清末新政在几个领域的大改革,是非常深刻的变革。

  一个是废科举,以新式学堂、新式教育体系代替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这将中国青少年的上升路径改变了,将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中国人皓首穷经,将最宝贵的时间给四书五经了,眼光不超过以儒学为中心的一些传统典籍。这些东西,是很好的文化修养素材,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样的知识结构不适应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儒学的提倡者辩护说儒学跟现代社会不矛盾,但是从知识内容上,儒学跟现代社会根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

  记者:或许可以说是不矛盾,但是没有办法成长出一个现代文明。可以这样讲吗?

  袁伟时:对。现代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人,你读四书五经,没有办法办现代企业,没有办法办现代军队,没有办法办现代外交,没有办法办各种各样的现代社会事业。从知识结构到基本理念上都不适应。所以,这个教育改革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革命。

  另外一个是司法系统的革命,那也是很成功的。传统的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是以三纲六纪(六纪是六亲)作为基本架构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体制,都是建立在三纲六纪上。士绅治理的家族也是三纲六纪的制度。这个制度也是跟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东西。清末新政时期,废除原有的中华法系,在日本的法学家协助下,采用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制定了中国的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刑律、民律,还有民事、刑事诉讼法和一些专门法。这是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一套法律,辛亥革命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一些草案,还没有完成的法律草案,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接受了。

  这两条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第三个大的革命是政治体制改革。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但是不少地方将社会管理的制度变革了。

  以前中国的社会管理,行政权和司法权是统一的。当时开始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有些地方成立了新的法院,司法从行政权里面分离出来了。司法人才不够,找不到人做法官,没有足够的人当律师,变革过程没有完成。

  宪政的基础,是层层的地方自治。当时已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从县一级开始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权。地方自治是有好多内容的,其中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慢慢地建立了民警制度。

  各级“议事会”,省的谘议局,全国的资政院等议会系统也开始建立,在中国,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还有就是在各地方成立了咨议局,是成立参议会、省议会的雏形,这些都有了。而且这些民意机构确实发挥了作用。资政院1910年成立以后,就提出应该在1911年开国会,要推行宪政。1909年各省的咨议局成立以后,成立了各省咨议局的联合会,领导了连续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宪政教育,从“为什么要选举”这些最基本的常识讲起,对一般老百姓进行教育。当然,它是有限范围内的选举,还有财产限制,或者是文化程度或资历限制,你做过什么官,哪里毕业,或者你交了多少税,选民的资格有限制。但这是世界各国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欧洲各国真正实行普选,都经过两三百年。美国100多年,英国将近300年,才实现真正的普选,男女平等的普选。在世界历史上,先有贵族的民主,然后是上层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是大众的民主。大众民主最初还是男性的,到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所以这个发展过程不奇怪。

  从这方面来讲,新政的改革也比辛亥革命还重要。

  记者:它的历史价值比辛亥革命还要大?

  袁伟时:还要大。假如将这个过程坚持下去,中国的发展会顺利得多。在各省咨议局发起的请开国会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提出缩短预备立宪时间,从原定9年缩短3年,1913年开国会,实行宪政。那就是宣统五年。但是根本没有宣统五年,1911年革命就爆发了,打断了。一方面看到它中断,另外一方面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管理的深刻变革作用。

  记者:现在很多学者都谈到过,比如说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纯儒,民国的时候就自沉了。后来留了一个《告国民书》,里面说我殉的不是清朝,我殉的是义,清朝所代表的义。说我原来以为进入民国以后社会会变得更好,但是没想到进入民国以后,社会更加腐败,贿赂横行。所以我现在自沉掉了。有很多学者就说辛亥革命也革掉了一些旧的伦理道德,但是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伦理道德。

  (资料:“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且诸君亦知鄙人何为石乞纥拘执以行此义乎?设使今日风俗尚厚,或辛亥壬子有大老名流殉节者,继续世道,则我尚不及亟死。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师,背育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腼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袁伟时:道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应该仔细讨论的问题。任何一个新的制度建立以后,必然面临新旧道德交替,产生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所谓道德,是公认的善恶准则。可以约束人,但不是强制性的约束,是思想约束。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没有正视一个基本情况:清朝末年,本身是很腐败的社会。从官员到民间,都是很腐败的。清政府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很不合理的。慢慢慢慢地,化公为私变成公认的规则,成为一个制度。按照现代法律意识来看,就是无官不贪。比如说税收收入,地方官员,明知不是他的薪金,但上缴和必要的开支后,他可以归入自己的收入里面,甚至可以带走。大量送礼实际是变相行贿,已经成为固定的礼仪,任何人都不能不送。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工商企业发展起来,流动性的财产大量增加,贿赂必然更多,贪污更普遍。几乎各个国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美国、法国、英国等等,毫不例外。如何约束这样一个过程?道德有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太大。辛亥前后,天天讲儒家道德,知识阶层从小开始念儒家的那些东西,从启蒙读本到四书五经,没有哪一课是教人贪污的,但是他们照样到处贪污。道德无能为力,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法治,一些基本要求要成为法令,并用严格的执法系统去支持,那些恶劣的社会风气才有办法扭转。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在这个地方要明确。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有一些新思想,但这些道理他不太懂得。他的精神上承受不了社会变革过程的压力,看不透这些社会现象,只好选择自杀。一点不奇怪。问题是原有的社会体系大变革以后,怎么稳定下来,进行政治体制的建设、法治的建设,这个工作没有走上正轨。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这个问题。

  记者:能不能总结一下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转型的功和过?

  袁伟时:过去是笼统地讲,它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两千多年的帝制。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后来号称民国,标榜共和,实际上的专制统治者大小皇帝比比皆是。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辛亥革命没有完成中国民主化的历史任务,更加没有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设。经济上,它不过是沿袭了清末新政的进程,没有辛亥革命,经济也照样这样发展。教育方面是本来就实行的新的教育体制。辛亥革命,其实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没有大的作用。但有些方面成绩很大!

  首先,言论自由的限制彻底破除了。清末曾经制定新闻法,结社法。最初都是从限制、控制那个角度考虑。但是,慢慢地在社会的压力下放开了。但也没有彻底解决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类政治体制的关键性问题。当时有租界存在,很多报纸、杂志、团体,反抗清帝国的一些政治活动都在租界里面,这是清政府权力达不到的地方。辛亥革命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实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最大的成就。

  第二,思想文化领域,对儒家三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没有皇帝了,也就不存在所谓君为臣纲。另外,蔡元培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在孙中山的政府和袁世凯的临时政府,蔡元培都是教育总长,他推进了教育方面的改革,下令废止读经,这一条对改革中国教育是一个推进。另外,蔡元培又明确讲,原有的教育方针,有些内容是不合适的,比如说忠君那一条就该取消了,同时革除牵涉到忠君保皇的教学内容。道德规范是什么?他提出新的标准;说自由、平等、博爱,就是现在道德的规范。他这样提出来,当然不一定是完善的,但是势必要对道德规范有一个新的变革,对儒家提倡的专制主义的东西,有大的冲击。其实这就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一方面的变革是很重要的。

  第三.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架构。尽管不完善,架构搭起来了。

  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成就。

  记者:您的观点跟台湾的张朋园教授差不多。张朋园教授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不建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做过度夸大。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太多的功绩。

  袁伟时:对。完全是这样,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来源:腾讯)

(责任编辑:刘文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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