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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立宪派商团倒向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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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0日10:24 来源:青年报 
1913年建造的上海总商会大楼如今已被一片工地包围。
1913年建造的上海总商会大楼如今已被一片工地包围。
1915年建造的上海总商会大门现状。
1915年建造的上海总商会大门现状。

  上海总商会

  【地址】

  铁马路天后宫

  【现状】

  北苏州路470号

  【时间】

  1911年11月划归

  苏州河上的河南路桥,始建于1875年,现在这座1924年改建的桥依然牢固。河南路桥有很多名字“三摆渡桥”(1843年这里设有渡口)、“铁马路桥”(河南北路原称铁马路)、“天后宫桥”(桥下曾是清政府出使行辕“天后宫”)。1911年11月,上海军政府划定铁马路“天后宫”作为上海商务公所的办公地。

  1902年,上海商务公所由盛宣怀奏准成立,之前办公地是在大马路(南京东路)五昌里。1912年2月,上海商务公所与上海商务总会合并成立“上海总商会”后,在天后宫原址建造办公楼。办公楼1913年建了起来,而总商会大门则是1915年建成的,办公地也从出使行辕迁入此地,现在的地址是北苏州河路470号。这一片的建筑几乎都被拆光了,边上是一个大工地。要建新楼盘了,工地外的围墙上印着“华侨城—苏河湾一号”的字样这儿的地价是多少?70.2亿!

  总商会的大门被锁上了,工地一位负责人让保安打开铁锁,带着记者走近她醉人的红色、精致的细节,泛着历史的沧桑这一切竟然全被封闭起来了。大楼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经过这么年,如今有些“受伤”,从外观来看,大楼原是两层加地下室,却被硬生生加了一层,拙劣地露出水泥墙。大门也被粗暴地加了一层,加层上一个旗杆至今突兀地竖在那里……

  商团手中有钱有武装,力量不容小觑

  为什么上海军政府一成立,就划定“天后宫”为上海商务公所的办公地呢?“关于商团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学界内也有很大争议。”在复旦大学砺志论坛“辛亥百年专场”,历史系教授朱荫贵表示:“一种意见认为上海商团在光复中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另一种认为它还是有作用的,我个人也这样认为。”

  人大教授张鸣认为:“进攻江南制造局的联军中,大部分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而上海又是一个立宪派的中心,商团手里既有钱又有武装,力量十分"坚挺",他们的选择非常重要。在江浙一带,如果没有商团的"倒戈",可以说"上海光复"是没戏的。”

  沈渭滨、杨立强在《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中写道:“自10月24日革命党人与商团负责人接触后,直至上海光复前夕,陈其美和商团领导人沈缦云、李平书等"日必举行会议",研究响应武昌起义的部署。”

  李平书从1902年开始,一直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提调,同时也经商,并担任商团公会会长。11月1日,陈其美决定上海首先发难,当夜与商团领导人进行了秘密讨论。陈其美在江南制造局被清兵抓获,李平书闻讯后,立即赶至江南制造局见总办张士珩,探询消息,“察其念不能即释”,继而又“以市公所、县商会名义”作保,但仍被拒绝。《沈缦云先生年谱》中则写道:“(陈其美被拘禁后),即驰往商团本部,集合革命同志……乃率众三千余人,立往援救,攻取制造局,陈公得无恙出险,相庆成功。”

  而上海光复后,商团又立即着手维持地方治安。《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提到,湖南独立后,焦达峰、陈作新当了正副都督,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之类的官衔。“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都离了……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白条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但这样的乱象没有在上海发生。朱荫贵承认:“革命发生后,上海商团起到了社会稳定剂的作用。”

  进入商界的读书人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专攻中国近代金融史、企业史的朱荫贵认为,清王朝在辛亥年土崩瓦解,可以在经济层面上找到三大原因。

  “第一,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发展的主要是军工企业,民用产品企业则主要是官督商办的性质,期间民族资本的发展并未得到鼓励和扶持。之后的戊戌变法设想鼓励民间资本,但百日维新之后,很多积极措施又撤销了。晚清新政时期,放开了对于民间兴办新式企业的禁令,还鼓励兴办,但最后又开始对经济和实业往回"收",这让民间实业家对清朝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其次,清政府曾在1900年后明确要求各省经济发达的城市要成立商会。“当时清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之时,商会成为了反对清廷的力量。比如"保路运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就是商会成员。辛亥革命中支持各督抚独立的,也是这些人。”

  此外,朱荫贵认为:“当民间的不满积聚时,如果没有挑头组织的人,这个社会仍有可能维持较长时间。”但在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实施了千年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失去了入朝为官的阶梯,其中一些人进入商界,“并且形成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

  张鸣的观点是:“当时,清政府不但组建一个满人专权的"皇族内阁",还收回了路矿权,政治经济权利的上收,得罪了立宪派,使他们倒向了革命派。”学者傅国涌则认为:“辛亥前夕的政治运动,主要不是革命党而是立宪派。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清政府设立地方的咨议局、中央的资政院,已经形成了一个议会民主的雏形。当时全国共发生了3次大型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尽快实施宪政。但清政府拒绝提前召开国会,没有吃请愿这杯"敬酒",于是只能吃下辛亥革命这杯"罚酒"了。”

  中国经济因辛亥革命进入“黄金时代”

  “史学界对辛亥革命也有不同评价,除了肯定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也有人认为,革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如果晚清新政继续发展是不是会更好?”朱荫贵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无论怎样评价袁世凯和后来的北洋军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对经济干预少,甚至制定各种方法来推动。”

  朱荫贵表示:“袁世凯政府成立后,聘请张謇担任农林工商部长,在1913-1915年间,参考外国法律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一整套工商、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共20多部。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涌现了“棉纱大王”、“面粉大王”荣氏兄弟,“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刘鸿生等实业家。“此外,金融业得到巨大发展,上海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远东的"金融中心"。交通方面,铁路、公路、轮船都有巨大的发展。”朱荫贵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爆发,为民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打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而且这个市场经济是有各项配套措施的。”

  此外,商团的“倒戈一击”,让辛亥革命显得充满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场“全民革命”因为“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可以说是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但章开沅在《就辛亥革命性质答台北学者》一文中反驳称:“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为数不多,这也是各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通病,并非辛亥革命所独有。一般说来,资本家多为利己主义者,他们不像起义的农民和革命的工人那样赴汤蹈火,需要借重其他社会力量来作为革命战斗的前驱。”

  链接地标·吴淞码头

  上海开埠后就有了码头

  “呜”的汽笛声又响起了,这早已成为百余年吴淞码头标志性的音响。

  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的吴淞堪称上海的一片热土。商市、渔港,企业林立,镇貌俨然。1919年在此建成的大中华纱厂,生产能力位居全市之首。再后来,上海海关也在此设立了分卡。

  吴淞,更见证了“状元实业家”张謇对教育事业的倾心付出:1905年,他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张謇还先后创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也是如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在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行政部的陈先生说:“关于吴淞码头的历史资料,我们也没有。只知道是在清朝,上海开埠之后,吴淞就开始建码头了。”他指着西面说:“那边过去一片都是码头,最早的码头可能是在现在的上港十四区附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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