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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儒学转型的岭南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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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02日00: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程潮

  【核心提示】阮元任两广总督后,创办学海堂,引导岭南学术从宋学向汉学、从专注时文向讲求实学转向。岭南开始进入汉学鼎盛的时代,涌现了林伯桐、曾钊、李黼平、侯康、邹伯奇、陈澧、桂文灿等一批岭南汉学名家,并诞生了以林伯桐为代表的月亭学派、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和以朱次琦为代表的九江学派。

  屈大均还宣称“生平为学,以知为本”,强调了“以知为命”、“以知为性”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将“知”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基于“以知为本”的信念,屈大均写出了岭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广东新语》和富有个人特色的《翁山易外》。

  传统儒学的表现形态在宋明时期为“理学”,在清代为“汉学”。明中后期,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主要内容,成为了读书人谋取功名的敲门砖。然而,作为民间学术的陆王心学却成了学者们争相追捧的对象。

  程朱理学的流弊是教条繁琐,而陆王心学的流弊则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随着明王朝的衰亡,人们更加感到了理学的空疏无用。于是,在明清更替之际出现了从理学向汉学转型的学术倾向,其中,有岭南因子促使了这一转型。

  明晚期,岭南出现高扬汉学的先驱者

明清之际儒学转型的岭南因子

  晚明时,岭南出现了如唐伯元和林承芳等高扬汉学的先驱。唐伯元,澄海人,湛若水高弟吕怀的弟子,明万历二年进士。他不认同王阳明“心学”,认为“《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故上疏反对王阳明从祀文庙,请黜陆九渊。同时作《白沙文编》,以示对白沙之学的支持。唐伯元对王学的批判,开启了明清之际新学术的先导。他曾说,“郑康成、朱元晦,皆圣门游、夏之列”,“两汉近三代,若董仲舒、扬雄、刘向、郑玄、徐干,皆其杰然者,其绪论往往可采也”。这些说法肯定了汉儒学术的价值及汉学与宋学的可调和性,这也是清代汉学家的普遍看法。在经学考据方法上,唐伯元主张“解经以传,不如解经以经,合而解则明,析而解则晦”,即在研究中将儒经中的各事、各义联系起来,使不同的儒经相印证,这也是清代汉学家提倡的治经方法。

  林承芳,三水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受过“宋学”的洗礼,提出“王氏良知之旨,亦与陈氏主静之学相为表里”,表现出了调和陈、王学术的倾向。不过,他在《重刻十三经注疏序》中主张科举取士的内容应从“宋儒传注”转向“汉儒训诂”,“汉之去圣人也未远,其说犹或有所受”。他还赞赏汉儒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指出“汉初诸臣,引为经说,多离而少合,然往往能树俊伟之业”。因此,他质疑道,“安得执宋之说以废汉?”

  岭南汉学大儒陈澧,在林承芳对儒家学术转型的贡献上指出,“此所论与近时议汉学者无异,而明万历时已有之,其人广州人也,今广州人宜知之!”这就告诉了世人,清初汉学大师的观点与明万历年间林承芳的一致。其言外之意,可以理解为:林承芳是推动宋学向汉学转型的先驱。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明清之际儒学转型的岭南因子

  明末清初在岭南白沙之学的推崇者中出现了屈大均、胡方和陈遇夫等颇具建树的学者。屈大均,番禺人,其思想经历了从“逃禅”到“归儒”的过程。他在《翁山文外》中提出“生学白沙,以道为家”,表现出了崇尚白沙之学的倾向。另外,他还宣称“生平为学,以知为本”,强调了“以知为命”、“以知为性”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将“知”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基于“以知为本”的信念,屈大均写出了岭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广东新语》和富有个人特色的《翁山易外》。因屈大均曾为反清志士,所以其学术受到了清廷的打压而无法显于世,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胡方,新会人,清初汉学大师惠士奇称他“人品端,学术醇……注《易》及《四书》,多所开发;接理学之传,粤人比之江门陈献章”。胡方认为,圣贤之道不外于“随己之分而尽其宜”,圣贤之学不外于“审事物之宜,行事物之宜”。他主张圣贤之治天下,不外于“使人物遂其生,复其性”,即要以改善民生与提高民德为目的。

  陈遇夫,新宁(今台山)人,生于理学正盛、汉学渐起的康熙朝。当时,理学长期被官方和学界奉为“正学”,而汉学则被排斥在“正学”之外。然而,陈遇夫坚信:“圣贤之道如日月丽天,遗经具在,岂自汉至唐一千年,好学深思,得圣贤之旨者仅一二人而止?”于是他撰写《正学续》,以昭“汉唐诸儒学统相承,未尝中绝”之意,并阐明要“续”汉唐之“正学”的意愿。他指出,“汉初诸儒,记诵拾遗,皆有功于圣门,不可没也”,“谓汉儒解经不如宋人之条达疏畅则可,谓汉儒穷经总无见于圣人之道则不可”。这实际上是为清初汉学的兴起寻找了合法性依据。当然,陈遇夫作为岭南人,仍以继承白沙学脉为己任。故他重订《白沙语录》,以明白沙之学“由博返约,非堕禅悟”。另外,他反对学术界的门户之见,特引庄子“道术将为天下裂”之语以示警戒。同时,他提倡各家学术的包容性,指出“圣人之道”原本至大,“百家腾跃,终入其中”。

  至清代,岭南兴起汉学之风

  清初广东学术承白沙和阳明之余绪,宋学居主导地位,岭北汉学开始进入了兴盛时期,同时在郑晃、惠士奇、郑虎文、钱大昕、翁方纲等学者型官员的带动下,岭南的汉学之风也开始兴起。对此,阮元主编的《广东通志》中提到,“广东人士敦崇经术,则郑晃导其先路”,“粤中经学惠士奇实为之倡,而虎文复振其坠绪焉”,称广东人能够“穿穴古今,贯通往事,谈历朝之成败,考史笔之是非,人知鲁亥之讹,家习董狐之学”,实是“大昕之力”。冯栻宗总编的《九江儒林乡志》指出,“元和惠士奇、大兴翁方纲先后视学粤东,以学问词章为诱掖,而后青衿髦士始知全读《五经》。”岭南学者也在与惠士奇、戴震、纪昀、钱大昕等北方汉学大师的交往中,将这种学术风尚带到了岭南,使汉学在粤中得到滋长。

  阮元任两广总督后,创办学海堂,引导岭南学术从宋学向汉学、从专注时文向讲求实学转向。岭南开始进入汉学鼎盛的时代,涌现了林伯桐、曾钊、李黼平、侯康、邹伯奇、陈澧、桂文灿等一批岭南汉学名家,并诞生了以林伯桐为代表的月亭学派、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和以朱次琦为代表的九江学派。这些学派在当时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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