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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炮火下,宜兴学校奇迹般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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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9日05:27 来源:扬子晚报 
“三洲中学”原址
“三洲中学”原址
三洲实业中学旧址铭文
三洲实业中学旧址铭文

  说起抗战,每个城市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可歌可泣的史书。

  在扼踞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宜兴,70年前硝烟散去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关于英雄、关于热血、关于战火……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藏于深山、隐于苇荡的弹丸一隅,因侵略者鞭长莫及而未沦陷,除了作为敌后根据地发挥重要战略作用,这里更成为战争年代一处难得的“避风港”,吸引众多流亡者到此驻足,正常的社会生态得以维持,尤其是教育。

  档案里的惊人数据

  抗战8年,

  宜兴的学校反而多了几百所

  在宜兴市档案馆保存的“抗战时期宜兴大事纪要”里,有这样一组记载:

  1937年冬,日军入侵县境,绝大部分小学先后被迫停课,城镇多数小学遭日军破坏。1938年秋,全县小学相继复课。1939年7月,全县中小学利用各种方式复学,各小学已扩展至288所,学生29000余名,中学有县立中学分部5所,私立中学1所,学生900余名。1940年7月底,全县各区有小学309所,公、私立中学8所,中学生达2200多人。1941年7月底,全县有小学在校生共计32000多人,公、私立中学9所,在校生2600余人。1942年8月,全县有小学379所,学生40000余人,中学10所,中学教职员54人……

  扬子晚报记者注意到,到1945年,宜兴全县已有小学382所,比1937年时多了整整70%;中学达31所,比日军入侵前多了近7倍。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宜兴的中小学却每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宜兴市档案局副局长、历史学者宗伟方看来,这与宜兴素来重学尊教的传统密不可分。

  “宜兴素来有一个"耕读传家,士农工商以士为先"的传统民风,所以不仅富家子弟要读书,一般的工农子弟也要想方设法读书。”宗伟方告诉记者,在抗战爆发前,相比其它地区,宜兴的读书者要多一些,由于贫苦家庭孩子大多选择免费的师范,当老师的人也自然多。“在江南地区曾流传"无宜不成校"的说法。由此可见,在战乱时期,宜兴人仍以充沛的热情致力办学、求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当然,按照宗伟方的表述,宜兴的地域特点和战时状况也使它在战争年代成为众多学校、师生的避难地,而使华东一带的中小学教育在这里得到延续和发展。

  为何这里还能办学?

  山多路险日寇攻不下,成教育避难地

  “宜兴有山有水有平原,山区山岗多,羊肠小道崎岖不平,河网密布运输不便。”宗伟方告诉记者,日军侵入宜兴后,大多集中在县城集镇,广大山区和农村鞭长莫及,因此留下了很多活动空间。

  正是得益于这种相对安定的局势,而宜兴又地处苏浙皖地区最发达的中心,沿线大中城市受战火洗礼被迫迁徙的众多文人、知识青年往往逃到这里就安顿下来。办学求学,成了这批人的普遍诉求。

  在馆藏一篇题为《抗战时期学校教育克难求存》的文章中记者看到,浙江金华中学高中化学老师避难到宜,创办了宜兴县中;私立武进初级中学的校长徐槐青逃到宜兴,创办了夏芳中学;同期落脚于此的苏州女师附小教员蒋品珍,成了夏芳中学的语文老师;先后担任教导主任、校长的李宣洁,战前是苏州中学的国文教师。

  除此之外,包括苏州中学在内的一些江南名校索性举校迁入宜兴,或到宜兴设立战时分校。一篇关于苏州美术专门学校的回忆文章记载,“苏州美专原址沧浪亭,创办于1922年,中外闻名。抗战爆发后本校被迫关闭,在宜兴当地校友帮助下筹办分校于分水墩古庙。那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新四军游击队常出入其间,日寇不敢侵犯,有良好的办学环境……”

  这种“办学环境”也让南京国民政府大感惊喜。宗伟方告诉记者,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宜兴山区创办了多所临时中小学,并广为宣传,让苏浙皖一带的师生来此投奔。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宜兴太华、张渚一带,还留下了两处我党当年在敌后办学的遗址:一是创办于1944年,旨在吸收新四军子弟和当地学生的三洲实业中学;另一便是赫赫有名的苏浙公学,1944年从浙江转迁太华,虽然只开班两期,却为抗战救国培养了众多人才。

  师生经历何等艰难?

  学校往往是战斗爆发最密集的地方

  在宜兴采访期间,记者分别探访了三洲实业中学和苏浙公学的旧址,前者其实是当地的董家祠堂,后者在当年是汤姓富户的民居。70年沧桑过后,当年战火留下的印记却依然分明,甚至还能看到激战后残留的弹孔。“当年这两个地方除了作为学校,还同时是新四军的流动驻地。但凡遇到日伪扫荡突袭,这里就是战斗爆发最密集的所在。”宗伟方说。

  事实上,当年密布在宜兴山区的几百所学校,虽然公、私不一隶属各异,却都经历着乱世求存的举步维艰。

  从三洲实业中学或苏浙公学旧址便可看出,当年的所谓学校,除了原地的旧校舍改造外,更多是选择祠堂、寺庙或民居。史料记载,“学生上课时与神像或灵牌为伍,晚自习没有电灯、火油灯,一般是两人合用一个灯火如豆的油盏头;教师上课全部是一支粉笔一本书;大多数学生课桌椅配不齐,门板架起来当课桌是常有之事……”

  在《宜兴抗战史志》中记者看到,“1941年春,日军进犯山区,将县一临中所在的崇恩寺付之一炬,幸好是寒假期间并无师生伤亡;同年4月,日伪军进犯张渚,窜入涧桥京杭中学,残杀学生4人后扬长而去。”这些记载,足证当年办学的艰险。

  令人敬佩的是,抗战时期老师们几乎都是义务施教。“即便有微薄薪水,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根本难以维持生计。更何况交通不便,薪水不会定时发放,一日之差往往就要大打折扣了。”

  也正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宜兴中小学教育却在8年抗战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为后世培养了大批人才不说,对战时青少年的爱国教育以及抗日宣传也有卓越贡献。”记者在当年新四军于宜兴敌后创办的《战斗报》上看到,1940年4月,张渚一带的中学抗日救亡宣传活跃,甚至造成了“3名侵略日军因厌战或恐惧逃亡、自杀”的效果。

  背包县长的故事

  除了中小学教育在宜兴山区这块“避风港”内得以延续发展,还时有沦陷区的党政要员流亡来此办公。流传颇广的当属张渚10位“背包县长”的故事。《张渚地志》记载,宜兴张渚镇,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2月至1943年9月,这里有重兵驻守,军队番号多达10余。“日军多次疯狂侵犯,双方展开拉锯战,打了6年之久,江南大片国土沦陷,唯张渚巍然存立。”

  宗伟方告诉记者,当时国民党建立“江南行政公署”,下设两个专员公署,公辖江南20多个县。“这些县沦陷后,共有10个县的县长流亡到张渚,背包办公,是为"背包县长"。”

  这10个县长分别是:镇江县县长丁松林;常熟县县长安蔚南;武进县县长李渺世;无锡县县长徐光;昆山县县长沈霞飞;吴江县县长沈立人;吴县县长许宝光;句容县县长顾大荣;金坛县县长朱汉玺;丹阳县县长曹宗铎。“他们就在当年的纸筋厂里办公,主要是宣传抗日、收税、搜集情报和策反,在张渚一带留下了许多足迹,更成为宜兴抗战史上一段佳话。”

  无疑,“背包县长”的故事,丰满了宜兴太华、张渚一带山区作为抗日战火中相对和平的“避风港”形象。而如果用后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评述为本文作结,那就是:“漫天的硝烟里,这里弦读之声不绝,公事之繁不辍。呼应了苏浙等地全民一心抗战的愿景,铺垫了抗战走向高潮和胜利的趋势,保留了相对正常的社会生态。这方战时的"净土",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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