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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分论坛文字实录

2013-09-11 11:28:29 和讯网 

  和讯网消息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1日-13日在中国大连召开,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创新:势在必行”。

  以下为“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分论坛文字实录:

  主持人苏理达:现在开始,好像我们又回到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躲在后面,请大家是不是挪到前面来。这样我们看得见一点,看的清楚一点,都坐在后面躲起来了,看的不清楚,谢谢。

  早上好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来看我们这场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牵扯到三个大的重要的国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小,如果我们把中国、韩国日本的GDP合起来,大概就是世界GDP的20%。贸易的角度来说,是6000亿,这三个国家6000亿美元的贸。我们大家知道这三个国家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目前在世界上是最成功的三个国家,尤其是在过去几年。我们现在经常因为有某些小岛的争议,所以报纸上报道的很多,我们忘了这些经济的情况,有的时候也忘了中国和韩国受日本的殖民,还有出现的这种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破坏那么大,经常把这个给忘了。

  如果我们今天回顾一下历史,看一看报纸的媒体我们有的时候就忘记,其实有一个更大的观点来看,这三个国家有好几十人的和平共处,可以说有很多互相的交流,互相影响。因为有共同的一些类似的文化,一些技术,比方说从大米的文化,还有道教、儒教还有很多共享的文化背景。如果在看看一六几到一九几这三个世纪,这三国都是和平共处的。

  那么长时间的和平共处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见到的,为什么一开始提出这些事情,现在把这些东西排除在外,不要再讨论过程中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去讲过去,我们要展望未来。

  商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想法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我们台上有5位演讲者,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就不准备一个一个的介绍了,你们在会议的材料中都已经讲的很详细了,他们这几位来自这三个国家,而且都是重量级的人物。还有另外一个从夏威夷,在太平洋(601099,股吧)中间小岛来的先生,有的时候是政治家,有的是大学里的教授,他们都有共同点,都是一些思想家。他们发挥不同的作用,担任不同的任务,和政府多少有点联系,他们都是国际人士,所以我们可以用英文来交流。

  不是科学家但是和非科学领域比较特殊的一点,他们都是博士学位。我先请每个人简单地说一下我们这里三四分钟不能长,我们的嘉宾都是不同的老师,他们当然是一发挥起来可以讲两个小时,题目很大,我们不允许。只有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这种简短的发言之后,我们希望来请听众也提一些问题,我现在先请Kill Jeong-Woo先生,韩国议会的成员,他也有很多外交方面的经验。Kill Jeong-Woo先生为什么那么难通过这些非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紧张,为什么这么困难,这是由于政治家,是没有什么想象力,当然这和你过去记者生涯的联系。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Kill Jeong-Woo:你刚才说我们三个国家都很大,很重要,你刚才问的是不是政治家,有想象力,有创造性,但是总的来说,应该说是政治家并不是没有什么创造力,也没什么想象力。他们当然是对公众的声音很敏感,尤其在这种社会媒体这个世界中,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生存很困难。为什么我们生存那么艰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力。但是如果看这三个国家的具体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三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中国来说,韩国和日本是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两个国家一样,中国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政治争端和紧张,我觉得这三个国家都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由于我们那么成功,所以我们付出代价。像中国的崛起,日本也在20年中有所放缓,日本又回升了,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恢复,还有韩国也是在崛起之中,这三个国家在近代历史上非常成功,这是很少有的。

  你看看世界上其他的200多个国家来说,我们这个状态是很不寻常的。但是我们这里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创造力,更有想象力,包括政治家在内,可以在很多问题上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办法来摆脱现在这个困境。我大部分的事业是在媒体里渡过,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我希望中国和韩国的媒体可以更均衡地看待这些问题,包括历史上的问题,希望可以均衡一下。不知道中国媒体怎么报道现有的争议但是我觉得,韩国的媒体我们是可以保持更好的一种平衡。

  主持人 苏理达:周先生你是一个学者,你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专家,你也参加了很多非常实际的一些贸易问题,发展出口等等。你觉得这个挣钱的基本动机是不是可以促进三个国家之间更密切的合作?

  周汉民:我觉得可以,咱们看两个数据,刚才讲到三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整个世界的比例来说是相当大的,这三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中,是全世界总GDP的24%,而是东亚的90%的GDP。第二个数据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了这些国家的数据的20%,当然有直接外来投资,这个外来投资只占去了三个国家总的直接对外投资的1.3%。如果把这些数据列举出来,是为了说明其实有很多潜力,我们还有很多空间的发展,还可以挖的更深的空间。

  好在所有的国家都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希望有一些创新。今年3月28号,三个国家就展开了一些非常严肃、认真和城市的谈判,就是关于一个自由贸易区,在三个国家之间要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他们讲很多的节是关于,最近在上海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有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讨论、谈判。还有第四层的谈判,想打破多哈的僵局,四个领域中让三个国家创造出一种新的有活力的,非常实实在在的办法。

  主持人 苏理达: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本国政府的代表,还有经济出口方面的作用,你觉得哪个是领先,是经济还是政治?

  周汉民:这不是一个外交回答,这是实实在在的答复。因为不管做什么,你必须找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换句话说,不光是赚钱驱动,还有一些意义在里面,这两个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平衡。

  主持人 :现在公共领域中,这种紧张感情必须得减少,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周汉民:所有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围绕一些历史问题,政治家来说,国家领导人说,必须有一定的勇敢和远见往前看。我觉得这些谈判本身是很让人受鼓舞的。

  主持人 苏理达:人们说你是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三个国家有这么多相近之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紧张?你怎么解释?

  汪晖:你刚才在开场白里也说了,你讲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共同的地方有中文汉字还有道教、儒教,还有司法的传统等等。但是东亚这个概念是19世纪才出现的。这是日本提出来的。

  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出现东亚的概念,如果说我们比较一下,东亚的概念和欧洲的概念相比较,欧洲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这种类型的比较,我们会认为,从一个角度来看,东亚是分享了一些共同的文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充满多样性的。而且有很多的多样性这种情况下,从政治的角度,还有包括经济的角度来讲,是有一些共通性。

  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一些文化的共通性,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会看到多样性本身也是我们的一个财富。你是非常有必要保持多样性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包括我们知道对文化方面的一些资助,这些都是有这种类型的目标。而且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描述,对于比如说从19世纪、20世纪,同样包括韩国、朝鲜战争,如果你看一下所有的历史博物馆,就会看到每个社会来讲他们对此的描述不一样。这个问题并不是就简单把不同消除掉,而是我们应该真正地促进一些对话和谈判有这样一个空间。这并不是说使我们的不同之处消除掉,非常有意思。

  主持人苏理达:这也说明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多大的程度上认为我们自己是独特的,多大的程度上认为我们和其他人有共通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有可能我们来塑造的,在过去我们并不是说,尽管有很多的共通性,我们也不承认,您作为一个日本非常独立的思考家,如何从政治家来说,怎么样能够来进一步往此推动,或者让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些相应的包括共同的当代问题,或者是能源的角度,东亚的能源角度来进行推进。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包括女性的角色。

  Charles E Morrison:三个国家之间有一些差别,而且没有很好的联系,尤其尽管包括历史方面的互动,还有分享,我们一些共同的文化,或者是传承,一些点,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些是失去联系的。失去一些对话。在文明社会的对话,尤其过去三十年、四十年过程之中,三个经济体是在不断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情况是这样的。社会有了很大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可能是不足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少的对话,和沟通和互动,从一个角度来看,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让三个国家加强的一个点,加强的部分能够更好地分享一下我们一些相应的想法解决关键的问题。

  09-11 10:59 包括一些相应的会议,论坛等等这三个国家应该举办更多类型的活动,还有包括我们应该也参与一些相应的共同会议,但是我觉得经济的层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西方的社会,G7国家也不会在70年代成立的时候,当时是由一些个人参加的论坛,来促进一些比如说政策方面或者国际方面的对话,就是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促进他们的对话,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09-11 10:59 这些制定政策者就会接受他们的一些意见,我们知道当时整个业务的环境也是比较趋向这一点。商业方面的代言人,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有韩国,应该更多的参与进来,创造一些机构,向西方社会一样的或者公司,向这个角度推动。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尽管来说我们和西方的差距变小了,但是还有很多可学的一些地方。如果是有一些国家,如果崛起的非常快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让其他邻国的不安或者担心,或者是害怕,怎么样能够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些担心和害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日本和德国崛起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是希望能够使一些感到相应的利益相关国,使他们感到更加关心,我们再次应该有更多的方法和战略和策略来实现相关的目标。

  主持人苏理达:有很多知识和想法,一生都在研究包括东亚,你是中心的,你觉得东亚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做好准备?

  Charles E Morrison:我有很多的了解,我们更多是东亚的时候,说的是社会和社区。我们更多说的是欧盟,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没有办法想象使用一些战争,第二,包括气候变化等等,人口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知道在欧洲在过去的50年到60年的时间,年轻人比如法国、德国,英国的年轻人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国家就能够互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头半段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在国际的关系之中,这些国家发生了很好的正面变化,尤其是对21世纪来讲的挑战来说,我觉得可能会有同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东北亚的地区,在亚洲的地区,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不仅仅是对亚洲还包括全球的未来都是起到关键的作用,我觉得需要包括商业认识,还有包括知识界的人士,各个层面的人士来更好的互动。

  要有勇气,有可能你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引导一些相应的创新,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领导换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正面的。让商业的环境更加透明,他们了解这个情况,了解这个规章制度,包括外交家也能够了解好其他国家也知道我们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他国家我们都会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做,要有和谐社会。如果有和谐社会才能够有一些国际的合作。我们觉得有一些国际的合作,或者国际的社区是需要有耐心,不可能几天,有可能是十年,甚至50年的时间才会发生。

  主持人苏理达:你们各位的演讲中充满智慧,是不是Kill Jeong-Woo先生想补充一下?

  Kill Jeong-Woo:其实这三国好在幸运,过去几个月中都有新的一些领导人物,这些人都是充满信心,而且是很有能力的。他们是得到各个民众的大力的支持,比方说在韩国是60%,日本是70%,基于这种自信心,又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们可以大胆一些,可以把个人的个性,稍微靠在一边,更多的考虑促进政治关系。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合作推广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能源或者环保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非常能干的新领导,所以我觉得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一种乐观和希望。

  主持人苏理达:从一张白纸开始是这个意思吗?

  汪晖: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有很多潜力的这么一个例子。这就是世博2010年申请就想争着主办,我也是参加整个申博的过程。我自己也是对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跟他们交谈,都跟他们讲话,他们告诉我日本不会支持中国,而会支持韩国。我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韩国也是完全可以组织这个世博,但是这个竞争不好预测,所以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和策略来进行这种预测。中国最后是取得主办世博的权利,后来我也继续游说很多很多国家参加这个世博,这个世博是相当大的事,6000平方米,我希望韩国和日本都来参加。他们两国的大厅展览馆是最好的,最美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非常感谢这两个国家,当初和我密切合作举办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肯定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这三国的老百姓或者亚洲的人民,甚至为全世界人民我们都可以完成这些事情。

  我希望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以更有鼓励的口气。比方说我们日本有一个老大妈,她到上海去,每天都到世博,天天去看,所以我们需要去看更多的这种大妈,就可以把这个关系建立的更好。因为我们不能光靠领导人建立这个关系,还要靠老百姓建立这个关系。

  主持人苏理达:我想请我们观众可以提一些问题。我是有点看不见你们,这个问题是简短的句子,后面有一个问号,这叫问题。

  问:我是来自印度,我们是一个搞开发的机关。我们听到三国的进展,都是很感兴趣,你们都在盯着我们引对,看我们印度的成长和发展,我想问问这些嘉宾,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给印度提出一些什么建议?引对什么时候也可以像日本、韩国、中国那样?

  主持人苏理达:我们先听三个问题,然后让别人回答。

  问:我是来自新加坡尼克大学的,这是关于未来的一个会议。我想问问你们觉得在改变人们的固有过去思考教育给予什么样的作用呢?

  主持人苏理达:最后一个问题。

  问:谢谢你的演讲我是受益匪浅。我想问怎么样促进网络的建立,三国之间网络的建立。这种领导网络的建立,怎么样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苏理达:你的意思是联合的一个领导是这个意思,还是三个不同?刚才印度嘉宾提出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点唐突,这个问题和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偏离的比较远,我们先搁在一边。第二个问题是教育方面的,这三个国家怎么在他们教育里下一点功夫,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第三是不是有一个共同领导的网络,这三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这个地区的。

  Kill Jeong-Woo:其实我觉得印度什么都有,你们有人口,你们有高科技,有软件,有人才,有高等教育,非常高水平的,你们海外有很多很多印度人,这些都是你们的财富,勤劳勇敢。你还有英语呢,我不好说你们有什么可以从我们这来学习的。印度要找到自己的模式,你什么都有,所有资本的财富都有,你要找出自己的路有一条我有一点疑惑,为什么印度没有发展,你们的媒体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很有水平,但是我觉得印度的媒体都是太小气了,老是关注自己的事情,老不看别的地方,也不看世界。你看中国的媒体,它有一个很大的强势可以报道全世界,媒体报道有上百个记者,派到国外去,所以他们是全世界的情况都可以了解。但是印度在这方面好像有点落后。

  周汉民:现在我们来自这三个国家的留学生非常非常多,都跑到国外去。我的大学里有很多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大学生。而且现在日本学也发展的很快。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政策所促进的。我只强调一条,关于语言的问题。英语变成我们共同的文化,我们怎么样促进我们多语言的学习,每个国家促进各个不同的语言学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Kill Jeong-Woo:为什么孩子去美国或者英国去学习,事说实上英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方面,还有包括信任他们的体系能够更好地教育学生,来有一个全球性的更加广泛的视野。从全球的视角进行思考,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说教授一些知识,而且是教育他们,从一个全球的视野对他们进行教育,尤其对韩国来讲这么小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吸引力。所以说,从全球的视野进行思考是很重要的部分。

  主持人苏理达:如果说从全球的视野进行考虑,我们现在说的是美国或者欧洲,不可能在那一直学一辈子,你一定要做一些决定,你在哪去做这件事。亚洲内部和亚洲外部都有要学的,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中欧学校来讲,事实上也是有很好的排名,如果地理位置在中国之外,好像就会更好更吸引学生,你能介绍一下这一点吗?

  Kill Jeong-Woo:现在很多的韩国学生在中国学生学外语中文变成第二大的外语,受到我们学生的欢迎,英文是第一大的。在韩国学习中文,包括在中国的大学学中文变的越来越普遍了。

  周汉民:人们会认为他们如果是在美国或者英国学习过之后有更多的机会,不仅仅在中国之外,在上海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也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

  第二点,有一定的标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标准或者我们自己的政策,比如说排名的政策。在一些最顶尖的大学,他们更多的是要,人口的情况,尤其是包括人文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等,要看一下有关他们出版物方面的数字,也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这些人,包括外界来讲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看看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教育体系来进行衡量。这样的话标准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整个教育或者学生的理解。

  主持人苏理达:怎么样有一个共建的网络,在经济论坛中一些年轻的东亚的领导人,使他们从体系上更好地沟通交流,或者是能够做一些其他的方面来做的吗?

  Kill Jeong-Woo: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怎么样在年轻人之间,三个国家的年轻人之间加强沟通和理解。2011年的时候,有三个国家的会议,叫做亚洲的校园项目。亚洲校园每个国家选100个学生,把这些学生派到另外两个国家去,这个项目仍然在持续,是一个先导性的项目,但是现在做的也非常。他们可以共享学分,互相承认学分,所以现在这个项目还是做的非常好。这个校园说明的是一种流动性还有包括大学之间的合作,大学学生之间的互相流动性的加强,而且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情况下,日本政府还包括中国政府,一起希望能够加强交流,加强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有一个例子,在80年代开始的。很多新的领导人来自于这种类型的项目。

  主持人苏理达: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欧洲有一个项目,大概有25万个学生会要到其他国家进行学习,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是的确非常需要的。在东亚也是非常需要的。

  Charles E Morrison:大家说的非常有意思,一定要有一个框架。毫无疑问的一点,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肯定会要追寻机会,而且还要包括未来这种机会更多是来自于亚洲,还包括韩国的这些人,可能也是希望追寻机会。日本的学生也是这样子,如果看一下日本的学生,这种数量是在下降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主持人苏理达:我们这三个国家经历了叫做亚洲的困境,还有经济的问题,还有政治的争端,还包括领土的争端,还有对过去历史解读方面的不同角度。想一下东北亚的未来,我们应该把北韩、朝鲜涵盖进来。事实上是我们三个国家应该思考的一个国家,就是朝鲜,我们怎么样和朝鲜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把它排除在外,我们应该意识到朝鲜将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合理的部分,当我们考虑到未来东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它。

  汪晖:大家都知道孔子是非常大的思想家,孟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他的妈妈希望给他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所以说他的妈妈就是在他的一辈子之中搬了三次家,主要是因为要换不同的邻居,在中国这是非常古老的故事。孟母三迁主要是为了她的儿子很好的成长。我们三个国家是作为邻居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就离开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作为好的邻居,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其他的地方,我们要待在这,我们一定要成为好邻居,这就是我的想法。

  Kill Jeong-Woo:三个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经济越来越独立,在过去30年、40年是这样的趋势,尽管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些政治联盟或者是一些条约,能够把三个国家的经济整合起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大的发展,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贸易和投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80年代以后的外国直接投资。韩国是有很大的一个投资国,中国在这方面变的越来越强大。我们应该注意到,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这就是整个整合的一个发动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非常小心,要物权的保护和投资的保护,还有包括规章制度的法律法规的保护和遵从,我们作为三个国家来讲,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相关方。

  主持人苏理达: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有任何机会,有可能让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其中一位刚才也提到过,领导人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的区域,或者是对于其他国家如果不包括进来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损失呢?

  Kill Jeong-Woo: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有这样一个奇迹,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有这样的奇迹,我们期待稍微降低一点,我觉得私营部门应该加强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和联系,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更好地了解到未来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他们应该对政治层面产生一些影响和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法。

  Charles E Morrison:我再说两点,一点就是印度的问题。如果在印度,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一看整个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包括整个国家的层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历史点,对于在这个阶段,东亚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国家,而且包括政治,还有经济都得到很大的发展,需要有一种愿景,应该让东亚的这些领导人,应该有更好的全球视角,而且亚洲的这些国家应该不要关注于争端,更多是要看一下他们的共同点,使我们进入到更好的未来。

  主持人苏理达: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就结束。大家说的非常有意思,而且有很多的真知灼见。我觉得有三点是非常打动我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发展,三个国家要有更好的关系和友好,可能是需要花时间的。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很有耐心的,我们觉得向这个发展的渠道可能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或者是经济的一些互动,这样的话,不会有太多的争议。而且我们希望有国家三个的新的领导人在这方面也有更好的合作机会。

  第二,公民社会应该更好地来进行合作,不仅仅是光让政治家或者是商业人士进行合作,整个公民社会从年老一点到年轻一点的人,有更好的交流,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例子了。

  第三有关教育,是不是更多关注于东亚教育体系的一个探讨。或者是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未来是不是多加探索一些。

  最后一点,我觉得一个关键词,最后我想说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有一个亚洲的矛盾,可能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政治角度来看,还是发展不像经济那么快,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谢谢。

(责任编辑:邓益伟 HN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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