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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企业税外剥夺严重 政府征税不按照规矩

2013-11-07 00:22:30 和讯网  苏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舆论普遍认为,此次三中全会是“中国本年度最令人期待的一场政治盛会”,会议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航向。

  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点,和讯网对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改革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访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利益诉求冲突不断,各种观点主张相互交织。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取向以及重点等,分歧越来越大。改革红利减弱,改革步伐停滞不前,一些重大改革行动或方案拖而不决或决而不做。甚至出现了如张维迎所说的“打着改革的旗号反改革”的动向。

  过去的改革道路是如何走来的,应给予如何评价;新一轮的改革应如何启动前行;什么是真改革,什么是伪装的改革?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张维迎对此提出了他全面而又独特,非常深刻的见解。

  以下为访谈实录(三):

  和讯网:其实减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改革措施,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减税,但我们也同样看到,似乎减税总是落不到实处。

  张维迎:关于中国的税收问题我认为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税率本身确实可能更高。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税外附加的那些剥夺、掠夺非常高,包括政府征税都不是严格按规矩来的。好比说假如今年他预期达不到目标之后,就会去企业把明年、后年几年的税都征了。如果企业不交这些税,那企业就没法生存下去。

  关于这点有兴趣的可以下去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事实。这些税法之外的苛捐杂税,或者这样一种不正当的、不符合法律的做法,恰恰是影响现在企业投资经营积极性的最严重的问题。

  当然我们好多名义上的税率也要进行调整,但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税收本身要走向法治,税务部门、征税的人必须都按法律去办。如果不这样,仅仅是调整税率,我觉得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对于很多中产阶级的人来讲,他害怕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税收偏高了,而是不确定性。

  这种不符合规则、不符合法律的做法,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所谓逆向选择。那些守法的人,受到的伤害最大,而一些人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受到的伤害减少,甚至可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

  包括我们其他法律也都存在这种问题,比如新的工资法,最低劳动工资等很多规定,守法的企业都害怕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必须遵守,所以,他们这方面的成本影响很大。但有一些企业就无所谓,反正它也不守法。所以,你定什么他们都无所谓。

  所以,法律越不合理,对好人的伤害越大。

  和讯网:看来还是一些法规本身在制订上就已经存在很多问题。

  张维迎:是。法律是人定的,人可能犯错误,定法律的人也可能有自己的自私,也可能有情绪,有偏见等等。

  所以 ,我总认为,法律背后得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天理,西方叫自然法。现在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要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那就是法治社会了,这是错误的。法治社会需要有法可依,是需要违法必究,是需要没有任何人能超越法律。

  但是如果法律制定的时候缺少了刚才我讲的那种精神,不符合天理,不符合自然法,那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叫做法治。社会要广泛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很多法律本身就不合理。最近我们看到推出了一些改革,比如前两天李克强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准备取消企业注册资本金的问题。

  过去我们有所谓注册资本,这一资本必须到位,不到位就违法,就是一个罪行。但现实是很多企业要投资一千万,但是这一千万可能是要不断投入的结果,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把一千万都放进去。可能最初交几十万就行了,那我承诺一千万就是承诺一种责任,我以我的这个承诺去跟别人进行商业交往,包括向别人借债,假如我只放进去500万,最后还不起那个债,就另外再拿出500万来,按我的承诺来承担债务,这在西方早就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才开始。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好多民营企业来讲,头上有一把剑就是虚报注册资本。这本身就不符合天理。

  事实上我们最初的改革就在改革这些不符合天理的东西——比如人民公社就不符合天理,所以,安徽的小岗村农民就起来废除了它,后来1983年《宪法》也废除了它。改革必须要使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规则更合理一些,更正确一些。

  和讯网:现在一方面像您说的,政府机构有自己的利益在,所以拼命想多管事,多掌握一些权力,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舆论又普遍愿意说,这个事情政府的监管不到位,那个事情政府管得不到位,出现了这样一种舆论倾向。

  张维迎:这是由于我们很多普通人,对很多现象背后的原理,认识不清。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其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使一些错误的理论,甚至是为了权力寻租背书而做的理论,有了市场,甚至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我认为这是我们搞理论的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说透这些问题。比如,对老百姓来讲,大家都有一种误解,以为政府的钱都是免费的,只要政府花钱搞福利,大家就觉得是好事。其实仔细想想,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钱哪儿来的?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来自老百姓,来自我们的税收。

  这些道理我们就要讲透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作为公共财产每个人都要争,争到手里是自己的,谁不争谁是傻子。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需要建立法治,就是说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必须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没有人可以拥有超越法律、超越宪法的权力。

  有了这个限制的话,假如政府再来说我要做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做这件好事的钱从哪里来?谁有权开征新税种,如果开征某一新税种的话,马上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原先有些税就要消除了。假如没有这个约束,那么大家看到政府想征什么税就征什么税,胡作非为之后,似乎是给老百姓办好事了,最后实际上是害了国家。

  当然有一些东西,老百姓很快就认识到它的问题。就像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地方,财政资金不够,就要开征计划生育超生子女抚养费,这个抚养费原来已经征过,现在又重新要再征一遍,这种横征暴敛就会影响政治上的安定。

  和讯网:我记得您之前谈过一个观点,打击垄断,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种观念,但是到了中国似乎就变了味,成了打击民营企业的一个坏事了。

  张维迎: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把垄断的概念搞混了。垄断严格讲是一种由权力赋予的特权,好比200多年前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经营东方贸易的这种特权——即这个东西只能由它做,别人不能做。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只要这个行业只有少数几个企业就叫做垄断,或者叫寡头竞争,创造出所谓自然垄断等概念,这都是一种误解,完全属于一种错误认识。真正的垄断就是政府强加的对自由的限制。

  由于用了这种错误的概念,现在好像政府是在反垄断,实际上就是在干预市场。比如说很多企业的定价权,觉得你这个企业大,就要审查你,甚至罚你的款。所以,我们提醒一定要谨防这种情况,打着反垄断的名义,干预市场,剥夺企业经营的自主权。现在我们一些舆论也有好多对此混淆的,好在我觉得现在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好比前段时间央视报道星巴克咖啡太贵的问题,就没有得到喝彩,反倒引起大家的所谓吐槽。

  一定要认识清楚,保护消费者最有效的方法,甚至保护工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竞争,让政府不能用行政的、法律的办法去歧视一部分人,保护另一部分人。如果这样,即使市场上只有少数的企业,比如只有一两个企业,也是竞争的,也要好好为消费者服务。

  好比百度,它已经占到中国搜索市场的70%,但是它也必须努力。如果百度现在垄断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更放开,为什么不让google进来,如果google在中国的话,百度的质量会有更大的改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政府的这些行为使得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垄断权。

  就比如,微信、阿里巴巴,看它规模真的够大了,微信这种通信方式几乎百分之百都用它,但是你能说它没有竞争?它的竞争太多了,稍不改进,马上就会被人替代。所以我们看到它现在变成了5.0版。现在据说网易和中国电信也在做类似的,阿里巴巴也在做。只要你不限制自由,只要这个产业的准入是开放的,竞争就是开放的,如果出现了垄断就一定是我们的政府导致的。

  就像电信行业,你看现在是有三家电信企业,但假如你想办电信公司行吗?不行。所以,它的资费就高,由于电信本身给我们社会增加的成本太大了。还有我们的银行,看起来有非常多家银行,行业数量上比微信领域多多了,但这些银行都是政府规定的,谁能做银行,谁不能做银行都是政府规定,这就是垄断。

  所以,我在努力纠正大家一个概念,按照这个行业有多少家企业来定义它是竞争还是垄断,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很多学过经济学的人也这样认为。

  再举一个例子,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每个行业,都有好多个企业,九十年代初,生产电视机的企业有200多家,都是所谓的国家定点企业,再晚些我们还曾经有好几百家生产汽车的企业,每家汽车厂就生产几十辆车,甚至几辆车。但就是那样也不能叫做竞争,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人不能自由的办汽车厂。

  反而是现在我们看每一个行业,几乎都只有少数几家企业了,像经济上叫做寡头的结构,但这才是真正的竞争,你做不好就完蛋,谁都可以去做。只要政府规定了一部分人可以做,另一部分人不能做,就绝对不能叫竞争。

  所以,反垄断就是应该而且只能反政府强加的对于产业经济活动的限制。

  和讯网:您这样说的很正确,落实到现实上,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种理解,即在中国反垄断只需要反对国企、尤其是央企的垄断?

  张维迎:央企是一部分,因为他们在的很多领域是别人不能进的,当然也有一些别人能够进出,那那个行业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限制了。还有些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到,比如说出版,中国有那么多的出版社,但它也是垄断的,因为它是政府特许的,你要办一个出版社太难了,而且假如真的可以自由的办出版社的话,中国很多出版社都会关门的,数量比现在还少,但那才是比现在竞争激烈得多。而现在有很多出版社卖书号就可以活下去,这叫寻租。

  所以,我刚才讲,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关于市场的观念需要普及,如果我们对市场本身理解错了,那么由此制定的好多政策就变成反市场的,尽管表面上说我在捍卫市场,实际上它在干预或者否定市场。特别最近听到很多人打着反垄断的旗号,却是去干预企业的定价,觉得它价格高了要罚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责任编辑:马杰 HN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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