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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制定居住法可解决户籍制度改革难题

2014-01-11 14:59:21 和讯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

  和讯网消息 2014年1月11日,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财经风云榜暨“中国改革再出发”财经中国年会北京举行。年会力邀财经领域的各级主管官员、著名学者和行业领袖,共同探讨中国发展及金融改革战略方向,破解“互联网金融”迷局,和讯网全程播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在会上表示,解决户籍制度改革难题,我们只需制定一部居住法就可解决,户籍制度改革一定要做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

  以下文字实录:

  主持人周天勇: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原来是市场配置资源基础,现在叫市场决定,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改革。刚才关于金融、财政、土地这些谈的也比较多了。党教授他一直研究农村,研究城市化等等。这次提到户籍问题,看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是要小城市和镇户籍放开,我有时候想市场决定,市场决定是一个人往哪儿去,他高中毕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跑出去了。上了大学,事业在哪儿,机会哪儿多他就跑哪儿去,生了孩子看哪儿教育好。学区房怎么这么贵,就是这个原因,最后老年了,哪里医院在跟前他就往哪儿跑。我现在就想,人就是受市场因素决定的,最后我们想到一个镇上去,比如说心肌梗死,时间没到,半道上电话还没打一下子去世了。如果是年轻人想当个记者,镇上也没有报纸,所以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到底怎么弄?人口流动到底怎么弄?我们很纠结。你说北京市说2020年控制到1800万人,现在2000多万了,也控制不住。西部一个地方说他要造500万的城市,现在200万都没到,这是很纠结的事,这个事情党教授琢磨琢磨?

  党国英:刚才大家讲明君,“明君”这两个字我没有解。确实规划和用途管制是需要的,任总的推理就是没有明君的话不好弄。所以我后面进一步说,我们规划需要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所以我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

  对于户口这个问题,确实我过去发表了很多看法,我真是不懂得,在这么一个问题上,我看来不是很难懂的,我们好像就解决不了。好像显得很笨似得,我对这个问题简单谈一点看法。据我们了解,农民在中小城市落户,人家的积极性不高。原因没有时间说了。我们主张大城市的户籍,因为人口规模要扩大,可是这个文件里面这个话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没有弄明白。比如北京市,已经有六七百万外来人口了,北京市的问题就是即使你不再增加新增人口,已经有的这六七百万人口你不给他落户行吗?你让他回家行吗?我看就不行。所以不能说北京市不存在户籍方面改革的问题,它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长话短说,我还是主张我们要有法制,我们应该有一部居住法,这个居住法涉及到很详尽的规定。举个例子,我现在很赞成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人,他在某个地方有合法的居所,扩大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职业,我们就给他落户,就这么简单。但这个原则就有问题,如果100户人家在北京买一套房,你给他落100个户口吗?这肯定不行。什么叫标准住房、合法住房?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有法律的规定,我们需要一个居住法。对于改革,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户籍的问题我认为不难。

  接下来我还是想再谈一下土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土地改革的一些内容,可能在座的同志们心细的话就知道,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讲到了,但是基本没有落实,为什么?我就觉得抽象一点说,思想不解放,知识有问题,体制没有理顺。思想不解放就是说,我们恐怕改革开放到现在,后来邓小平一手推进,推到现在。现在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把所有权再不要当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了,要把它当成工具。我们建设一个好社会,最核心的是三条:效率、平等和稳定。这三条坚守下来,其他的都是手段,都是桥梁,不要老守着,所以思想要解放,这个不解放,很多的改革手脚放不开。知识要更新,我也很愿意顺应任总讲的,我就做一下补充。我们改革开放多少年来,基本上是经济学统治,忽视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按我掌握的情况,心理学研究的成绩就是人口密度越高,人的心理障碍越大,不愿意帮助别人,心情沮丧、抑郁等等一系列心里头的毛病。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规划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不高,但是居民区的人口密度非常高。比如我住的那个居民区,我估计一平方公里是10万。

  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要重视,这个人口密度,比如说低到一平方公里在1万人的情况下,把居民区的比例要扩大到40%到50%,这个结果就很不一样了。老有人说我们没有土地,所以我提供一个情况,荷兰这个国家,他的人口密度是我们的3倍以上,但是诸位肯定都去过荷兰,你看看人家荷兰人怎么居住,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怎么居住?所以我想未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产阶级能不能发育,跟我们的城市规划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刚性,已经建成的城市,我们把居民区推到50%,美国有的城市是70%,这个好像有困难。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把乡村的建设用地考虑一下?我认为完全可以考虑。虽然我不赞成一刀切全部推向市场,但是有计划的,经过认真论证的,在老百姓志愿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把一部分做城乡统一的筹划,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城市建设一定要以人为本,要让中国中产阶级通过城市化壮大起来,不能让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剥夺我们财富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财富增加的过程,而独栋房产是中产阶级标志性的财富。我还是强调,不要说我们没有地,我们是地用得不好。因此我就感慨,我赞成前面几位讲的,你的规划本事那么大,你把这个国家规划成一个什么样子了?所以知识要更新,再也不能守着老知识来。我们过去受新加坡、香港有些领导人严重的误导,认为城市建设就是新加坡、香港。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大陆,拥有差不多150亿亩的国土,你怎么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呢?最近我看有资料披露,香港人的幸福感很差,这是香港自己的报纸《南华早报》委托国际机构做的研究。一定要改国土规划体制本身,这个体制不改,这个目标达不到,这个我就不说了。

  主持人周天勇:当时党教授说最好让这些市长和书记都得学点心理学,我估计心理学教授有活干了。

  党国英:部长们也得学。

(责任编辑:季丽亚 HN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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