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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恳以尽忠 谦谦以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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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2月26日08:27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磐

  本报记者

  崔克亮

  实习生

  位宏如

  今年已届85岁高龄的张磐同志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初创时期的领导者之一,他也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之一,他还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赴港调研并就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对中央决策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磐同志一直保持着朴实的学人本色,甘于坐冷板凳。他为人低调谦虚,甚少接受媒体采访,兼之离休较早,以至于记者连他的一份完整的履历都查询不到。近期,记者经过对张磐同志本人及其亲属、秘书的采访,在查询了有关书面资料的基础上,才对张磐同志丰富多姿而昂藏不凡的一生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

  家国同运

  张磐1929年3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一个普通家庭。1943年在上海中学读高中,194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期间,张磐认真学习文化课,并秘密加入上海交大的中共地下党,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1950年大学毕业后,张磐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当时工业部部长是王鹤寿,副部长是吕东、安志文。随后,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1952年,张磐被调到国家计委,做时任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的秘书。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被认为是高岗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马洪受此影响,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任副经理。张磐也随之离开国家计委,调到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做贾拓夫(先后任国务院四办副主任和主任)的秘书。1958年,中共中央要求干部下放锻炼,张磐被下放到天津新安电机厂劳动锻炼。1959年结束锻炼后回京,到国家经委任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浩劫,举世受其荼毒。受文革影响,张磐也被下放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上世纪70年代,张磐被重新调回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当时农机局局长是项南。

  1980年,张磐和中国社科院的四位学者一起赴美考察学习,被分配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在那里进修了两年的管理学。1981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985年6月,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任总干事。张磐留学回国后,先后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直至1996年离休。在国研中心,他主要负责外经部和外事等工作。

  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学者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张磐、黄范章、乌家培、刘景彤和周天豹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第一批访问学者赴美学习。当记者问张磐同志是怎样获得这次机会时,他微笑着说:“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偿"。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赵尔陆安排我去前苏联学习,但是我当时在国家计委担任马洪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未能成行。到了80年代,马洪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组织社科院专家学者赴美学习,便安排我一同前往。当时我们被称为"special student",也就是现在大家通常说的"访问学者"。”

  临行之前,当时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给五位学者定了三项原则:必须回国,不许带爱人,不许拿学位。当时,虽然中美建交已经一年了,却仍未实现通航,于是张磐一行不得不绕道欧洲,在1980年的大年三十,辗转来到了美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来美上大学的外国学生首先得在科罗拉多州美国经济研究所学习英语、数学、统计学等。经过了大约半年的语言学习之后,五位学者被分到不同的大学:张磐去麻省理工学院,黄范章去哈佛大学,刘景彤去了匹兹堡大学,周天豹去了斯坦福大学,乌家培则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他们集中学习的那半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轮流主办晚会,命名为“日本之夜”、“中东之夜”等。按理来说应该有“中国之夜”。可是,张磐、黄范章等都比较拘谨。而且,当时还有一位台湾同学,总不能分开来举办“台湾之夜”和“中国之夜”。学校远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无法请示,于是他们跟台湾同学商量,一起搞一个“中国之夜”,不谈政治,只介绍文化,不用中国歌曲,用广东乐曲,没有政治性。张磐是五人中职位和党龄最高的,他说:“出了事我负责。”其余四人都说:“不要你负责,我们五个人顶。”黄范章说:“我们凭着自己的党性去做。”举办“中国之夜”的消息一传出,就受到台湾侨民的热烈响应。他们做菜,展示古董、旗袍,晚会搞到凌晨,非常成功。(参见柳红《黄范章:首航顺利》、《乌家培:接轨世界》)

  特殊时期赴港考察

  从1982年到1984年底,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先后进行了22轮谈判,直至1984年12月19日最终签署《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明确宣告,到1997年将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并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随着中英两国谈判的进展,香港问题已成为国际瞩目的问题之一。在这关键的两年多谈判时间里,英方在香港舆论传媒、基层组织和专业团体中频繁活动,大做手脚,打“民意牌”,以阻碍中国恢复香港主权的进程。效果不理想,于是开始主打“经济牌”。1983年英方制造了香港金融风暴,即“九月风暴”,在伦敦、在中立区、在纽约抛出港币,使港币币值波动,导致香港市场混乱,股市暴跌,港元下滑,并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为了扩大其影响,英方到处造谣惑众,掩盖事实真相,谣传港币贬值是因为中国要收回香港。

  这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即将在北京复开,面对英方此番举动,1983年9月6日,张磐和许涤新、宦乡、钱俊瑞等专家学者一行八人受命赴港考察。他们参观了银行、股票市场、金银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并与香港工商界、文化界人士交流讨论,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听他们的意见和疑问。9月14日,张磐一行受邀出席了香港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座谈会。据方卓芬、方梧在《回忆许涤新》一书中记述,在当天的座谈会上,面对记者关于内地政府为何不帮忙挽救正在狂跌的港币的刁难,许涤新反驳道:“一个政府发行钞票,用会计学的语言来说,那是"负债",而不是"资产",更明确地说,那是对人民"负债"。逻辑很明白,谁发行钞票谁就是负债,谁就得对人民负责到底。谁发行港币谁就欠港人的债,谁就得对香港人民负责到底。”在谈及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许涤新指出,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是肯定而不是否定资本主义在香港的存在。中国政府决心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保护六百多万香港同胞的利益和事业、保护在港投资者利益的政策是相当明确的。

  根据这次考察见闻,张磐撰写了题为《关于香港经济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的报告并上报中央,详细介绍了香港经济的基本状况、特点和地位,分析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论证了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参与存在的一系列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对应的建议。张磐在报告中指出,当时的香港经济是英国殖民政权下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具有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汇丰和渣打两个银行起着中央银行的作用,操纵着香港的金融业,相当部分的地产掌握在英资手中;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又具有市场经济的特点,大市场存在着大自由,具有较为充分的开放性、灵活性。金融资本主义控制的香港,服务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蓬勃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由于资金、技术、市场等对外依赖性过强,导致其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易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收回主权治权,保持稳定繁荣,是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明确的、一贯坚持的政策。

  总体而言,这次考察以及随后形成的考察报告,为中国政府考虑和研究如何维持香港经济的稳定繁荣并作出重大决策,提供了参考。

  最大特点是注重调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曾任张磐秘书的国研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回忆,张磐同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期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为了做好政策咨询服务,张磐同志参与了很多重要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不少具前瞻性的建议。

  1982年2月,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福特基金会赞助下,张磐在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做了三个月的调查。当时,西屋电气与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张磐希望通过这次调研,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那一套原则、方法和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提供借鉴。调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主要是公司各级的责权分配问题;二是计划,主要是经营单位的发展规划问题;三是动力,主要是如何调动积极性的问题。调研结束后,张磐写了一份近200页的《西屋电气公司调研报告》,从企业的发展史、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对员工的管理等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和总结。

  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重大决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针对这一决策,开展对沿海、沿边开放的调研。张磐带人深入沿海沿边的省、市、地、县开展调研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沿海有必要形成三个战略协作区,即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制定和实施港口发展战略,将沿海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沿边地区的农村要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种产业经济转变,实行多样化的边境贸易形式,调整产业结构,制定外向型发展战略;沿海沿边开放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为开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等等。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5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历史文化名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讨会在扬州举行,张磐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着重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探索如何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正确发挥历史文化名城在当地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并就如何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提出建议。根据这次会议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得到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会议纪要》也被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印发。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面临选择,包括是否需要大力发展轿车,国家对汽车工业的具体政策,汽车工业的发展模式等等。李国强回忆,1987年4月,他随张磐等专家和领导同志一行来到第二汽车制造厂调研。二汽当时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厂之一,其基本管理模式是“面向市场,科学决策,集中经营,分级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在不断探索建设经营开发型企业。为了建设中国第一个大规模轿车厂,调研组一行从市场目标、产品开发、建设规模、生产组织方式、投资估算等方面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次调研,通过对汽车产业政策以及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的形成提供了系统的思路。

  李国强对记者说,这些调研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在现在看来很多都已经付诸实践,有的甚至可以说已经过时了,但是在当时都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建议。张磐同志主持或参与的这一系列调研,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意见,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参与重大课题研究

  张磐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重大课题进行的。他曾先后参与了“2000年的中国”、“三峡地区开发规划”、“长江流域发展战略”等国家重点攻关课题的研究。

  “2000年的中国”研究是适应当时的战略转变,满足当时的战略选择需要,几百位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在马洪同志的率领下,经过三年艰苦的工作完成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型长期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它对中国战略选择以及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软科学和政策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0年的中国”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而进行的具有开创性的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重要的战略转变和战略选择时期。客观形势需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长期的谋划,以科学的分析和预测为手段,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为正确的决策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成果,在其完成时就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和肯定,其报告曾作为国务院的参阅文件转发全国。该成果并获得中国软科学研究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内外理论界和相关机构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2000年的中国”从1983年启动研究,到1985年完成。该课题由马洪主持,张磐、王慧炯、周叔莲、李泊溪、李善同、郑新立等一大批研究人员参与了该课题。由马洪担任主编,张磐和王慧炯担任副主编的《2000年的中国》丛书,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倡导创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的行动,是一种盲目的实践。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经济理论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实践,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更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张磐一向主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需要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在1986年举办的一次“经济发展阶段讨论会”上,他又重申这一观点。他在会议发言中提到,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是一门从理论经济学独立出来的独立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兼及科技、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其理论分析主要是为了制定发展战略和编制长期的计划服务的。

  张磐在相关文稿中指出,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过去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往往局限于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经典著作,不注意从实际出发研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张磐认为,关于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涉及发展模式、发展政策、发展的条件和要素等许多方面。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发达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过程,揭示了经济不发达的根源、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要素,探索经济发展的途径和应采取的战略、政策等,尤其偏重于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近些年来的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不论是形成新的发展模式,还是保证新模式的顺利进行,都需要预制相应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否则,经济决策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谈到中国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张磐说,过去经济学研究发展阶段,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现在,我们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结合上研究。同时,要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吸收和借鉴已有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探索的轨迹

  1992年4月,张磐所著《探索的轨迹》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回顾了过去十余年中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和不足,提出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在大学期间,张磐学的是电机学,学科背景是工程学。但是由于工作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张磐开始不断地接触经济问题。尤其是在张磐到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之后,在薛暮桥、马洪指导下,努力思考和探索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撰写了很多有关经济学理论的文稿。

  提到这本《探索的轨迹》,张磐谦虚地说:“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该书并不能算是一部理论专著,它只能说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一点探索后的一些思路的汇集。而我的这些想法也不过是学习邓小平思想的一点心得。之所以努力让这本书问世,一则是针对当时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从对过去的回顾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二则是因为它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战略所走的轨迹,又反映了我在过去的工作学习中思想的发展轨迹。当然这本书中许多地方引用的数据和例子现在看已经严重过时了。”

  《探索的轨迹》一书,体现了一个兢兢业业的学者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诸多探索与思考,里面的很多内容、观点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对后来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亚太学会应运而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摆脱了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旧格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当时世界处于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局势仍不安宁,局部冲突和民族纠纷接连不断。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反观亚太地区,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政治形势明显趋于缓和,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为经济合作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992年,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中国由于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增长速度处于领先地位。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开始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到了七八十年代又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中,如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亚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保持和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提高中国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亚太国家的合作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亚太学会筹委会主任的张磐积极参与了中国亚洲太平洋(601099,股吧)学会的建立。经过近三年的筹备,1993年下半年,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亚太学会,张磐任会长。其宗旨在于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需要,通过组织从事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活动的官员、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开展国内和国际的交流与活动,加深对亚太地区问题的研究,为加速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发展中国与亚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可以说,亚太学会成立以来,在张磐等人的组织推动下,很好地践履了这些宗旨。

  张磐简介:

  1929年3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46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工作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中共中央东北局,国家计委,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国家经委,一机部农机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先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兼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产品质量协会副会长等职。1980年,作为中国社科院第一批访问学者赴美学习。曾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三峡地区开发规划”、“长江流域发展战略”、“2000年的中国”等重大课题项目。著有《探索的轨迹》、《2000年的中国》(与王慧炯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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