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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杨敬年访谈:建国前后经历过很多苦难

2014-05-30 20:23:04 和讯网 

  访谈实录:

  希望再不要有战争暴力

  和讯网:我们这个世界,在您所经历过的一个世纪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对您来说,您都是亲身经历的,您感觉这些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杨敬年:首先,在我经历那么多事情之后,我希望中国能够平安,全世界也平安,走和平、合作的道路。不要有战争,不要有暴力。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比过去好,而且一天一天往好的方面在走。这就是我挺高兴的。

  最大的原因,我认为,在政治方面权力分配不公平。在经济方面,是收入分配不公平。我觉得这是世界事件的两个根本原因。发达国家解决这两个问题,也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补偏救弊,顾此失彼。人类的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这两个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我觉得世界一切动乱里的原因。这是我在《人性谈》里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和讯网:我知道您的一生当中,您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写了《人性谈》这样一本书,您为什么如此看重这本书呢?

  杨敬年:我一直工作到八十岁退休。退休以后接受返聘,又工作了六七年,到86岁真正退休。87、88岁的时候,在家里没有事做,就想把过去所学的东西整理一下,想找一个红线,把它串联起来。这个红线就找到了人性问题。

  所以,我就花了两年时间,在87、88岁写了《人性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为什么挑这个人性的问题呢?因为人性问题,一方面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中国自从孟子、荀子以来就有人性善恶之争。

  我写书时,大概是1994年吧,台湾大学的学生和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新加坡举行辩论会,题目就是人性本善。台大的学生主张性善,复旦的学生主张性恶。结果呢,复旦胜利了。

  还有几本三字经,原来是个启蒙读物,宋朝的人写的。当时又有了新编三字经,一个南方本,一个北方本。三本书,对于人性问题的看法互不相同。由此可见,这个问题是个永恒的问题,同时又是个现实的问题。

  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我们国家改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很大的变动。原因什么地方呢?当时社科院院长胡绳就写了一篇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他说两家的问题原因相同,都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有问题,过分地依靠国家的权力。所以,政府没有力量来负担,压制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小平同志当时说得更清楚,他说改革开放就是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是人性问题的一部分。可见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存亡,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加以研究。当时我的学生劝我,说你别写这个题目,你写一个人力资本。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区。

  过去我们说没有人性,只有阶级性,我谈人性,这不是有一点不识时务嘛。我认为,这个问题既然关系到苏联的存亡,中国的存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所以,我决定还是写。

  过了十多年后,再看看这本书。其中的论点,我觉得还是有现实意义。同时,从小平同志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伟大思想。其中有一个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民族复兴梦,其中,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三个都涉及到人。

  所以,我觉得对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意义。所以,我今年花了大半年。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了,还是把这本书做了重大的修改。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涉及到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牵涉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我写了这本书,自己颇为得意,能够解释很多问题。

  比如说,现在发现很多大贪污犯。为什么呢?最初我们的报纸解释,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但我们知道毛主席在《矛盾论》里面写了,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环境也好,资产阶级思想也好,都是外因,那内因是什么?难道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吗?我就给他找到了内因,就是贪欲。贪欲是罗娑提出来,这是四种欲望之一。这种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越满足越膨胀的。我觉得他的说法比荀子更全面,更透彻。

  和讯网:最早的《人性谈》和现在再版的《人性谈》据说有重大的修改,这些修改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了?

  杨敬年:修改是两个原则,一是使自己的观点更加明确。二使全书的结构更加紧密,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和讯网:我看到您这本书内容是关于人性的方方面面,包括善的方面,还有恶的方面,您谈了很多。您的书里也谈到贪欲,这些不太好的贪欲,同时可能也是我们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为什么会这样呢?

  杨敬年:我的书里指出来,贪欲,竞争,虚荣心,权力欲,在政治上是很容易发生恶的情况。权力被滥用了,贪污浪费,违法乱纪。但是这又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

  这四个因素,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它社会经济就不能发展。所以,它是个两面刀,同时人人都有。应该加以调解,加以引导,在道德方面应该加以感化。怎么感化呢?化贪欲为清廉,不取无义之财,用正当的方法发财致富。化竞争为合作,讲究信义,讲究团结互助,化虚荣心为务实。中国有句话叫实至名归,你有了实在的东西,自然就有名声。孔夫子一再讲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对于权力欲,化权力欲为遵纪守法。

  在道德领域里,过去像孟子,宋代的儒家,乃至近代的冯友兰,他们都知道,人性有恶的一面,但是他们是提倡人性的善的方面,讳言人性有恶的方面,用心良苦,是有政治目的的,是想求得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历史上说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所以,要全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愿望。所以,冯友兰说,他指出人性恶有种种原因,但是我们宁可谈人性善,就不那么悲观,我们得乐观。

  我认为,在道德领域,既要提倡,仁义礼智信,又要讲人性有这四种欲望。永远不能满足,越满足越膨胀,要加以感化。这样就可以扩大伦理道德的作用,提高它的威望。

  和讯网:我知道您曾翻译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富论》里有一段话非常的经典:我们享受的很多便利,每天吃的面包,不是来自于面包师的恩赐,而来自于面包师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是不是如您所说的,自利的力量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呢?

  杨敬年是,没有这四种东西,经济就不能发展。首先,我想要得到东西,我才肯去劳动。然后我劳动的成果,我自己能够享受。没有这四种推动力,经济永远不能发展。所以,我是谈调节、引导,不是说要绝对禁止它。

  这是一个两面刀,既有好的作用,又有坏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还有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讲人性。人性是自利,解决的好大家都有利,所谓看不见的手嘛。

  一,它集西方经济学大全,建立了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现在的经济学家,教授都以亚当斯密做自己的老师。同时,它又出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他的学生,信徒在各国的议会里,政府里,都用他的学说。所以,他影响了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和讯网:您的《人性谈》里面谈到,因为人性包含各种制度,最后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界,然后影响了世界的各种制度。这两者谁的影响作用更大呢?

  杨敬年:我认为,根据历史唯物论,一起正面作用,一起反作用。社会制度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制度。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人性影响制度。制度反过来也影响人性。

  我是这么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和讯网:在您过去生活的这个年代,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包括外敌的入侵,后来的内战,包括57年的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您个人也是非常大的灾难。这些灾难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过于理想化了人性,过于纯净人性的目标,最后导致社会变的很可怕。

  杨敬年:毛主席是一番好意,要改造社会。但是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呢,是毛主席滥用职权。权力集中在他手里,没有人节制他,滥用权利,

  还是卢梭说的那四种权力欲。他有权在手,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上有浩劫,下有更甚。

  冯友兰在《中国近代哲学史》这本书,对毛主席有一个批评,文化大革命是荒唐的。不发展经济,就要转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是反历史的。我觉得他的批评还是很公允的。有人说毛主席功高盖世,罪恶滔天。

  我想这是动机效果论,搞文化大革命,杀牛鬼蛇神,动机好,效果不好。治理国家没有这样的。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是受影响最小的。为什么呢?我右派,确立已经好多年了。同学们觉得你已经是个死老虎,受的罪已经够了,只要老老实实劳动就行了。我呢,反右以后,我说我学习也够,劳动还真没有劳动过。

  我自己想把自己劳动锻炼出来,但是很难的,六十多岁了。所以,我自觉地去劳动。因此,坐飞机的那种斗争,我都没有受过。正式的批判会我都没有受过,剃头,抄家,游街,以后的批判都没有涉及到我的身上,因为我尽力劳动了,我劳动得好。

  说个笑话,我们最后在大树庄劳动半年,去的有历史系,经济系,生物系,哲学系等。在结束的时候,大家提意见,周建仁就提了一个意见,说杨敬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尊严,说你还有什么尊严呢?

  说这个人在当时受的待遇,比我们哲学系主任温恭仪老先生受的待遇更多更大。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尊严,不知道我受的待遇多高。只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里,在反右中,抱定一个原则,叫做以义制命,命是我自己的处境,我不能改变。义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管命运怎么样,不管是右派也好,历史反革命也好,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是一个贫农出身,读书完全是公费,湖南第一师范,中央政治学校,南开经济研究所,公款留英,都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培养我的。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当做点事情回报他们。所以,我就拼命工作,这叫以义制命。也许是因为我拼命工作吧。

  还讲一个笑话,刚才说的这个班里,我们四十个人住在一个新建的单独一间房,每人一个铺。有一位同志带了六十块钱丢了。大家就查,这个钱谁拿了?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个班的,因为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但这个时候,就刚才说的哲学系的同志,就忽然讲,六十块钱最有可能是杨敬年拿到的。我只说,虽然你们经常去开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但是,我没有拿钱。当时也有保卫科,可从来没有人来跟我谈话,因为他们也不相信杨敬年会拿那个钱,我想这也是我受到的待遇吧。

  现在想起来,这都是笑话。从这个笑话里反映出当时我的态度。叫做以义致命,在事实以前,我有原则,这叫以律致命。我不管多穷,不管有没有钱上大学,不管考不考对留学,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然做成功了,一方面是我的努力,一方面也有机会在里头。这是以利制命。

  这两句话,在冯友兰哲学里,我觉得同他说的两句话意思是一样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两句话。但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大学在中央大学,国民党时期毕业,可以去做县长,我没去做,而是考了斯里兰卡大学,做研究生。以后抗战八年,我跟南开老师在重庆政府各部门工作,最后做到财政部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我要做下去,也有可能提到司长,当时是副部长。

  但是我没有留恋,我还是考留学,出国。就是说,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以利胜命,应当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叫做以义制命。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所以,我很坦然。对于遭受文革,反右。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身体上,遭受了很多的痛苦。也发生一些家庭的不幸,比如我老伴瘫痪了,卧床24年,都是我侍奉,过两年我的儿子又去世了,老年丧子,人生大不幸我都遇到过。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够坚强的,我都挺过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我正承担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任务,我还照旧工作。

  和讯网:我们知道反右的时候,有很多的冤假错案,他们为什么批您是一个右派,是因为您的留学背景吗?

  杨敬年:我分析有好多原因,有些是我个人的,我自己不觉得。当时我是南开校长请我来的。天津一解放,军管会管理南开大学,聘的校务委员,我就是一个。然后让我创办财政系,当系主任。我跟财政部合作,培养了一批财政人才。他们的司局长,苏联专家来讲课,我就带着学生去实习。当时我也常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当时的天津日报遇到大事要发表意见,在南开总是采访杨士贤怎么说,吴大运怎么说,杨敬年怎么说。所以这在当时的一些人看起来,可能是心里不高兴。所以有人觉得,像杨敬年这样的人一定要打倒。

  在反右里,别人都是因为乱说话,我没乱说话,什么也没说,就给我栽了个什么罪名,说我起了组织作用。什么组织作用呢?我参加的的九三学社,当时党委召开经济系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当时九三的负责人是个女的,新调来的,她对南开的一些老先生不熟,让我去通知了一下,这就是起了组织作用,这显然是欲加之罪。没有这个事的。

  那个会不是我组织的,会上我也没有发言,就通知一下开会。当时说的是右派杨敬年另案处理,怎么处理呢?过两天法院传我去。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经济系让我在资料室劳动改造,每月给六十块钱生活费,当时我是个四级教授。

  过了两天,另外一位老先生,他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没有划成右派,也管制三年,也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罪名是两个,一个是他在反右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文章,说真理的标准是认识世界,不能是一家之言。就是说毛主席说的,也不全对,在当时这也是个罪名。第二点,他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技术部分还有可取之处。就是现在的西方经济学。

  第三个就是查良铮,是诗人,他诗人的名字叫穆旦,他的罪名是做过美军翻译,他在外文系,跟系主任闹矛盾,同时也受到了管制。就是我们三个人,后来平反。党委给我一个通知,说你根据当时的法律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历史反革命,我们现在给你恢复名誉,还做你的四级教授。但是,二十多年,各方面的痛苦,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消除的。

  和讯网:而且这二十年正好是您生命最旺盛,应该给国家做贡献最大的时候。您本可以培养很多很多的学生。

  杨敬年:是。所以后来培养博导的时候,按规定年龄是70岁,我已经80多了,当然就不能培养研究生,培养博士生了。有人说你不是博导,但是你是博导的博导,我想这有些过誉吧。

  《三国志》里有几句话,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当做一个笑谈。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八十岁的时候入了党。

  人家不理解,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国民党给的,大学、留学是国民党送的。共产党对你搞了二十多年的错案,你怎么参加共产党呢?然后他们就说你这是在作秀。我说,你不了解我。我入党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呢,我家里穷,从小就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第二,1927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靠近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正式的名字叫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一年毕业,三个月入伍。入伍完了以后,我就碰上了马日事变,许克祥反共,第二天中学都关门。我们第三分校的学生也出去宣传。大家推举,我也是一个宣传队员。因为我平常喜欢说话,事先印好的布告,共产党的罪状有几十条。

  但我当时我其实是思想左倾,正在申请参加共青团,当时叫做社会青年团,快要批准了。所以这些我就不能接受,就请了半个钟头的假,然后就离开了学校,队长说你不要走,你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你留下来没问题。我要留下来就是黄埔六期毕业。我当时的一个第一师范的同学就想去跟共产党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接头,所以后来回到家里。

  我们岳阳县国民党党部,就说我是共产党,要我去自首。还好我的一个亲戚在做县长,他就帮我说明了一下,说我不是共产党,不是党员,要加入共青团还没有加入。

  但这个事情始终没有让我忘怀,最后我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没有跟他们走,也是这个原因。等到1949年解放以后,我说终于可以大有作为了。

  第三个原因,解放以后,经过这次运动,我对于共产党有了一个认识,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所有的民主党派加在一起,也不过一百万人,而共产党人有几千万,谁能替代呢?而且共产党的目的也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本来也是我个人的志愿,我愿意参加到这个伟大的行列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提出申请,经过三年,党终于批准了我。我认为这是我做人的顶峰。本来我读到牛津大学博士,也是顶峰了。因为牛津大学每年只给读博士的人一半文凭,现在更难,三分之一。那是求学的顶峰。而入党是我做人的顶峰。所以,我加入共产党是真心诚意,既不求名也不求利。

  

(责任编辑:山人 H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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