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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国高增长时代远未结束

2014-07-14 14:52:42 和讯网 

  访谈实录:

  和讯网:我知道您是最早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出现一定程度下滑的经济学家。当初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预言呢?

  王建:应该说这个预言我说得比较早。

  原因首先因为中国在新千年以来,新全球化是我们引起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外需,中国在外需的引领下我们的速度就特别高。

  在新千年以后我一直关注美国经济的变化,比如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2001年“911”以后它的主板泡沫也破裂。我当时感觉美国经济的救市就是在用新泡沫挽救旧泡沫,所以后面还会有新的泡沫崩溃,而中国又是靠着美国的大外需拉着我们增长。如果美国的外需在一场危机爆发的时候消失,那么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增长也会掉下去。

  其实2003年以后,我就不断的写这方面的文章,媒体开始引起一些重视是在2005年,那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到达高峰。在北大研究中心,林毅夫主持的会上,我说要警惕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有可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那时候正好是2003年以后5年的重工业投资周期一个产能释放高峰,就可能出现国内的生产能力突然在释放高峰的时候,外需没有了,就有可能出现经济的停滞,这是我比较早说的。

  后来我说的被证明是对的。当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推出四万亿计划的时候,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一批项目我估计它们的影响力大概就能持续3年左右,因为这里面大概有6成都是扩建、改建,类似于更新改造这类的建设周期不是很长的,也就是说到2011年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个新的产能释放高峰。

  但是从日本的金融危机的过程看,不是马上爆发就可以过去的。我说这是一个大L曲线,跟日本一样,20年走不出来,这场危机绝对不可能两三年就能过了。外面没有需求,内部又出现了新的投资,造成了新的过剩,那就会出现新的下跌。

  所以我认为2007年增长就开始往下走,后来2009年、2010年被四万亿刺激了一下,但是当刺激的力度下来,就结束了。所以我在2010年底说中国经济会进入三年下行。

  经济下行在2013年底的时候会被城市化投资再度起动,中国走出这个低谷,就变轨了。因为城市化是可以创造出一个非常巨大的内需,有了这个内需,外需消失,但由于我们内需大于外需。

  当时我有一个计算,新千年以来,大概每新增一个城镇人口,城镇的投资就需要增加50万元。假如城镇化增加了大概1亿人,大概就增加了50万亿的城镇投资。中国是一个人均GDP6千多美元的国家,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有80%的城镇人口。

  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更低,一般只占2、3个百分点,实际上统计到乡村人口是因为他住在农村,但是他的生活也是在城市,在乡村的生活也是城市化的生活。如果这样算的话,中国2030年将达15亿人口,其中应该有12亿是城市人口。那么按照现在城市人口4亿,未来就应该要增加8亿城市人口。8亿乘上一个人进城需要的50万的投资,就有400万亿,这400万亿分散在20年,那每年不就是50万亿吗。

  所以说,新增的需求本身非常庞大,怎么能说经济需求不够了呢,我们现在说的所谓过剩产能的领域,面对未来的城市化需求其实还远远不够。

  比如发达国家,日本这样的,因为交通特别拥挤,都坐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家里面的汽车普及率也到了45%,现在我们的城市都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普及率,农村就更不用说。再加上将来盖房子、家用电器等这些现代化的需求,将会有非常庞大的释放,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没有需求,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的生产能力不够。

  我举两个数字。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如像日本最高的时候是年产2亿吨钢,他们是1亿多人口。其实,发达国家平均通常都是一人一吨钢。以这样的数字衡量,我们15亿人口应该就需要有15亿吨钢。而我们现在也仅仅才10亿吨钢的产能,8亿吨钢的产量,就觉得过剩了。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高收入的城市人口没有那么多,这些东西当然就没有办法消纳了,反而被外国人买走了,而假如外国人不买你就趴下来。

  再一个是电,我们去年底是12亿的装机,而按照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时候通常1500千瓦/人标准,未来15亿人口,大概应该需要22.5亿装机容量。

  但现在非要说电过剩了,然后电一过剩接着煤也过剩,现在煤已经跌到了2007年以前的水平。煤也过剩、电也过剩、钢也过剩,怎么叫过剩了?所有的过剩都是相对的过剩,关键是你没有创造出需求。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去产能化。比如钢,发改委提出要压8千万吨钢产能下来,但实际上,未来我们还需要再增加几亿吨钢的产能呢,现在非把自己的钢拿了,说它落后,说它污染。

  然后,我们现在定的标准是一千立米的高炉都要淘汰,但是一千立米的高炉在世界上都是领先,主力的设备,很多小的省连500立米的高炉还没有呢,但我们现在就要把一千立米的拆下来。

  拆这个、拆那个,为什么就不能从打开需求这方面做文章呢,这些生产能力不都是我们自己投资形成的吗,不都是我们的财富吗?为什么要把我们所创造的财富毁掉呢,把我们的增长能力去毁掉呢?我们一定要从需求端考虑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就是要用一个结构调整创造需求,把过去的外需转成内需。而这个内需主要是由新增城市人口撑起来的内需。

  目前我们的经济形势为什么往下走,没有这个调整。要么就是微刺激,要么就是强刺激,要不就是不刺激,好像只有这三个选项,那大的结构调整却没有。

  其实,城市化的概念已经被提出了,但是现在声音越来越低,被淹没在好多的宏观调控措施当中。我还是要重复原来的那句话,那就是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大的结构调整,没有大的结构调整就没有需求的变轨。

  现在外部还面临一场新的危机,就是美国、日本的再泡沫化,再泡沫化就是再崩溃、再危机,再崩溃、再危机,我们外需的再下降。我们5月份经济回升完全靠着出口,刚才我在会上也讲了,一季度出口增速是-1.6%,四月份到了0.9%,但是到了5月份一下子跳到了7%了,有了这7%,你看什么PMI指标,新定单指标,好像都在恢复了,但是恢复的基数是靠外需的,而外需不是在自己能够决定的,如果新的泡沫爆发,外需就没有了。

  现在BDI的指数掉的非常厉害,就是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大概已经掉到830多了。大概三周的样子,跌幅创了12年之最,从一千多点一下子跌到了800多点,一般来说BDI指数跌的话应该在2个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判断,3季度的增长一定会因为BDI的指数,就是出口需求再一次掉下来,又往下走,也就是说复苏绝对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好像是说,维持在一个7.5上下我们就很满足了,但是没有结构调整,没有需求变轨的话,就一定是继续往下的曲线,会超过掉下7%,掉下6%,甚至掉下5%。

  和讯网:您所说的结构性调整跟其他说的结构性调整不一样,以前我们谈的是经济结构很多是建立在外需的基础上,而您更重视整个的内需。我知道有这样的数据,我们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很大,比一些传统的出口导向性的国家占的GDP的比重都要高,是不是这种结构本身就不是太正常?

  王建:像美国,美国最高峰的时候出口依赖率大概就是10%不到,日本最高的时候大概就是15%的样子,也没有超过20%,我们现在出口依赖率已经奔30%。

  因为它们所处的时代都不是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你看我们今天,中国是组装平台,零件主要是韩国、日本,还有东盟国家给我们提供,然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比如平板电视的显示屏,电脑的核心处理器等等。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经济的开放度和以前的时代比就差了很多。假如中国没有这么高的开放度,我们又见到哪个国家有超过10年的9%以上的增长?在经济发展史上也没有见到任何国家有,可是中国超了30年。

  现在我非常不同意的有一个说法叫中速增长,我们现在从高增长到中速增长,中速增长是一个很常态的增长,很正常。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不对。

  新千年以来我们的速度保持在10%,我们每年新增需求不到10万亿的,未来规模大的高一点,光投资需求能增加20万亿的话,你想想我们的速度是不是能保9%以上没有问题。今天说什么7.5%就是正常的,我觉得中国远远没有结束它的高速增长期,中国一定能创造一个,也应该能创造一个连续50年高增长的奇迹,伴随这个奇迹就是我们真实的城市化率,从现在的1/3上升到80%以上。

  要是没有这样的变化当然没有高增长,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条件。

  我想很多人也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实,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我们看到世界是群雄并起,实际上一战以前也是这样,比如德国、前苏联、美国的经济,在亚洲还有日本,它们的增长在资本主义当中都是突出的,所以列宁写一个《帝国主义论》,里面就讲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好几个国家在崛起。

  二战以后我们看到,美国当然在崛起,但是还有日本和德国的复苏。今天我们在全球看到的是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在次贷危机以后进入了衰弱,日本是更早,日本是冷战结束它同步就进入到衰弱,接着次贷危机把美国也给打趴下,欧盟也给连带着掉沟里去了。

  所谓新起的金砖国家,南非巴西俄罗斯全是卖资源的,全球经济萎缩它也跟着不行了,印度是卖服务、卖软件的,世界经济一萎缩它也不行。现在都是外汇储备减少、外资流出,通货膨胀、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困扰。

  我们看到在今天能够保持增长的,跟一战、二战以前的格局不一样,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国力在扩张,就是不行我们还有7.5%,通过结构调整还有9%。但是这些国家,比如美洲,它们一定在反复的金融危机当中不断的衰弱,而其它的围绕给他们提供资源的国家也不行,只有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有长期的、高速增长的能力。

  要用好这一点,就是别人都在趴下,它们的市场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市场,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增长资源,问题就在于选择对不对,如果7.5%我们觉得挺好,我们也不推动大规模的城市化,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内需开启的过程,那你就随着人家的振荡你也振荡,最后他们掉下去你也跟着往下掉。

  往后看,能够走出危机,摆脱困境的国家只有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是往下掉的,美、日、欧更不用讲。

  和讯网:我注意到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增速以后应该满足于5%的增长。

  王建:这是瞎扯,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国家。而其他东亚国家,一般来说都是在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省,城市化率都在75%,而我们现在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0%。如今我们的人家是6700美元,这么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怎么比他们城市化率低那么多呢?

  是我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因为我们人口主体是低收入人口,没有消费能力。人均GDP反映的是总平均的供给的水平,为一个全民、为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提供6700美元的消费能力,有这个生产能力,可是你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所以这个低收入人口所消费不了的东西,以前是变成了我们的出口,变成了我们参加全球化的本钱,变成了4万亿的外汇储备,它在那儿了,但是这个过程结束了。

  所以认为中国是低速增长、中速增长都是不对的,是因为我们的结构压抑了我们的需求开拓,只有解决了需求、解决了结构问题,自然开拓需求,还是有高增长。真正的中增长,然后再到低增长,年均5%以下、3%以下,甚至更低,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没见过哪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完成城市化之前它的速度就低下来。

  和讯网: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观点,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了,因为他们注意到中国很多乡村已经空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那儿,而家庭基本上都到城市里面工作去了。

  王建:这恰恰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们是只让劳动力进城,不让他们的家庭进城,那么农民工在城市里面赚钱了以后,他把钱汇回到自己的家乡。干什么?盖房子,你看空村空户,可家家的房子可都是不错,人家都把房子翻盖过。你看富裕、发达地区的农村,珠三角、长三角,他们的楼都是在农村,不让他们进城,搞什么新农村,马路也都是硬地面了。然后我只要有钱了房子就翻盖一次,从第一代、第二代开始,现在已经到了第六代、第七代了,越盖越高,越盖越漂亮了。但是这些人家乡的楼在那儿摆着,人在城市打工。

  人在城市打工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像城市人一样消费。我们经常看到街边的农民工,七八个人围着一台电视在那儿看。而本来他们是可以像城市人那样,家里面至少是一台电视,甚至是主卧里面摆一台,客厅里面一台,两台电视,这才是城市里面的消费方式。但是现在只是让他们一年以民工潮的方式回去一次,春节前回去、春节后出来,你说他们还能消费什么?不可能像城市那样有日常的消费。

  我们统计常住人口就计算城市化率已经过了60%,就以为是真实的城市化率。实际上真实城市化率应该反映的是这些人既在城市,加入了城市的现代工业、服务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像城市人一样在那儿生活,消费。

  和讯网:那限制我们中国城市化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呢?

  王建:首先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我一直在讲,改革的重点是什么?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化了以后,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他们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就获取了社会大部分生产成果,这样的结果造成财富集中,财富集中以后人的消费是有限的,所以只能储蓄不会消费,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城乡差别造成了农村人口不能像城市人那样消费。

  领导是不是真正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真认识到了,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真正打开内需,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往下滑,7.5%就很满足,同时觉得生产过剩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坏了。

  改革问题,这次十八大三中全会60条里面主要围绕的是增加市场活力。

  前30年的改革延续到今天,活力已经解决了,证明就是分配的制度问题。因为效率和分配是一对矛盾,当效率提高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分配不公平。反过来说你用分配不公平的结果也可以反证这个效率并不。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生产过剩,就要解决打开需求。

  我们5月份新上项目投资已经掉了12%了,在2003年我们新上项目投资是90%以上,过去十年平均下来是70%多,现在到了12%了,到了投什么亏什么的时代,这时企业效益是不好,但是用增加活力就解决了吗,给他放权就愿意投资了吗?

  我们现在的政策有很大的矛盾。在增加企业活力里面我们有一个定向降准,瞄准的是小微企业,同时又要解决生产过剩,把企业的落后产能压下来。而恰恰中小企业是产能过剩的集中地带。在政策上是不是打架。

  改革要服从发展,而所有的改革、政策设计一定要围绕生产过剩这个矛盾才对,否则改什么?要有一个更有活力的市场,用效益的提高来证明。但是如果没有需求的话怎么体现出这个效益,比如煤炭企业,民营化了,现在也用了很多的先进设备,结果他们的煤卖不出去,煤价越来越低,这个改革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所有的改革成功要用发展的成果来证明自己,但是如果改革的措施解决不了发展的主要问题,就看不到改革的成果。

  我说这是思想认识问题,城市化,你要真认识到解决过剩的出路只有城市化,你会毫不犹豫的去做这个事。相反你要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不活带来的,市场不够深化带来的,最后你只能加重生产过剩。

  和讯网:城市化的政策选项,您认为应该是哪些?

  王建:我讲城市化是要解决一个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提高消费。但是有一点,就是当你的需求变轨从给外国人生产变成给国内人生产的时候,没有一个生产结构的调整是不可能的,生产结构的调整本身就要求,对生产设备、生产场所、工人的培训等等一系列的投资要发生。

  另外大量的人口进城来,他们要有住的地方,公共基础设施要扩大,医院、教育、下水、上水的楼房等等一系列东西都需要投资。

  现在一说投资,就说又要投资新产能。像4万亿会造成新的过剩,是因为今天的投资没有给未来的需求创造条件,投得再多也不嫌多,因为过去只有4亿人在城市生活,再加上2亿人在城里干活,这两亿人再上他们的家属进来有8亿人得进城,一个人得带3个人进城,这些人进城了他们像城市人那样生活了,就释放出一个很大的投资来。

  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要大规模的投资,大规模的投资给这些进城的农民工逐渐的创造一个进城的环境,让他们能在城里住下来了,另外还要给他们提供社保,比如我不在农村了,我作为一个城市人的话我没有社保,还是不敢花钱,得想我下半辈子怎么办,给他提供社保、提供住的,提供外围环境等等,大把的花钱现在对中国来说恰恰是我们一个强项,是储蓄过剩。

  一定把钱借给美国人吗,中央政府去借行不行,甚至学习外国人那样,央行财政部透支又怎么样?美、日、欧央行全都这么干。定额的QE购债计划,不就是财政向央行透支借款吗,我们也可以这么干。大规模的国债,要是不透支借款你就发国债,让银行买、让老百姓买,大家买了以后,一下子筹资。中央政府5年筹资几十万亿很轻松的事,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债务负担率才20%吗,发达国家认为合适的是60%还有40%的空间呢,这40%能发多少债,能干多少事,消化你的产能过剩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和讯网:推广城镇化还有一些限制,比如我们的户口,这方面是不是要放开?

  王建:现在已经在放。发改委和有关的部门现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户口民政部那边可能很快就要有动作了,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讲很多的空城、鬼城,政府主导的,但是放开户口以后,倒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中国的各个大城市之间竞争人口。

  比如二线城市现在因为人口不流入,所以它城市规模扩大以后基础设施、城投债什么的就没有出口了。但是那些有城市聚集力的,有产业聚集的地方,他们可能会争入很多的人口,或者在城市化上面有很多超前政策,人口会向那个地方倾斜,所以各大城市围绕着未来得农村进城、城市户口放开,可能会产生一场人口争夺站,现在你看百万人口,有可能一下子几百万,有可能上千万,就像当年我们看到深圳那个小渔村一下子涨成上千万的人口,有可能出现很多这样的。

  但是也有可能很多的城市因为产业积聚的不够,因为领导人对城市化的重视不够,措施迟迟的滞后,人口就不往你这儿流,人口就往搞的好的地方流。

  和讯网:房地产过剩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完全可以解决?

  王建:如果8亿人进城后,就只能会是电力不够、钢铁不够、煤炭不够,也就是说如果达到正常的水平,这些都统统不够,没有一个过剩的问题,所有的过剩都是相对于需求不足而言的。

  

  

(责任编辑:山人 H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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