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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亮二:记录纯真温柔的中国童年

2014-10-23 09:34:13 国际先驱导报 
“潮人欧吉桑”秋山亮二。 刘天摄
“潮人欧吉桑”秋山亮二。 刘天摄

  孩子就像相纸,像光,把大人显影出来。拍孩子也就是拍大人,看到孩子就看到希望,也看到我们大人的负面的东西。

  如果我的照片能在促进中日的互相理解和感情上起到作用,我会非常高兴,但如果一开始就怀着这么一种使命感或者目的性,或许会成为拍摄的障碍,也难以动人。

  数码相机会带来过度拍摄,我很抵触即兴地大量拍摄,照相拍的是瞬间,为捕捉那一瞬间要做很多努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汀 刘天 发自东京

  做眼保健操偷偷睁开一只眼睛的小姑娘,在竹藤椅上写作业的红领巾小男孩,小人书摊前津津有味阅读的大孩与小孩,捧着橘子汁汽水的小男孩,少年宫舞蹈教室里压腿下腰的小姑娘……这些照片连同着湛蓝的天空、澄澈的水色、学校食堂里的搪瓷碗、春秋游的大卡车与热火朝天的弄堂胡同,透出浓浓的往昔气息。

  从去年下半年迄今,这组摄于1982年的中国儿童组照,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以“再见,回不去的童年”等各种充满伤感与怀旧情绪的标题被疯转。

  这些照片出自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以下简称“秋山”)之手,他受“柯尼卡高野影廊”的前身“小西六写真工业株式会社”的委派拍摄中国的孩子们,1983年,这些照片以《你好,小朋友》为题在日本结集出版。

  当时的日本舆论称,在中国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不知何时忘记了的朴素的笑容、率直的眼眸,那种融入风景的安详而舒展的快乐。秋山所在的公司还向中国的少年宫捐赠了300本影集,“我听说后很高兴,我希望我镜头里的孩子每人都能得到一本,能成为他们童年的回忆。”而如今,这套影集在中日都近乎绝版。

  时隔30年,本报记者在日本东京柯尼卡高野影廊采访了秋山。影廊栖身在车水马龙的新宿站东口的一处仓库楼中,从堆满集装箱的仓库走进巨大的电梯间,感觉要进入一个异次元世界。

  推开一间狭长会客室的门,72岁的秋山等待在窗前,注视着新宿街头的人流,“啊,请进。”他转身说。他是日本人中的所谓“浓颜”:深轮廓,眉眼肤色浓重。他的须发有些花白,这让面容柔和了些许,他的穿着也算得上是“潮人欧吉桑”。

  擦去孩子脸上的妆

  记者原本预想,能如此敏锐而细腻地捕捉那个时代的细节,秋山必然久居中国,熟悉中国社会文化。而实际与此相反,在《你好,小朋友》拍摄前,不会中文的秋山只随着摄影旅行团到过中国两三次,这次专题拍摄分三次进行,总共历时不到半年,拍摄时始终是他、一位翻译和一位帮忙提胶片的影集设计者三人。

  秋山对那时在中国拍摄的经历念念不忘,“我自大学起,就对中国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初到中国难免会想起那些汉诗里的喝酒、赏月、送别朋友等,但我发现,这些跟1980年代的中国完全无关,眼见之下是朴素而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样子。那时中国确实不如现在发达,记得我坐着苏联老式飞机越过长城,窗玻璃被震得哗啦响,但我却被窗下雄伟的景色吸引住了。”

  《国际先驱导报》:

  您不仅拍摄了《你好,小朋友》,还在1999年出版《儿童照片的拍摄方法》,为何特别喜欢拍摄小朋友?

  秋山亮二:

  中国的孩子和日本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孩子就是可爱天真的,当然他们所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单拍孩子,但孩子是我特别在意的,因为大人会在孩子身上反映出来,孩子就像相纸,像光,把大人显影出来。拍孩子也就是拍大人,看到孩子,看到希望,也看到我们大人的负面的东西。

  Q:您的镜头捕捉到的中国小朋友的表情和社会风貌让我们非常感动和怀念,似乎不是真正了解中国和那个时代的人,拍不出这样的照片。

  A:其实我基本不会中文,拍照时无法交流,只能喊一句“照相啦”,只会笑。中国摄影协会派了一位女翻译全程陪同我,在各地得到当地摄影协会的帮助,他们也给我一些提议,但整个拍摄没有任何“演出”或者刻意安排。不过,看到外国人来拍照,父母都给孩子穿上漂亮衣服,还化上妆,而我更想拍他们自然的样子,但又不好说,就偷偷让工作人员擦去一点孩子脸上的妆。

  为了让孩子们适应镜头,我就和他们一起捉迷藏,让他们砸开椰子给我喝,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些游戏比拍照本身更重要。我也并没有特意去捕捉中国和那个时代才有的景象,这在当时是无法知道的。对我来说,我只是从孩子身上,从风土中寻找一种幸福的状态,寻找自我,当我觉得跟这些融为一体时,我就按下快门。

  中日关系一定会改善

  秋山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摄影家是美国街头纪实摄影师李·弗里兰德,《你好,小朋友》对人物与城市的捕捉也颇有纪实摄影风格。这种风格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日本摄影界非常风靡,代表人物就有秋山,以及更为世人所知的荒木经惟和牛肠茂雄。

  正如《你好,小朋友》中所透露出来的真诚与朴素一样,秋山亮二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摄影家。跟同一时期的日本摄影师相比,秋山是明亮、幽默、充满人情味的,同时带着他摄影记者出身的纪实性素养。在玩转概念、摄影变得高深难懂的时代,这似乎更让人动容。

  Q:您当时与中国摄影协会的摄影家有交流吗?

  A:很遗憾没有什么交流,我们曾一起去拍摄,但没有交流拍摄的想法,摄影其实是很个人的表达,我跟我的摄影师父亲也很少交流摄影。

  我倒是跟照相馆的人交流了不少,当时中国的照相馆流行给黑白照片着色,这种人工着色的高超技术让我吃了一惊。在哈尔滨一家国营照相馆,女技术员把她的作品给我看,其中有一个姑娘穿着十几种民族服装,底片是同一张,所有的彩色都是人工着上去的。还有一张穿日本和服的照片。我们立刻请她允许我拍照,几个月后,着色的照片送到了东京。那照片有着特别的风情,而且让我这样轻易就能拍摄彩色照片的人,充分感到倾注心血的不容易。

  Q:拍摄这本摄影集一共用了多少胶片?如果有机会,会把《你好,小朋友》的照片拿去展出吗?

  A:我差不多拍了6000张,大概500卷胶片。拍摄过程中这本书的设计者一直跟着,主要就是负责开车和帮我拿胶片。我用的是柯尼卡的樱花彩色底片,35厘米的或者6·6的反转片和底片,显出的色彩都非常沉静漂亮。那时,很多中国人使用的也大多是樱花牌底片。

  我的工作室太乱,底片不好找,而且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冲洗老式底片的地方了。这些照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更感兴趣的是今后的照片。真不好意思,都70多了,还想着今后。

  Q:您拍摄这本影集的1980年代,中日关系很好,现在中日关系却处于困难时期。您觉得文化交流能在沟通两国关系上发挥有效作用吗?

  A:现在日中关系是不太好,但我觉得可以稍微离开一点,从长远眼光看,从大局看。中国与日本有那么悠久的交往历史,像你刚才让我在这本《奈良》(秋山赠送给记者的影集)上签名,我马上想到,中国与日本在奈良叫作“平城京”的时候就有了友好的关系—鉴真的唐招提寺,在唐朝望乡的阿倍仲麻吕。我相信中日关系一定会改善。如果我的照片能在促进中日的互相理解和感情上起到作用,我会非常高兴,但如果一开始就怀着这么一种使命感或者目的性,或许会成为拍摄的障碍,也难以动人。

  一直想用温柔的眼光看世界

  秋山身上充满典型的所谓“江户”气质,有一点骄傲的样子,爱开玩笑,不太在乎钱,不喜欢被束缚。他大学毕业进入美联社,一年后跳槽到《朝日新闻》,因为不愿意拍摄日本政客而辞职,之后的40多年他做起自由撰稿人,记者忍不住打趣说他“内心真是强大”。他说:“对摄影来说,那是个好时代,杂志都愿意买即使不有名的自由摄影家的照片。那时摄影还是件所有人都兢兢业业地干着的事。”

  Q:在您的摄影道路上,谁给您最大的影响?

  A:我父亲是摄影家,但除了杂志策划的对谈之外,我和父亲并没有就摄影有过交流。我父亲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小学时我开始偷偷拿着父亲的相机拍摄,像记日记一样,记录我的日常生活,当时想,照相太容易了。

  摄影归根结底还是你看待世界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原点可能是《东海道中膝栗毛》,这本日记讲述两个有点小坏的年轻人去东海道旅行。这本江户时代的畅销书形成了我最初的世界观,肉眼与真实的眼光看世界,好像有点坏,其实是很温柔善良幽默的。我一直想用温柔的眼光看世界,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拍富士山的,冬天太冷,又可能有地震发生,夺走生命,一点都不温柔。

  Q:日本摄影家协会名誉会长渡边义雄曾说,您曾为了一次外地的拍摄而举家迁居当地?

  A:有这样的经历。《津轻,聊尔先生生平》和《纽约通信》都是去日本北青森和纽约住了一年左右。这主要为了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匆匆过客,而想融入当地的人情风俗,去接近当地居民的内在精神。人,人心,是我最关心的,我一直在拍人物,或将风景和人物在一起的风土,我从不拍纯风景。

  Q:您现在用胶片相机比较多,还是也用数码相机?

  A:数码相机会带来过度拍摄,我不喜欢用数码相机。我一共有六台胶片相机,一卷胶片只能拍12张,我会很珍惜地去拍,并不是嫌胶卷贵,而是因为,摄影需要非常仔细地观察。我不会即兴地轻易地按动快门,我会一直想,眼前的图景怎么拍才好。我很抵触即兴地大量拍摄,照相拍的是瞬间,为捕捉那一瞬间要做很多努力,比如拍企鹅孵蛋,现在能用先进技术把摄影头放在很近的地方拍,但我还是想在现场拍摄。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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