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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反腐,确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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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1 11:20:38 来源:国企 

  来源:《国企》杂志

  善勤

  “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 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2015年3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河南调研,来到了一个有争议的地点:红旗渠。

  上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苦战十个春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在红旗渠纪念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令王岐山驻足,当讲解员情不自禁地唱起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歌《定叫山河换新装》时,王岐山也随着铿锵豪迈的旋律深情咏唱。他感慨地说:“我看过电影《红旗渠》,印象很深,很感人。”

  虎口崖旁,王岐山指着一株傲然挺立峭壁上的青翠树苗说,看,连石头缝里也能长出树,这多像太行山人执拗的性格!在青年洞,面对人工天河的伟大奇迹、太行群山的壮丽景色,王岐山感叹说,“看到红旗渠,我很震撼,在这里我想到的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奋斗不息的精神!”

  他表示,“我在不同岗位上到河南来过多次,这次实地看了红旗渠,确实感悟颇深,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那个时代或者说在当代的缩影。在中国历史上,河南还有很多类似的可歌可泣的事情。愚公移山不是在河南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是在这里写下的呀。《岳阳楼记》意味着什么?那种为民之情怀,跃然纸上,千古传颂,很多话都成为箴言、警句,为历代英杰所引用,中州大地、中原地区在黄河文明时代发挥的作用,不光积淀在这里,而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乃至全中国。所以,黄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这种精神文化和力量伴随着DNA一代一代传承。”

  听到这里,熟悉王岐山的人都不免吃惊。红旗渠是人民公社成就的象征。王岐山赞美红旗渠精神,他还是八十年代提倡包产到户的改革先锋吗?

  一、思想敏锐的知识青年

  王岐山1948年出生于山东青岛。他的父亲是1930年代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属于那时的稀缺人才,毕业后在青岛从事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抗战期间,王父宁可到王岐山母亲老家山区任教,也不想给日本人干。抗战胜利后,王父回到青岛重操旧业,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1949年,国民党给王父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父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整党”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父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指名道姓地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王家举家迁往北京。因为这次抄家经历,王父变得谨言慎行,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未受冲击。直到“文革”爆发,造反派才再次把他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旧事“揪”了出来。“文革”期间,王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80年代初才给平反。而王岐山的母亲善良、热情、开朗又乐于助人,因此被选为机关大院居委会主任,为街坊邻里的事忙前忙后。“文革”期间,她从不歧视遭受批斗的邻居们,常常偷偷到他们家里好言宽慰。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以想见,有这样的好父母,王岐山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不少优良品质。这些特点在王岐山的学生和知青时代就有较多显现。

  王岐山高中时期就很爱读书思考。高一时,政治课上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他课余时间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找来看,很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这成为王岐山日后思考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哲学根基。

  “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高一时就担任了初一年级一个班的辅导员。一次开会,班上有个非常傲气的同学非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为了使这个同学谦虚点,王岐山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但是,王岐山这番关于雷锋的比喻却被传得走样了,“文革”期间成了他“恶毒攻击雷锋”的证据。王岐山在全校大会上受到了批判。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却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相逢一笑完事。

  1969年1月,还是北京35中高二学生的王岐山,和29000多名北京知青一起,响应毛主席号召,满怀着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想,来到陕北农村插队。然而,教科书的宣传和农村现实的巨大落差震荡着王岐山的内心。农民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个个都淳朴、勤劳、善良。相反,在生产队体制下,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贫穷落后,农活重,日子苦,是当时陕北农村最真实的状况。

  天还蒙蒙亮,王岐山就要出工,从村子里担着130斤左右的粪上山浇灌田地;山上的麦子成熟了,再背上两三捆150多斤的麦子下山到村里。干这样重的活,吃得却非常不好。知青们常吃的是高粱、黑豆、麸皮和在一起熬的粥,“像喂猪娃一样”。最好的饭是玉米、白面掺在一起蒸的两面儿馍馍。对20岁的小伙子来说,根本就吃不饱。王岐山对这段饥饿的感觉刻骨铭心:“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或者怨天尤人,在自我消磨中混日子,或者继续勤奋自勉,努力思考着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王岐山显然属于后者。因为体力劳动很辛苦,所以知青们下工回来时常下下棋,打打扑克,但王岐山却拿个石板做桌子自学。他不但看数理化,想啃啃“文革”中没学好的知识,而且很爱看经济学、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习近平那时也在延安插队,曾在王岐山处借宿过,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就被王岐山留了下来。因为读一本西方政治学的书,公社领导还批评王岐山,不该阅读“反动书籍”。

  读“反动书籍”,其实是那一代比较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知青们共同的爱好,他们渴求从这些书中找出破解现实困惑之道。

  答案来自实践。知青李秋林,自荐当上生产队队长后,试着推行小包干,增加自留地、办副业,竟使生产队增产十几万斤。这件事对爱思考的知识青年刺激很大,成为新思想的源泉。

  因为看问题比一般人更透彻,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为人也比较正直、豁达,所以王岐山在知青中极富号召力,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他去劝。在当地村民眼中,“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一次,公社来了干部,抢队里的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三言两语就把人打发走了。

  1971年,重新开门的陕西省博物馆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当时,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又需要灵活应对。王岐山讲解时完全脱稿,却能把枯燥的历史知识讲解得活灵活现,当时的中央领导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正是这6年的讲解员生涯进一步锻炼了王岐山的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日后走上政坛的王岐山,之所以能够在公众场合风趣幽默、自信从容地脱稿演讲,就离不开这段经历打下的底子。所以,在任何平凡的岗位上,只要肯全心投入、用心琢磨,就能体会到工作的内在乐趣,积累起充足的人生自信。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博物馆展现的是我国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王岐山从中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汲取了充足的民族文化自信,使他在改革开放后的西化大潮中,既能积极吸收西方思想的合理之处,又不会迷信西方、丧失中国自信。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还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时刻触摸着社会新思潮的动向和时代的脉搏。

  二、老成持重的改革先锋

  1976年,毛主席去世了,精神的天空坍塌了,但凡人还得过日子。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道出了无数凡人的心声。

  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年,知识青年开始大量回城。历史系科班出身的王岐山,则于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任民国室实习研究员。此时,他已经30岁了。

  期间,在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后,王岐山又参与了《民国人物传》的编纂工作,他和两三个人一起,负责东北、西北地区近300名民国人物传记的组稿和编纂工作。王岐山或许从中体会到,追求“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堕落的清王朝,换来的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代。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不过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老百姓(603883,股吧)的命运在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又是多么的悲惨!

  虽然王岐山非常喜欢历史,但他并不是只想做一个在故纸堆里进行历史思辩的旁观者。对王岐山来说,“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所以,他更愿意参与到历史行进的洪流中,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当下的实践。彼时,虽然“解放全人类”的宏大理想已经被抛之脑后,但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家国情怀依然在内心翻腾,“中国向何处去”是他们那代青年最关注、思考最多的、最想去探索的问题。

  王岐山的社交能力很强,返京后仍热衷于参加朋友们的学习与讨论。机缘巧合,他和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四人联名提交了一份重要的经济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并探讨了出路。这份报告有幸得到了姚依林的重视,姚依林又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并接见了这四个人,史称“老青对话”。此后,他们四人获得了“四君子”的美誉。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请王岐山和黄江南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开始着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了各县、市及农村。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会上,一些老同志有顾虑:出口导向,与以粮为纲不是冲突吗?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对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国民经济崩溃论”呼唤改革。“改革污泥期”提升人们对改革代价的容忍度。由此可见,作为改革先锋,王岐山当之无愧。

  然而,王岐山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少年老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何平稳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对此,中央高层也并不十分清楚,需要一边调查、一边摸索、一边试点,并逐步推广,这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由来。

  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王岐山等新锐青年筹划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农研室因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农研室下属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们休息了,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改革思想风起云涌,王岐山适时引领。在他的实际组织和领导下,1984年夏,成功地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但是,真上山了,却不能带论文,以防念稿子。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传递出的新思想、新主张引起了中央领导重视,被吸收进当年十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三、头脑清醒的金融政治家

  1986年,王岐山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这期间,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与世界银行洽谈了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王岐山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对方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觉得中国改革有希望,就最终决定把贷款给中国。这开启了王岐山向金融界进军的步伐。

  1988年,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王岐山即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1989年,王岐山出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冲锋在中国金融业改革的第一线。1993年王岐山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协助已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处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问题,得到了朱镕基的欣赏。1994年,王岐山又回到建设银行任行长、党组书记。在建行行长任上,王岐山不但完成了建行从政策性银行到商业银行的转型,而且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担任中金公司首任董事长的王岐山以及他主导的多个投行项目备受国际金融市场关注。

  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波及广东的危急关头,朱镕基亲自点将,由王岐山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主管金融,领导处理蔓延全省的金融危机。

  王岐山第一天走进广东省政府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广国投”和“粤海”的紧急债务。广国投和粤海都是中国著名的“窗口公司”,但当时不仅自身资不抵债,而且负债额超过省政府可以考虑的支付能力。

  在内部的激烈争议中,王岐山拿出一个既干脆又显大局观的方案,即,不向中央伸手,不给香港添乱,抓一个——重组粤海、放一个——让广国投破产。

  王岐山的方案体现了中央高层关于金融改革的原则——关闭严重资不抵债的广国投,为的是政企分开,“谁的孩子谁抱走”,改变过去政府替国有金融机构偿还债务的做法,终结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不分的道德风险时代。

  而保住同样资不抵债的粤海,则是“超过了纯粹的经济考虑”。“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5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不想给香港的股市添加混乱。”王岐山向债权人和媒体解释说。

  然而,广东省政府对粤海和广国投的处置决策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此前的多年间,国际债权银行领会了一个潜规则——借钱给“窗口公司”就是借钱给中国政府,是最安全的主权债务。谁也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在一夜之间掀翻历史悠久的潜规则,不再为一家自己全资拥有的公司买单。一时间,愤怒、抗议、威胁、反弹的巨浪来势凶猛。

  无法接受现实的债主们联合起来,向王岐山的意志力发起冲击,叫喊着要广东省政府“百分百偿债”,而且马上要现金,否则就要将粤海清盘,“大家同归于尽”。更有国际银行家放言,将停止向中国发放贷款。

  此时,一个叫保尔森的美国人帮了王岐山一个忙。保尔森时任高盛主席。在王看来,面对170余位国际债权人,不可能由内地政府官员单干,必须要有具备国际权威的金融机构参与。于是,王岐山拍板聘请高盛作为粤海重组的顾问。在保尔森和高盛的参与下,广东省政府终于和国际债权人坐下来,就粤海重组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

  当谈判陷入僵持时,王岐山展示出他的铁腕作风,1999年6月底,面对债权银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王岐山宣布,广东省政府自7月1日起停止代粤海偿付贷款利息。

  面对那些大吵大闹、威胁说要“控告”中国政府的国际债主,王岐山也放出硬话:“你们可以去告,上哪都可以,在国内、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到国外我也愿意奉陪!”

  这场高强度的国际博弈,王岐山赢了。1999年1月10日,广国投破产关闭。2000年12月,经过艰苦谈判,广东省政府和国际债权人就粤海重组达成协议。

  一抓一放的同时,广东省政府向央行借款380亿元,重组和关闭广东省内800多家地方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广东金融最终转危为安。

  在王岐山看来,“广信破产是个痛苦的、不得已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广信毕竟是个在广东改革开放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公司,是在海外有一定影响的金融机构。但从现状看,这个公司严重资不抵债,管理混乱,问题过于严重。以往也不是没有做过别的努力、想过别的办法。我来广东工作后,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工作中,面临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保支付,包括保广信到期的债务支付。但是账外有账,一时间都不知道债务窟窿究竟有多大。只好先宣布关闭,便于查清情况。后来发现问题实在严重,所以先申请破产。因为不这样做情况只会更糟。”

  “另外,从中国改革的全局和经济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我觉得广信先关闭、后申请破产,用这样的方式来‘引爆’广信的债务危机,也有可能把一件坏事变成好事。中国的金融机构也能依照市场准则和法律申请破产,其实这表明我们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往前大大走了一步。所以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的一篇社论评价,我们这样的做法使中国金融业真正走向了市场。”

  其实,市场经济就是愿赌服输、弱肉强食的冤大头经济,靠的是实力、意志和信息的较量。谁有能力确立规矩、主导规矩,谁就是赢家。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但凭借强大的军事机器和美元霸权地位,照样可以借新债、还旧债,也从未想过要还清中国等国的债务。美国两房公司破产,中国巨额债券蒸发,中国就愣是没有办法。对此,王岐山心知肚明。所以,不要畏惧什么国际舆论,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关键是要确立自己主导的游戏规则。王岐山靠坚强的意志、清醒的头脑、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强大的公关能力,确立了处理广东金融风险的规矩,以一天一个亿的速度,用三年时间全面化解了巨额内外债支付缺口,制止了企业滥借、银行滥贷,厘清了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防范了道德风险,捍卫了广东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

  这场硬仗打下来,王岐山成了金融政治家,为中国赢得了国际金融界的尊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高层无技术,都是政治较量。有知青经历垫底,什么样的威胁都不怕,什么样的大人物都敢碰一碰,惹一惹。

  2008年,王岐山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首次率团赴美主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针对美国因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他即席发表演讲,调侃美国:“我这次来美国之前,很多朋友对我说,你要小心,美国的大门就要关上了,因为美国盛行着保护主义。但是,我认识的美国不是这样的,历史上的美国就是贸易立国,是一片能够容纳世界各族人民的热土。”他话锋一转:“在我访美的第一站圣路易斯市,矗立着一座巨型拱门,‘有框无门’,是当时美国开发西部的起始点,美国应该像这座拱门一样,永远开放。”轻松的话语间,流露出自信和清醒。之后,王岐山还多次主导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人评价他“熟悉经济”,“谈判强硬”。

  2009年,在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伦敦分行八十周年的晚宴上,王岐山更是直言金融危机的起因是贪婪,令在场的数百银行家鸦雀无声。

  从2008年到2012年,在主管金融、商贸工作的副总理任上,王岐山提到最多的两句话就是“加快金融改革开放”与“防范金融风险”。在王岐山看来,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他强调,“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调整金融结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提。他的“底线论”为中国金融业支起了一把“安全伞”。

  四、自信信人的北京市长

  2000年12月,王岐山从广东调回北京,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国务院办事机构向有“只做不说”的铁律,自此,王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恪守着一颗平常心度过了两年时光。在为数不多的讲话中,王岐山表示体改办“应该继续团结学术界的精英,多出谋划策,供中央决策”。

  2002年11月,王岐山卸任南下,奔赴海南处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遗留下来的难题,并为海南确立了“生态立省”的工作方针。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省委书记任上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SARS)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王岐山的另一句著名口头语是,“你们信吗?我信!”他常以此鼓励下属、鼓励群众。

  当记者追问王岐山:您对这场抗击非典的战斗有信心吗?他的回答从来都是坚定有力的:“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有效率、果断的政府会给人民带来非常强的信心。我同样地要求自己,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和首都的所有市民以及所有关注、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对我们这场防治‘非典’的斗争,大家要树立起信任,树立起信心。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这种信心绝非凭空而来。他向人们讲述过这样的情景:“1997年,我当时在金融系统工作,在香港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当天正好是香港股市崩盘之际,也正好是我推荐中国移动上市的首日。晚上的招待会,我作为保荐人、投资银行家要保荐这支股票,可是股市崩盘,我必须讲话,包括投资家李嘉诚都说,这怎么说呀?我当时突然就想出一句话,站在台上就说:‘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实践证明,亚洲金融风波过去了。”

  面对“非典”,王岐山在北京街头,还向市民作过一个相似的表述:“咱们北京人什么没经历过?不都扛过去了?”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王岐山夜以继日地投入抗击“非典”的工作中,在半年的时间里,体重竟下降了10公斤。他说:“做北京市长,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重于泰山,我时刻铭记于心。”

  2004年4月,央视“面对面”栏目记者王志找到王岐山,请他回顾抗击“非典”一年来北京的工作。王岐山拒绝了。王志不解地问:“我都被评为抗击SARS的英雄了,你这个抗击SARS的市长在一周年的时候,怎么反而不说话了呢?”王岐山说:“真的不行,抗击SARS成功,功劳是中央的,是大家的。至于我,现在北京要做的事太多,还不是我接受采访、总结成绩的时候。”

  他更是对自己的友人坦言:“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19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是,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譬如社会上流传的‘京城四君子’,哪个人不聪明?哪个人没能力?他们都是极聪明、极有水平的人,就说周其仁,他多有口才呀,他讲课是很受欢迎的。可以这样讲,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历史恰好把‘做市长’的这个机遇交给了我,我对这一点,还是能认识清楚的。”

  自信从容,迎难而上,勇挑重担,但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谦虚学习的态度,这或许就是王岐山能屡次转换身份并成功担当“救火队长”的原因之一。

  王岐山任北京市长的五年,恰好和奥运会的筹办、举行相重叠。因此,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并利用奥运会让北京的城市化、现代化再上一个台阶,成了王岐山最大的夙愿。他说:

  “我妈妈做过大院的居委会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现在也是北京市这个‘大居委会’的主任。我必须给全体居民服务好,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但是,我还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两个任务都面临着许多困难,许多挑战。譬如北京市的交通、环保、城市管理,都还有许多难如人意之处。我这样讲,并不是怨天尤人,不是的,任何国家处在中国、处在北京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处在市场经济的探索、转型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必须努力,不能放弃。”

  对王岐山努力完成的这份答卷,历史已经做出了最好的评判。新的使命还在前方召唤。

  五、为什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十八上,王岐山当选中纪委书记。如果说金融危机和非典危机已经是疑难杂症,那么腐败就是癌症。这位医生,能治好社会癌症吗?

  人们还都记得“改革污泥期”。为了推进改革,这种说法确有合理性。但是,怎样从污泥中绽放出莲花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历史考验着王岐山。

  好在王岐山是学历史的,他“善于在不断总结中变得聪明起来。”上任不久,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在总结讲话中讲到反腐“更希望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并推荐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称“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王岐山只是推荐了此书,没做具体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历程中体会他读这部书的心得。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狂暴性的原因。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并非在完全停滞的状态下发生,而是在改革已经启动,统治已经显得开明,社会已经看起来繁荣的条件下发生。“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旧制度的某些部分已经废除时,人们对余下的部分更加不能忍受,也更加怀抱铲除的希望。繁荣却引发革命,这就是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

  多巧妙!借托克维尔“悖论”,王岐山准确地传递出他的历史感。如果不强力反腐,中国就面临一场新的革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葬送于这场新革命!

  中国革命造就了今日的中国共产党,所以,革命一词往往显得有些神圣、正当。其实,真的再来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社会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动荡,形形色色的军阀、政阀、财阀将打出各种颜色的革命旗号,撕裂中国社会,使中国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战乱之中。在互联网上,极左和极右的知识分子都在呼唤这样一场新革命,主张推倒重来。

  王岐山明白,推翻了一个有问题的秩序,并不能迎来一个好秩序。所以,要珍惜已有的秩序,努力改进已有的秩序。如此看待反腐败,就是上升到了千年历史的高度,上升到了跳出兴衰成败周期率的高度。有这样的纪委书记,我们就可以指望有一个廉洁自律的党,一个重新回归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

  王岐山书记的所作所为,恰好践行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义: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如此为人处事,岂不大气,岂不快意?

(责任编辑:HN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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