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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发挥怎样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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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3 14:30:32 来源:银行家 

 

银行家2015年第11期
银行家2015年第11期

  中国应该发挥怎样的优势—徐诺金《优势突围》一书推荐

  王松

  小友徐诺金赠送我他在今年5月出版的文集《优势突围——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并希望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拿到作者于2005至2015十年间分上、中、下三册分类为经济理论、金融理论、实践应用、对话演讲与其他杂文五部分总字数超过256万字的沉甸甸的大部头,我心中颇生难意:一是我没法在短时间完成通篇阅读,二是基于我率直的性格,在没有通篇读完的情况下就草草评论对徐诺金这样才华横溢又比较年轻敏感的学者型官员来说会不会产生些许伤害。

  这本《优势突围》被中国金融出版社列入《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书系》,这个书系的其他书我还没有看到。当年王震云当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时,时不时都把金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赠我,现在社长换了,也无人向我赠书,所以,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来判断这个自我标榜为中国新供给学派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是什么内容。据徐诺金在前言中说,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创始人是贾康,还有些什么人支持他的观点?据我所知,除徐诺金以外好像还有钱颍一、余永定,甚至包括经济学界前辈吴敬琏老师。

  据说,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已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衍生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需求学派,也被称为“主流经济学派”;另一派是基于索洛的增长要素分析理论产生出来的所谓“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派”。总需求学派用传统的“储蓄—投资分析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分析出发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和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认为在出口拉动力不够、投资推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主张用扩张国内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近两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难见起色,人们于是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出了问题,改革选择失当的根子就是没有从供给角度找到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病根。于是,一些人集合起来,自我标榜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派,他们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供给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高增长势头受挫的原因,具体说,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使得中国丧失了人口红利,胡温十年改革踌躇不前使得中国的制度红利风光不再,金融管制及金融政策失当又使得中国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在储蓄优势及相应的资本优势等等。因而,他们主张要在十三五时期改变中国的人口严控政策以重新获取人口红利,要用18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60条重新释放制度红利,用新金融自由化来发挥中国的储蓄和资本优势等等。中国新供给学派提出的种种政策主张瞄准的是“索洛残差”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长期经济增长分析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宏观决策者来说,他们日常要应对的大多是短期问题,即需求总量和结构调整问题,因此,在政策选择上,人们还是要把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当成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来使用,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从供求平衡角度使社会生产达于它的可能性边界;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中国制造、建筑业以及多方面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问题,试图通过精准操控的方式在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重塑方面实现“无衰退调整”。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所面临的政策选择现实。

  根据我的观察,所谓的中国新供给学派,他们的理论远未体系化,他们的政策主张也给人留下一种远水不解近渴的印象,而中国的凯恩斯学派又未能大张旗鼓地声言自己的政策主张,因而在操作实践上没能提出清晰有力的短期经济下行调节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天天在喊稳增长调结构,经济增长却难以企稳,结构调整又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粗略看了一下徐诺金的“主流经济学的迷误与反思”、“论中国优势”、“警惕轻视增长的危险”、“坚定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决心”、“怎样看我国的低消费”、“怎样看我国的高储蓄”、“怎样看我国的高投资”、“回归恒等式是实现我国宏观经济均衡的根本途径”等几篇文章,读后的印象是,徐诺金是口头上的中国新供给学派,骨子里还是主流经济学派。因为他的分析范式始终不离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法”,政策主张也与我所了解的中国新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有较大差异。当然,我的这个直率评论徐诺金博士可能不会同意,但是你只要将总需求要素分析与总供给要素分析划成两条线变成两把尺子对作者的文章思想及概念运用频度做一下分析,作者究竟属何门何派就一目了然了。

  其实,经济学家也没必要非得用站队的方法把自己划入什么阵营什么学派,对于每个认真的经济问题研究者来说,扎根实际看清中国现状比什么都重要。徐诺金有着丰富的实践经历,又有扎实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功底,他提出的许多看法和建议都非常接地气,有很强的决策参考价值。十年写了256万多字,这已经给人一种才气逼人的感觉了,我相信,所有能耐下性子翻一翻这三大本书的人都会产生这种印象。

  徐诺金出身五道口,是丁鹄老师的学生。五道口的人行导师,我认识刘鸿儒、周林、甘培根三位老师。刘鸿儒老师是当年中国的部级官员中理论水平最高的人士之一,周林老师平易随和,甘培根老师则率直仗义。丁鹄老师听说以治学严谨著称,可惜我与其缘悭一面。五道口出了一大批金融人才。1984年中国金融学会第三次年会在合肥召开。会间,五道口的18个学生轮番上台发言,力主中国尽快建立金融市场实施积极的市场化改革,被称为“18棵青松”事件,并被《美国之音》报道。事后,蔡重直写了一篇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文章刊登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后来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在实务领域,五道口涌现了一大批栋梁人才如吴晓灵胡晓炼武捷思朱从玖、刘连舸等等,刘鸿儒老师主导的金融学科建设终身成就奖的主要捐助者就是五道口的张治平,顺便说一句,新近出事的张育军程博明也是五道口出身。可以说,在中国金融教育界,小小的五道口生产的人才密度是最高的。中国金融教育为什么会有五道口现象?我想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五道口研究生部是中国人民银行创办,金融改革在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又无比重要;在教学上,五道口既能请到黄达厉以宁这样的顶尖教授讲课,又能在刘鸿儒等行业理论专家的直接熏陶下始终关注改革发展的实践前沿问题,因而,才能培养出一大批金融精英。徐诺金比较年轻,是五道口学生中为数不多的既站到了金融实践领导岗位,又矢志不移地坚持读书做学问写文章的人之一。因此,我更看好他的发展后劲。

  最后,也就《优势突围》的主题说说我对中国优势的一点点看法。

  我认为中国优势大体有四:1、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2、金融优势。这体现在国民高储蓄率和雄厚的外汇储备方面;3、威权政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高增长的奥秘之一就在这里;4、社会稳定优势。中国具有超稳定政治社会结构,这是金砖其他几国所不具备的发展环境优势。现在,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种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更加困难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并不能简单用结构调整阵痛来概括,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从应对政策上找原因。要从困难重重中突围就要出台一些更加有操作意义的系列解决方案,欲稳定经济增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要切实解决“上层喊口号、中层挂空挡、下层踩刹车”这样的现实问题。可以认为,上述中国四大优势能够恰当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困难局面就会很快扭转。徐诺金主张坚持高投资,我完全赞同。克强总理在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演讲中说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这一改造传统引擎的提法实际上已指明了结构调整中的投资方向。我们现在所差的只是在政策表态上解决“犹抱琵琶半掩面”的问题了,如果像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1月那样,大胆宣示政策意向,中国优势就会立即凸显。

(责任编辑: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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