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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中国金融体系施加了太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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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9 14:08:54 来源:和讯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陈道富

    和讯网消息2016年1月9日,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财经中国2015年会第十三届财经风云榜在北京召开。年会围绕“改革新动力”的会议主题。和讯网全程直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在“对话:金融改革新任务”圆桌论坛上表示,中国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应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以下为演讲实录:

  陈道富:很高兴有机会讨论金融改革,作为第一个发言,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局。我想回答主持人给我提出来往哪里去的问题之前,先说一说由什么决定往哪里去。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外求美国德国日本的制度,曾经这么求过,但是到了今天,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金融体系到底需要往哪里去,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金融体系,回到自己经济的运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能讨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往哪里去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所谓的金融改革更多的是自我成长,自我突破的过程。往哪里去?金融体系是有生命的体系,它自己会决定往哪里去。对改革者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不带偏见的倾听金融体系发出的声音,金融体系想往哪里去。金融体系用特殊的语言告诉你往哪里去,用大家感觉到的不顺畅、别扭、风险、危机的方法,来告诉你,原来有些东西束缚了你,你需要突破,需要调整方向。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金融改革是在自己的脚下,从外面找的时候,你发现国外好多形式上的东西中国都有了。有宏观调控,微观机制,国外该有的制度在中国也都有了,以及熔断机制,形式上我们都在学,包括很多国外的金融产品我们在国内也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总觉得金融体系有问题,一方面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现在的金融体系想告诉你什么东西,想往哪里去?从业人员都在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有三方面:

  第一, 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实际上更多的是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去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我又不是一张白纸,我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我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他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你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么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责任编辑:马郡 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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