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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生命册

2016-09-04 10:38:04 青年报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 1953年10月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等职。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屋》《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生命册》等,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败节草》等,《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 1953年10月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等职。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屋》《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生命册》等,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败节草》等,《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多年来,李佩甫一直关注平原的生态。作为中原人,在他的心中有着各种各样关于“平原”的收藏。这些收藏成了他日后创作的“药引子”。对李佩甫来说,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他的“亲人”,当下笔书写他们的时候,他是有疼痛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因此每一部有关人与环境的作品,他都通过“土壤”与“植物”关系来诉说,进而从中读出真实的、历经反思的人生。

  本期对谈嘉宾 李佩甫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孔会侠

  1 我是在姥姥的“瞎话儿”中泡大的,她讲的故事就像明月,每晚都在我床头升起。

  孔会侠: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您是1953年出生在许昌市一个工人家庭的,自己也当过几年工人。但看您的作品,工人生活远没有乡村生活在您心中留下的印记深,为什么?

  李佩甫:我出身于工人家庭,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那是一个贫民区,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老辈人识字的不多,都是百姓。我自己也当过车床工,但我对当工人不是很喜欢。那时候一开车床每分钟三千六百转,人高度紧张,不敢出错,一错就是一堆废品。我对农民很熟悉,我们家百分之九十九的亲戚都是农民。我母亲好客,农村亲戚长年累月不断往我们家去,拿点红薯或者别的,最穷的时候掂两串儿蚂蚱就去了,我母亲就做炸酱面招待他们。另外,一个人的童年是至关重要的,我在姥姥家的童年生活很快乐。几乎每个星期六(002291,股吧)的下午,我都会背上小书包,到乡下我姥姥家去,为的是能吃上顿饱饭。去姥姥家要走三十里路。我一个小儿,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童年里,我是在姥姥的“瞎话儿”(民间的传说、故事)中长大的。那时候,姥姥已是半瞎,记忆力却惊人得好。有无数个夜晚,我都是在她老人家喃喃的“瞎话儿”中睡去的。夸张一点说,我是在姥姥的“瞎话儿”中泡大的。她讲的“瞎话儿”就像明月一样,每晚都在我的床头升起。

  2 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阅读是丰富人生、开阔视野、清洗自己的最好方式。

  孔会侠:您曾不断强调喜欢读书、坚持读书在自己一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您能不能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经验,谈谈读书作用的具体体现?

  李佩甫:我的人生得益于阅读。也可以说,是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你想,我三代赤贫,父母都不识字。况且我生在工人家庭,童年生活在一个骂声不绝的大杂院里。当年很多同龄的孩子都去捡橘子皮、卖瓜子去了,我却从那个时间段开始,读了大量的书。正是读书让我认识到世界很大,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生、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那时我阅读量很大,阅读的渴望非常强烈。凡是有字的东西我都喜欢,连新华字典都翻过好几遍。从书本中,我认识到什么是高尚、高贵;什么是卑下、低劣,人的命运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在80年代,我们是疯狂吃进,读了大量外国作品。阅读让我见识了人类最好的文字,原来语言行进的方式与思维方式关系极大。文体不是人们认为的“结构”,而是语言行进的方向与方式。为啥用意识流,是要走出旧有的思维模式,创造一种全新的对人类、对社会生活、对生命体验的认知方式。后来,阅读就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我想:阅读是丰富人生、开阔视野、清洗自己的最好方式。当然,这都是需要“悟性”的。当你“悟”到一定的火候,你才真正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3 《红蚂蚱绿蚂蚱》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这解决了我以中原为根基的写作定向。

  孔会侠:1978年您发表第一篇小说《青年建设者》时,是什么感觉?

  李佩甫:心里比较高兴。记得当时在厂里参加篮球比赛,那是怎么投怎么顺。我想,情绪的影响力量还是很大的。

  孔会侠:后来您就开始了写作生涯。在1985年前,是不是有一段困顿苦恼期?直到《红蚂蚱绿蚂蚱》写出来。这个中篇在您的创作中,意义挺大的吧?

  李佩甫:是,一直都很困顿苦恼。那时就是乱写,想写啥写啥。苦于找素材苦于编故事苦于突破,但是又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时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找到自己写作的领地和根基;再一个很痛苦的是要变投稿为被约稿。这是我当年的深刻体验。一个作家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就会终生痛苦,作家就会当得很窝囊。《红蚂蚱绿蚂蚱》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忽然发现我是有宝库的,这解决了我以中原为根基的写作定向。找到了写作领地,心就安定下来。同时它还改变一件事:就是我从投稿变为被约稿了。

  孔会侠:现在有许多编辑也都写小说,有些还出手不凡,您曾做过几年《莽原》编辑,您觉得编辑工作对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李佩甫:我是从1983年开始做编辑,到1987年去做专职作家。这四年编辑生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那时候,学习一本编辑手册,成了我正规训练的方式,都快翻烂了。我觉得当编辑对写作有很大影响:一是行文的规范,编辑要校对每个字、标点符号,原来我的标点很不规范;二是看人家的稿子能增加对文字理解的宽度;三是当编辑能看到很差的文字、很好的文字,知道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区别在哪儿;四是还要总览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走向,最高水平是什么,我们刊物质量在哪个水平线上。所以,在当作家之前还是当当编辑,有很大好处。

  孔会侠:当专业作家后,您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常听您说:“一个人一生能够找到自己愿意做又能做好的事儿,这是最幸运的。”对于以写作为职业,您甚觉欣慰吧?但有时候,喜欢的事情找到了,能否用一生精力去专注从事,也是很难说的。毕竟,人生路上致人转移、分神的诱惑会时不时冒出来,障在眼前。您是如何做到不去旁顾的?甚至后来担任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也没有让您分心、降低自己的创作水准。

  李佩甫:是啊,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我有幸找到了一只“笔”,一个人一生能够找到自己能做又愿意做的事儿,是最幸运的事。很多人一辈子左选右选,做的很多都不是他最喜欢的事情。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能够做,这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不过我也是歪打正着。找到了这支“笔”,我就得好好握住它,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我曾经给人说过,对我来说,除了这支笔不能丢掉,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放掉。

  4 我笔下的“平原”已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平原,是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的地方。

  孔会侠:作家的写作也是随着自我思想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有时候感觉您的小说排放在一起,就像一级级向上的台阶,前面是后面的铺垫,后面是前面的升华。从《红蚂蚱绿蚂蚱》找到文学领地后,您迅速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在《李氏家族》中,您开始了对中原大地与人们生存状态的历史追索,开始用过去、当下两条线索来表达思想。您将豫中平原这块“绵羊地”作为自己文学耕耘的领域,是那个时候就明确了吗? 这块中原大地,您认为有什么特点呢?

  李佩甫:我是从《李氏家族》开始,对这块土地一次一次再认识,不断地发现新东西,不断地扩而大之,是通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找到“平原”的。平原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我心中,“平原”是一块特定的地域,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领地”,尔后在自己的领地里挖上一口“井”。当然,从写作的意义上说,我笔下的“平原”已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平原,它是一种反复思考后再现的过程。就具像来说,这是一块热土,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可以说是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的地方。中国的四条大河三条流经中原。当年历史上这是一块最好的地方,但是由于历年战乱,中原不断地被侵扰、占领,“逐鹿中原”就是最好的注解。政治文化对她的破坏、摧残,使她成为相对落后的、不好的地方。其实当年最早是好地方,不然唐宋不会都在这里建都,包括河洛文化、殷商文化等都在河南。整个中原你会发现有很多优点,比如说郑州它虽然又乱又脏,但它是中国十大最平安的地方:没有地震,另外黄河泛滥从来没有淹过郑州,都是从中牟往下走了。可见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但后来一次一次的破坏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所以我对这块土地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孔会侠:对当代生活的呈现与批判是您文学主题的重要组成之一。1989年您写了《金屋》,集中表现金钱时代对村民带来的生活动荡和精神惑乱,现在看来那是乡村命运改变的开始,您怎么在那么早的时期就开始思考了呢?

  李佩甫:写作《金屋》之前我们参观过一个村,全是新盖的楼房,非常漂亮,家家户户都是贩羊皮发家的,村里到处一股羊膻味儿。进到他们房间,你会发现屋里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书,这让我感到一种精神的贫穷,内心就起了怀疑和不安。一方面是盛行的欲望,一方面是精神的溃败,渐渐就有一种忧虑。

  孔会侠:后来您关注时代变化带来的人心病态,您在《城市白皮书》中更是集中爆发,这个小说中您写了好多种心理疾病啊,放眼望去,周围是形形色色的一个个“菌人”,当时您发于什么样的想法,急切而愤激地写了这本书?

  李佩甫:在《城市白皮书》里,我集中写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病相。我通过一个长在树叶上的小女孩眼睛(当然,这女孩的视角也是病态的)所看到的,在钢筋水泥铸就的鸽子笼似的城市里,开始出现了各种病人,比如“塑料人”、“水泥人”、“钢笔人”、“半心人”、“口号人”、“乙肝人”……在城市的挤压下,这是一部城市病相报告。

  孔会侠:《羊的门》是您写得最自由最顺的作品,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读《羊的门》的时候,感觉寓意很深,使人不由陷入悲哀中,尤其为结尾那一阵阵“呼家堡传出了”的“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咬声!”这个结尾最初就是不由自主写出来的吗?

  李佩甫:写《羊的门》时,最吃力的就是这个结尾。前边写得很顺,可以说一蹴而就。就这个结尾,我修改了八次。每一次都不满意,直到找到这个“狗咬”。当时,我也不是有意写什么“奴性”,只是想要实现这部作品的完整性。要把结尾提到与整部作品相当的一个高度。况且也不仅仅是奴性,其中有让人感觉温馨的部分,还有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与根部密切关系的群体生命的悲凉。

  5 我写人与土地的关系,写土壤与植物(人)的关系,是要拉开距离看看我们生活的土地。

  孔会侠:您集中表达了“土壤”在“植物” 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感觉您作品中的主调就是:“植物”能长成什么形态,是由“土壤”决定的,“土壤”非常重要。“植物”生长的“土壤”里,有营养也有毒素,那“土壤”的积层,既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有文革遗留的质素,还有当下生活风气的表层浸染。“土壤”就是“植物”命运不可逃脱的“因”,想想就有一种极为沉抑的悲痛。您是不是也有?所以您在《城的灯》里,就刻意写了刘汉香这个不受此因果控制的“月亮花”。《城的灯》的前半部很实,后半部很虚,您把刘汉香“神化”成了中原上的一个“现代传说”。您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李佩甫:刘汉香是我虚拟出来的一个优秀的“血分子”。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优秀的“血分子”。可还是有人说刘汉香假。这是人心假的结果。这部长篇小说是写“光”的,刘汉香这样一位美丽的、光芒四射的女性就是作品之光。有了“光”,生活才有温暖和方向,“光”能照亮文字,照亮人心,照亮自我。我认为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需要光的。况且,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每一个节点上,一直都是会看到亮光的。由此说来,我们这个民族,不论前景如何,一直是有“标尺”的。我们当然知道上线在哪里,古人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是这个意思。在任何一个时代,在最危难的时刻,都会跳出一两个“血分子”,它的搅动就成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希望是大于失望的。当然,最后刘汉香还是死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刘汉香丧生的是肉体,而精神是不灭的。“月亮花”已经种下了,它改变着人的认识。这就是一种焚身化蝶的改良。

  孔会侠:《生命册》是您写得最努力的一部书了,写了五六年。感觉您回头检省了50年的社会发展史,检省了自己50年的生活过程和思想变化,真是“一部总结性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这里的树都是变形的、不成材的,这里的人都在生存过程中走向了他的反面,您是不是仍在强调环境、土壤对人的强大塑造作用?

  李佩甫:这是一部含有苦意的书。苦在挣扎,苦在迷茫,苦在寻觅,苦在探索。那苦意是浓后的淡,像茶一样的余味无穷,含有更多的人生的容量。写《生命册》我动用了五十年的储备。我写人与土地的关系,写土壤与植物(人)的关系,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在小说中,我把人当成树,这样的土地很难生出栋梁之材是有原因的。这是一部自省书,是要拉开距离看看我们生活的土地。土壤在破坏中改良,又在改良中破坏,现在即使物质充裕了,但有些人精神依然贫穷,灵魂仍在荒野上游荡。

  孔会侠:《生命册》中的吴志鹏是作品的叙述者与主人公,他代表了五十年代生人对当下社会状况的质问与言说,您觉得这个人物在您作品中起什么意义?

  李佩甫:我这本书写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吴志鹏,他是我所有作品里面当中,是最接近我个人的一个人,我认为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吴志鹏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是上过大学、读过研究生的当代知识分子,同时他又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一直“活”在别人的眼睛里。他是一个有乡土背景的人,他先后得到了时代生活、时间、书籍三重淘洗。他有过沉沦、有过堕落、有过失迷。但他有自醒意识,他一直在反省自己。就是因为他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在清洗自己、反省自己。因为自省,他避过了很多的陷阱,很多有可能使他走向覆灭的时刻,他是一个清醒的人。正是通过不断清洗自己,认识自己,不断地内省,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人。

  孔会侠:《生命册》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骆驼”,他疯狂追逐金钱,但最后跳楼自杀。他的悲剧隐喻或者说暗示了什么?

  李佩甫:你也可以理解为隐喻。在一个时期里,潮流决定风尚。资本经济年代,社会普遍存在着“投机心理”。当人人都渴望越位,渴望靠投机成功,这个社会就危险了。人一旦越过了底线,就不成其为人了。人走得太远,就回不来了。我们每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骆驼”,都渴望或曾经渴望成为“骆驼”。“骆驼”是时代的弄潮儿,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一开始就种下的,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最后,拥有亿万资产的“骆驼”还是从十八层大楼上跳下去了。可杀“骆驼”的是他自己,是精神上的“贫穷”。“骆驼”不是坏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

  6 当代作家的困境是什么?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悲哀很痛苦的。

  孔会侠:我觉得《生命册》中的两个意象发人深省,一个是“水尽鱼飞”,一个是“让筷子竖起来”。您能不能详细阐述一下您写出这两个意象时的思考?

  李佩甫:“水尽鱼飞”说的是精神生态,或者叫生态环境的变异。同时,“让筷子竖起来”也是一种意向说。在这块土地上,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链:生活在时间中演变成了传说——传说在时间中演变成了故事——故事在时间中演变成了寓言——寓言在时间中演变成了神话。这是纯中国式的“精神生态环境进程式”。

  孔会侠:去年九月您的《生命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也算是文学对您勤耕一生的报偿吧,现在,返回头去看看,有何感想?

  李佩甫:获茅盾文学奖是对我笔下的土地和人的肯定。我对我的家乡,对这块平原,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写作,是映照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这块土地,反省我的亲人们,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当我拿起笔,或者在电脑上打字的时候,真是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很疼。写着写着,不是你在写,是生活在写你,是它引导着你走。你跟这块土地上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到现在我写作已经有三十九年时间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不管得不得奖,我都是要写的。这是我的日子。我最开始并不是为了获奖、出名而写作的。我是真心热爱文学,是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一条最适合我的人生道路。文学对我影响太大了。我正是在文字里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感觉。

  孔会侠: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您认为中国作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

  李佩甫:从文本意义上来说,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突破旧有的文学样式,如何写出本民族所期待的,好的文学作品。这对当代作家来说是一个困境。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文学其实是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但是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文学落后于时代。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孔会侠:您说“作家应是有理想主义特质的、有悲悯之心的、人类健康生活的建设者”但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能产生的意义和作用已经被许多人怀疑,您呢?有没有怀疑、动摇过?

  李佩甫:我没有。现在文学已被急剧变化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淹没了但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落后于时代,生活比文学更精彩,那么,作家就成了以重复描摹现实生活、贩卖低劣商品的“故事员”。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是啊,这个社会仍然有一部分糟糕的现象,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产生了。文学对具象的社会生活毫无意义,但对人的精神有意义。我说读书可以清洗、改变人是真话。我仍然认为:作家应是有理想主义特质的、有悲悯之心的、人类健康生活的建设者。

  7 文字是骗不了人的,一旦进入文学深处,你的心性你的小伎俩会在文字中一览无余。

  孔会侠:现在,年轻作家一拨一拨地逐渐成长起来,您觉得你们的不同在哪里?

  李佩甫:不同代的作家,创作特征不一样吧。我们完整地经历了社会形态的大变革,我们见识过两种形态的生活带来的不同的好的因素和恶果。很多年轻作家没有这个经历和见识,作品就不一样。当然,我希望年轻一代越写越好。

  孔会侠:您对青年作家提出一些指点和建议吧?

  李佩甫:情感是写作的灵魂,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大影响。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很多东西会看得很清楚,藏是藏不住的,一点小心机在文字里是很容易被内行人一眼看出的。文字是骗不了人的。初写不显,即使编造也可以蒙混过关,但一旦进入文学深处你就无处可藏。你的心性你的小伎俩会在文字中一览无余,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心理,文字这东西一旦下去就很难再上来。要咬住、坚持住,每次写作我都要重新开始。文学不是可以经营的。尽管文学场有了些变化,商业、政治的某些东西对文学场有污染,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仍然是相对纯粹的。谁也掌控不了这个世界,在大世界的概念中,一切计算都是不起作用的。

  孔会侠:您经常强调“找到自己的领地”,但你们那代作家基本上是将以家乡为中心的地域作为了自己的领地,而现在的作家已经不大有这种可能,那么,“自己的领地”还是必要的事情吗?有没有什么变化?

  李佩甫: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熟悉的领地,不一定是地域性的。但不管是何种领域,哪怕是只写一个人的内心,只要是你最熟悉的,都可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反之,你会捉襟见肘,寸步难行。你们这一代偏往内走一点,精神上多。你要对这个领域特别熟悉,你能看到一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感知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在自己的领域里耕耘,做到怎样就是怎样。你最熟悉的东西就是你的,别人夺不走。不要去别人的领域争否则会很苦。

  孔会侠:尽管你们这代作家生活经验很丰富,但写长篇或剧本后也有经验透支的时候吧?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呢?

  李佩甫:有。有时一部长篇就透支完了。要自动下去搜集一些新的生活体验,转转走走,会有些新信息的进入,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中。我是不断阅读这块土地,不断阅读、回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而且,每个生命状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在变,人也在变,认识也会发生变化的。

  (孔会侠为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其书写的《李佩甫评传》即将出版。)

  02-07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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