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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

2017-12-09 02:36:46 证券日报 
刘元春 刘晓光
刘元春 刘晓光

  相对于消费的平稳和出口的改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且快速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没有更为有效的政策举措出台的情况下,四季度实际投资很可能出现全面的负增长。

  具体来看,虽然2017年上半年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出现一定的企稳回升迹象,但是下半年投资增速再度下滑,显示投资复苏基础不稳。考虑到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投资增速在2017年全年都全面处于下行区间,且呈现加速下滑的趋势,并于三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

  为什么投资增速

  不能下滑过快

  在持续的稳增长和稳投资的政策作用下,投资却没有止住持续下滑的趋势,表明中期视角下中国经济周期的力量没有反转。从战略上讲,随着中国储蓄率的下降和产业的升级,中国投资增速的下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应当对投资增速下滑有一定的容忍度,但是在外部贸易顺差率相对稳定、财政赤字率难以持续上升的新常态新阶段中,计划性投资增速下滑的幅度超过国民储蓄增速的下降幅度,很容易引发宏观供求的不平衡,导致第二次产能过剩和被动存货投资的上升。投资增速不能下滑地过快。

  第一,从短期来看,在消费平稳和外需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关键仍在于能否真正稳住投资。

  第二,从中期来看,未来几年必须高度关注中国投资增速变化与国民储蓄增速的匹配性,以科学控制中国投资规模,切忌简单认为为了转变中国经济结构就要快速降低投资率以增加消费率。虽然近年来国内总储蓄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远低于投资增速下滑。在居民消费不足而投资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储蓄率居高不下可能意味着财政赤字被动扩大。事实上,降低投资率并不能增加消费,特别是在宏观平衡被打破之后,投资率的下降会引起消费率的下降,反而使被动存货和过剩产能上升,导致结构性的恶化,市场动态平衡被打破。只有通过降低储蓄率,提升消费率才能降低投资率。

  第三,从长期来看,投资增长率持续低于资本折旧率,将对中国的资本存量及劳动生产率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分季度来看,自2016年二季度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首次低于10%以来,实际投资已经连续6个季度为个位数增长,并且持续处于下行区间,特别是今年三季度出现负增长。这就意味着,资本形成的增长率可能已经显著低于资本的折旧率,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进行下去,将对中国的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因此,宏观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稳住投资,而投资持续下滑的原因在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新型政商关系尚未完全建立,企业家迫切需要更为宽松的投资环境,包括产权保护和平等竞争的权利,因而投资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二,部分行业成本上涨难以通过产品价格涨幅来消化,导致物价回暖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第三,利率水平上升,尤其是长期利率水平上升速度较快,抑制了投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近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突出。第四,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通过资金占用、空间挤占等途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第五,国企与民企盈利改善情况的背离,则进一步降低了民企投资的积极性。由于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上游产业以及金融等服务业,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中下游行业,在当前经济复苏存在显著的行业分化的形势下,国企和民企的盈利情况也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表现为国有企业利润改善幅度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启动投资新举措

  需要系统方案

  当前中国经济必须高度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的加速下滑,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但 “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启动投资新举措需要有系统方案。

  第一,从短期来看,国家依然需要准备一些投资项目包,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下滑,2018年保持政府性投资增速和房地产增速的相对稳定依然较为重要。

  第二,启动民间投资是稳投资的关键,而民间投资启动的核心在于提高投资未来预期收益率,预期收益率的提升来源于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因此,民间投资的启动不是任何单一政策和工具能够胜任的,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政策方案和改革措施,必须从中期角度来系统展开。建议2018年出台民间投资启动的系统方案,以全面调整投资预期。

  第三,必须认识到实体投资回报率过低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更重要的是源自系列重大改革的缺位,启动民间资本的系统方案必须包含大量基础性的、中期导向的重大改革:一是政府必须从目前的投资型政府逐步转向民生型政府;二是国有企业投资体系和利润使用应当进行战略性重新定位改革,非主营业务投资必须严格限制;三是各类管制要从新梳理;四是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成本”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

  第四,脱实向虚的治理是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增速的一个关键,但是,简单化、行政化的金融整顿和监管强化并不能达到稳投资的目标,特别是稳定民间投资增速的目标。因为在治理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和部分乱象的过程中行政化监管很容易扼杀金融创新,使大量金融资源过度依赖于传统体制内的路径进行融资,新型融资渠道出现全面收缩,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反而难以在治理整顿中获得融资,融资难、融资贵又成为这些企业投资的瓶颈问题。如何加大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投资需求的资金可获得性是2018年投资启动的一个重要工作。

  第五,必须看到以制造业为主的民间投资空间已经饱和,各类市场型和半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放十分重要,放松这些行业的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在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和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营业务十分重要。

  第六,从中期来看,任何持续的扩张的政策性投资必定会通过资金挤占、产业空间挤占、政治疑虑等渠道带来大量的挤出效应,使市场性投资在扩展政策中不仅没有得到扩展,反而在中期出现萎缩,政府未来对于各类产业的投资和补贴不能进一步膨胀。

  第七,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一个中期任务,需要对中国投资结构优化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产业投资政策需要调整。2018年投资政策的核心依然在稳投资。

  第八,由于中国新周期尚未开启,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全面退出的时点,在新常态迈入新阶段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化应当注意节奏和方式。一是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性定位不宜改变。二是考虑到实体经济修复速度将大大慢于虚体经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速度应当慢于西方各国。渐进的步调应当与市场内生动力复苏的步调具有一致性。三是在风险约束和债务约束的作用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退出在路径、幅度和工具选择上必须要有很好的协调性,这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退出与欧美政策常态化的复杂之处。(作者简介: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宏观经济专家;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娄在霞 H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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