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限行”执行后，北京还需要做什么？

　　范欣

　　11月1日，北京《关于对部分载客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正式实施，这项政策被称为“史上最严限行”，其严格体现在严格限制外地牌照车辆进京证办理和使用上，一是限行范围扩大，外埠号牌车辆进入六环以内和通州全域均需办理进京证；二是规定每辆外地牌汽车一年最多只能办理12次“进京证”，证件最长使用期限为7天，这意味着外地车一年最多只能在北京大部分市区内使用84天；三是规定外地牌照车辆在一定范围内道路停放的，将根据停放天数相应扣减当年可办理进京通行证的天数。

　　道路交通关系着在北京生活的每个人，这项政策正式实施后的影响也方方面面。最直观的影响当然是北京的交通预计会因此而有所好转，据北京交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约70.9万辆外埠号牌车辆连续办理进京通行证长期在京使用，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的车辆中外埠客车占比高达10%。当前北京汽车保有量约620余万辆，新规执行后对于拥有京牌车辆的市民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新规的执行对70.9万开外埠牌子车辆的市民而言无疑不是什么好消息，由于政策的变化和监管的升级，这部分市民使用外埠牌子车辆的成本和难度会陡然增加，于是在新规出台后已有大量常年开外地车的市民无奈将车辆出售。未来他们将不得不改变出行方式，或选乘公共交通，或打车。

　　新规的执行另一个直接影响在于北京租车牌价格会“水涨船高”。虽然租车牌行为一直不被官方所认可，各类官媒也多次重申车牌出租方与承租方均承担一定法律风险，但对很多苦于摇不上号又有用车需求的市民来说，租车牌也实属无奈之举，这也是租车牌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据媒体披露，此前北京租车牌价格保持在1.2万/年左右，新规出台后这一价格已上涨至1.6万/年甚至更高。

　　北京交通部门之所以出台该政策，其实主要是为完成新的城市总体规划相关规划目标，比如规划要求2030年将PM2.5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5微克，规划提出降低汽车出行强度，要求到2020年小客车出行比例和车均出行强度降幅力争达到10%到15%，到2035年降幅不小于30%。

　　但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会在增加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减少一部分人利益，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政策的好坏关键看整体是否能做到帕累托改进。而且，由于北京的政策影响力较强，容易引起其他城市效仿，因而相关政策出台需慎重考虑。

　　表面上看，限制70.9万辆外地车可以使得620余万辆本地车行驶更为顺畅，属于帕累托改进，但其实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此，主要在于所有市民是否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平等的使用道路这一公共资源。摇号政策看似公平，其实却存在一些不公平，一方面摇号政策执行前的有车市民并未摇号，另一方面摇号使得大量不具备买车需求的人进入池子，摇中的人中家庭有车和仅为出租号牌的人不在少数，且随着控车总量天花板的限制，无车家庭摇中的概率越来越低。总体而言，通过摇号分配公共资源的方式如今效率已大幅下降，并且由此导致的全社会交易成本大幅增加。

　　此外，由于过去一段时间，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限行、限购政策，使得汽车销量连续15个月下跌，并由此导致上游汽车生产企业出现较大困难。但其实我国大城市人均汽车保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日本东京都市圈平均千人汽车保有量为449辆，北京平均千人保有量仅为258.7辆，同时，对比北京的年均汽车行驶里程要大幅高于东京。这就说明造成大城市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在于北京汽车总体保有量高，而在于北京的汽车平均使用强度相对较高。

　　国家发改委在今年6月曾出台《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要求坚决破除乘用车消费障碍，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应用。

　　当前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通过近年来的建设已相对完备，未来更需提高的是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而且随着近年来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计算、人脸识别、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政策执行的效率会随之大幅提升，对于北京的小客车限制政策而言，其实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执行多年的一些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比如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市民通过投标购买拥车证，拥车证有效期10年，过期后需重新购买。该制度将公路视为公共资源，市民占用公共资源需付费，多占用多付费，不占用不付费，用占用道路的收费补贴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另一方面，不久前国务院印发的《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中明确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对地方政府而言，多建设道路和停车场鼓励居民购车可以增加地方税收，这也从一个侧面鼓励地方政府汽车调控从限制购买向限制使用转换。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指引下，北京交管部门出台史上最严限行政策无可厚非，预计短期能起到缓解北京的拥堵状况、减少空气污染的目的，但和此前推出的尾号限行一样，任何一项限制政策出台后市民总会慢慢想出别的办法予以应对，监管部门未来仍不得不出台新的限制政策，政策陷入越限越多的循环，城市发展活力也因此而下降。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已日趋完备、新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央地税收重新调整的背景下，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尽快落实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让市民能公平地使用城市道路资源、落实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汽车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的精神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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