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29次作梗之后，WTO 的这个机构明天将停摆

　　12月11日，国际贸易的“最高法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将遭遇成立近25年的首次停摆危机。

　　自去年以来，WTO上诉机构只有三名法官：来自中国的赵宏，来自美国的格莱汉姆和来自印度的巴提亚。

　　格莱汉姆和巴提亚的任期将于12月11日结束，赵宏的任期将于2020年11月底截止。

　　11日以后，WTO上诉机构将因只剩赵宏一名法官，低于三名法官的基本要求，被迫停止运转。

　　在过去的两年，WTO成员一直在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并先后29次提出启动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以填补已经空缺和即将空缺的法官席位。

　　美国动用了29次“一票否决权”加以阻挠。在11月22日WTO争端解决机构例会上美国照例否决117个成员的提议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已成定局。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日前发出警告：世界经济有可能就此倒退回“丛林法则”时代。

　　过去从未出现过的体制困境现在摆到了所有WTO成员面前。在国际贸易的约束机制被削弱后，国际贸易是否会从“规则主导”退化到“力量主导”的时代？今后如何维持国际贸易秩序？

　　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并非都来自“力量”

　　过去两年在遴选上诉法官上的角力，是一场美国与其他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之间的对抗。除美国外，基本没有一个成员希望上诉机构停摆。因为没有仲裁势必导致国际贸易的信用成本大大增加。

　　但美国以一己之力对抗了其他成员的意志。这种局面的出现，似乎反映了美国的“力量”。但实际上，是美国钻了WTO遴选上诉法官协商机制的空子的结果。

　　WTO的权重按照成员的进口值估算。目前美国的进口值占22%居第一位，中国占20%居第二位。假如按权重行使权力，美国没机会29次成功阻挠多数成员的提议。

　　但在遴选上诉法官上，WTO为公平起见，实施的是164个成员全部同意，7名上诉法官才可上岗的程序。也就是说，理论上每一个成员都有“一票否决权”。当然，由于国际贸易大国的贸易额占比高，所以贸易大国的发言权客观更大一些。

　　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WTO遴选上诉法官程序的平等规则，并启用了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操盘，实施了对WTO上诉机构的解构工程。

　　莱特希泽曾在美国钢铁业工作多年，目睹了美国钢铁业的凋零，对国际贸易规则有职业般的不信任，所以对WTO上诉机构的效率和定位等提出质疑，这是美国作梗的主要借口。

　　资料视频。今年8月，特朗普称，如有必要，美国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WTO成员有应急替代方案

　　在WTO上诉机构停摆后，一个现实问题将很快浮现出来：谁来主持国际贸易仲裁？

　　WTO其他成员有不同的应急替代方案。一种是启动临时仲裁程序，将无需上诉法官做出最终裁决的初裁结果视为最终裁决，争讼各方遵照而行。这一替代方案的好处是可以立刻实行，目前在欧盟、加拿大和挪威之间已达成共识。未来很可能有其他WTO成员也加入进来。

　　另一种方案是对上诉机构实行架构改革，提高案件审理效率。中国曾多次与欧盟等成员提出过改革方案。

　　按照去年12月中国与欧盟提出的改革方案，重点包括为离任的上诉法官设立过渡机制，离任上诉法官需完成其任期内未完成的未决案件审理；如果诉讼各方没有就延期达成一致，应在90天内完成上诉程序的调整和工作安排；将上诉法官从7人扩大到9人，由目前的兼职改为专职以保证独立性，上诉法官离任前不迟于6个月启动遴选程序等等。

　　架构改革方案的重点是回应美国诉求，避免上诉机构瘫痪，同时推动WTO机制局部改革。但由于立场与美国相距甚远，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特朗普政府“主动去美化”是危也是机

　　特朗普政府有意作梗并导致WTO上诉机构停摆的目的很明确：压制多边机制，用双边机制取代。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表现出来的强烈嗜好。在双边机制里，美国可以依靠相对优势获得谈判利益和更多的贸易利益。

　　但即使美国能从双边谈判获得一些贸易附加利益，代价也很昂贵。这是一种用积攒多年的国际信用资本交换美元的方式，长期看对美国并不一定有利。

　　美国是赔是赚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对其他WTO成员来说，特朗普政府在多边机制里“主动去美化”固然是“危”，但同时也是“机”。

　　具体而言，就是多边机制现在面临一次在美国阻挠下验证组织能力的考验。从这个角度看，临时仲裁程序、WTO上诉机构改革能否走得远，将是一次机会测试。

　　实际上，不仅是国际贸易机制，在其他国际合作领域，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都会面临单边主义的直接的考验。无论我们是否情愿，这都是今后必然要回答的考题。

　　徐立凡（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