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阴影下，这个标签令人“闻之色变”

　　“超级传播者”之所以引起极大关注，主要是因为这类病患可将病毒传染给数量异常多的人。通常，每名传染病病毒感染者会传染两到三个人（例如，2003年“非典”期间平均传染病例数约为2.75人）。若一个病人传染的病例数比一般情况多出许多，那么这个人就可被称作“超级传播者”。

　　在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期间，曾出现过一家医院中的一名病人传染82人的情况。“非典”时期一男子先后传染130余人，包括18位亲属和几十名医务人员。

　　鉴于识别此类病患对跟踪病毒传播链（chains of transmission）及疫情防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自本次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多国便加紧寻找“超级传播者”。到目前为止，从媒体报道来看，此次疫情在国际上已经至少确定了三名“超级传播者”：

　　53岁的英国人史蒂夫·沃尔什（Steve Walsh）。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这名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英国男子，在1月18日-28日从新加坡到法国、瑞士再回到英国的旅途中，无意间将病毒传给了至少来自三个国家的11人，并导致几百人被隔离。据英国媒体报道，沃尔什现已康复出院。

　　另一个“超级传播者”来自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近千的韩国。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2月10日，这名被韩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称为“31号病人”的女性开始发烧。她在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前，参加了四次“新天地教会”活动。这名61岁的“超级传播者”将新冠病毒传给了至少37人，还有数十名“信徒”已出现发病症状。韩国当局称这一暴发为“超级传播事件”。

　　第三名“超级传播者”来自当前欧洲国家中疫情较为严重的意大利。

　　据外媒报道，意大利最初的三例确诊病例都是输入性病例，在之后的两周内，意大利未出现新的确诊患者。第四例确诊患者为一名38岁的意大利男子。在这名患者于2月21日确诊后，意大利全国开始大暴发。在已确诊的病例中，大部分聚集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2月22日报道，伦巴第大区卫生部长朱利奥·加勒拉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卫生部门已确认伦巴第疫情的“1号病人”，他就是此前确诊的第四例病例。

　　之所以称他是“1号病人”，或许是因为22日前伦巴第大区的所有确诊病例都和他有关，包括他在球队的朋友、同院的病人和医护人员，以及他怀孕的妻子。根据意大利媒体披露的该男子2月初以来的行动轨迹，他很可能传染了更多人。

　　那么，“超级传播者”是如何将病毒传染给更多人的呢？

　　有外媒分析称，有些人只是由于工作或住所位置的原因，才会跟更多人接触。这意味着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有症状，都可以将这种疾病传播到更多地方。

　　还有其他一些“超级传播者”会从体内释放出异常大量的病毒，因此与他们接触的任何人都更有可能被感染。

　　“非典”期间，收治重症患者的多家医院曾成为“超级传播”事件的中心，因为通常病情最严重的病人传染能力也会最强，而他们会接触许多医护工作者。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专家约翰·埃德蒙兹就认为，在每次疫情的初始阶段，“超级传播者”都会发挥重要影响。

　　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纳萨莉·麦克德莫特博士则指出：“如果在较小范围内有多名‘超级传播者’出现，该地区的疫情将会更难控制。”

　　据阿根廷《民族报》报道，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疫情暴发时，“超级传播者”常常会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

　　历史上著名的“伤寒玛丽”——爱尔兰厨师玛丽·马伦(1869-1938)，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传播了伤寒，最终被流放并强制隔离数十年。

　　但实际上，这不是患者的错。

　　麦克德莫特说：“我们应该在相关用语上多加注意。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传染是在他们本身没有错误行为的时候发生的。”

　　在多国寻找“超级传播者”的努力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国际医学(000516,股吧)界也在不遗余力地追溯所谓“零号病人”（Patient Zero）。毕竟，对新发传染病来说，某个地区的第一名感染者身上承载了诸多关键信息。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2月24日刊文称，自带神秘色彩的“零号病人”在流行病调查中也可称作“原发病例”（primary case）或“指示病例”（index case），正是这名病人造成了后续的传染病暴发。

　　西班牙《万象》月刊曾发表题为《零号病人》的文章称，埃博拉疫情的源头是2013年12月在几内亚盖凯杜行政区的梅利扬杜瓦村为两岁男童埃米尔举行的葬礼，这名男童也因此被定义为埃博拉疫情的“指示病例”。随后“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显现。参加葬礼的人将病毒传播到非洲其他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如果说确定“超级传播者”对于医学界是一项巨大挑战的话，寻找“零号病人”则近乎于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人类抗击流行病的漫长历史中，被确认的“零号病人”寥寥无几，有的还存在诸多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