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我为什么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 而不是四万亿重来

　　文/任泽平、熊柴、孙婉莹、梁颖

　　1、“新基建”正在成为朝野共识，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简单有效手段，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国竞争和改革创新的胜负手，不是“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我们最早最坚定最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2018-2019年多次提出“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2020年1月31日在影响广泛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中提出“提前做好项目储备，疫情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2月28日发布震动业内的报告《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提出“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引发业内讨论和资本市场反应。

　　有观点把“新基建”和“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等混淆，这种思想认识还停留在上个时代。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老基建”在部分地区尤其人口流出地区已经过剩，再投资劳民伤财。当然对于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城市群，长远来看道路桥梁建设的空间仍大，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

　　“新基建”是未来发展的短板，新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这些领域是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的大国重器。

　　“新基建”投资潜力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比如，未来5G网络建设投资将达到1万亿以上，带动的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将超过数万亿投资，更重要的，5G网络建设将有助于培育繁荣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产业，带动十几万亿产值的新经济，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的基础设施。

　　中国过去几十年，是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体制优势的重要体现。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怎么会有外资纷纷看好中国，涌入中国？怎么会有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高速增长？怎么会形成强大的全球产业链？怎么会形成全球互联网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中美争霸局面？

　　我们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因此，我们建议还应加强软的“新基建”：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新基建”不仅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有效政策手段，更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国竞争和改革创新的关键杀手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之战，胜负手。3月3日美联储紧急降息50个基点，3月4日中国政治局常委会强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大放水，一个新基建，我相信历史将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在危难之际，“新基建”挺身而出。虽然一度备受争议，但今天它正在成为朝野共识，在万众瞩目中，身负使命，荣耀加身。

　　作为“新基建”旗帜鲜明的倡导者，这是我们前期观点的延续，在2010年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预测“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2015年预测 “海拔已高风大慢走”、“经济L型”、“一线房价翻一倍”、“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这一系观点是我们过去十多年在系统深入研究德日韩台美英新等经济体转型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得出的重大判断，逐渐形成了“转型宏观”分析框架，实战经济学（参考专著译著《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大势研判》《新周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实战》《房地产周期》《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崛起》）。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亲爱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临重大抉择。成，则伟大崛起时隔五百年重回龙座；败，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漫长黑暗。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

　　2、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

　　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社会上有些思想认识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非黑即白是情绪化的民粹的业余的。

　　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上纲上线，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严重误解。过去40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新”：

　　一是新的地区。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二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三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四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还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我们通过几十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城市化历史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都市圈城市群化是未来人口流动的大方向。过去受“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误导，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

　　我记得10年20年前，就有很多观点都说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1382万人，2008年1695万人，根据统计部门公报2019年2154万人，事实上根据大数据可能已经超过2500万人。20年前我们按照1500万人规划了这座城市，规划了她的土地供应、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现在北京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增长，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乐而不为呢？

　　3、面对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国竞争，减税降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与民休息，是软的“新基建”。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负担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会保障层次低。

　　1）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美国减税后可能减少宏观税负平均0.8个百分点/年，对中国产生压力。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仅3.7%。

　　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持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抵消了部分减税降费的成果。同时，近年来的减税以增值税为主，但增值税为流转税，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占据强势地位的国企和上游受益更明显，民企和中下游企业受益程度低。

　　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对比鲜明。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群体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4）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5）建议：

　　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603883,股吧)得实惠。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4、如果说疫情是黑天鹅，那么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则是灰犀牛，这才是长期真正的挑战，人口政策调整是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日本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民族复兴。

　　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

　　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3）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4）该不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我们建议：第一，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5、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最好的办法是开放，开放促进繁荣。

　　举两个例子：

　　1）中国行业开放程度高低不一，越开放的行业竞争力越强。加入WTO以后，汽车走向“市场换技术”和搞保护政策，结果是大而不强、国内市场基本沦陷；家电积极对外开放，迅速崛起、享誉全球。

　　当前中国行业的开放程度可分为三类：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如多数制造业和旅游业；二是限制类，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三是禁止类，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如互联网信息业、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持续提高并取得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关税方面，为保护幼稚产业，汽车、化妆品和高端服装关税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偏高。二是投资方面，OECD公布外商投资限制性指数排名，中国在7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6，仅好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2010-2018年，中国总体限制性指数仅提高4个名次。三是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在基础研发、执法透明度、产权保护和维权意识方面偏薄弱。

　　从家电和汽车成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看，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相信科技创新人才，相信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2）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忽视韩国电影的进步了。刚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的《寄生虫》，《熔炉》，《釜山行》和《流感》，《辩护人》，讲述的都是什么。我们已经不能停留在以前《冬季恋歌》《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认识了。韩国电影的审查分级制度是伟大的，今天她终于结出硕果，只有开放才能带来繁荣。在今天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来看韩剧的进步，让我们更清醒。10年前我在国研中心曾获得任务专门研究韩国为什么转型成功，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殖民地创造“汉江奇迹”，朴正熙、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一批批改革家，以及无数的律师、记者、知识分子等，前仆后继，推动了这个国家走向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这更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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