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又是浙江？

　　“穿越大半个中国来接你。”

　　3月1日，河南媒体在报道“浙江、河南互认健康码”一事时如是写道。前一天，两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签订“健康码”互认合作协议。它意味着，那些有意前往浙江务工的河南居民，只要申领获取浙江的绿色健康码，就可以自由通行，顺利回浙复工。

　　而早在2月16日，另一个劳务输出大省贵州就迎来了全国首趟复工人员专列。当时，贵州尚未推出健康码，其中13名工人是凭着手机里领取的杭州健康码走出了村庄，从始发站贵阳北上车抵达了杭州东。如今，陆续已有8个省份与浙江健康码互通互认，相应的用工专列也是一列接着一列，从各个劳工大省驶往长三角、珠三角等用工大省。

　　一张小小的健康码，为何能从浙江通往全国？健康码这一小步，又能否带出数字化治理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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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新冠疫情，让“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不再只是抒情。当韩国、日本、伊朗等国正在为遏制疫情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已经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怎样安全、平稳地复工？

　　虽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2月3日起就应该正常上班。但因为疫情凶猛，各地担心复工带来复发，所以尽管中央再三呼吁，落实情况一度却不尽如人意。像四川泸州江阳区复工要盖七八个红章的情况，恐怕并非个案。对此，个人急、企业急，政府其实也急。

　　正当大家纠结于防疫、复工两难如何兼顾之时，健康码的上线，让事情柳暗花明又一村。2月11日，杭州推出全国首个健康码，并在支付宝率先上线。相比看似严格、实则低效的人力化审核，健康码用三种颜色二维码，对应三种通行待遇，简单、方便、实时、准确。所以一经诞生，便如涟漪般从杭州扩散至浙江全省，继而风行全国，第一周就落地超过100城，成为各地政府数字化防疫的标配。

　　在主要用工区域之一的长三角，当地不仅实现了健康码的全覆盖，三省一市间健康码的异地互认工作也正在加紧推进中。2月19日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往来人员、车辆通行证已经实现互认。而根据近日召开的长三角视频会议，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健康码效力与上海“随申码”等同，浙江和安徽更已率先签约健康码互认机制。相信用不了多久，手握一张健康码，自由行走长三角就将成为现实。

　　此举不仅有助于加速外地劳工返回，为长三角的全面复工打开了绿灯，更迈出了省际互联互通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跨省的互联互通一直是摆在各省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打通，民众能受益很多，例如长三角地铁互通。

　　如今，借健康码互认的契机，原先技术、政策方面的阻碍正在被一点点突破。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升级优化，健康码已不再只是一张“电子路条”。在浙江，它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陆续打通，健康码越来越具备某种“市民码”的功能。它的互认，意味着医疗、交通等资源的跨城、跨省互通，城市治理正在从单点走向多线，从局域网走向互联网。

　　得益于此，目前，沪苏浙皖四地规上企业的复工率均已超过90%，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作为健康码诞生地的浙江，更是达到99.8%，难怪许多民众纷纷喊出：“此生无悔入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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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码的一码风行，让它的诞生地杭州在全国城市面前，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人们在夸赞、羡慕的同时，不知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杭州，而不是别的什么城市想出健康码的主意？

　　有人可能会说了，因为杭州有阿里啊。这话倒也不假，问题是，其他的一二线城市也都拥有大批信息科技企业，而且相比杭州，有些城市的用工需求还更大，按说更有动力与劳务输出省份进行的互联互通，但只有浙江，实现了与多地的互联互通。究其原因，或许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观念意识上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杭州，国内还真没几个城市具备如此数字化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杭州之所以能在数字化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面，跟浙江这片土地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基因有关。

　　作为一个资源小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崛起，靠的就是开放包容、大胆尝试、勇于创新。很多新生事物，别的地方还在观望犹豫，浙江已经撸起袖子开干了。从电子证件的全覆盖、刷码乘车，到区块链发票、互联网法院……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才得以在这里落地、生根、成长。

　　与此同时，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不同，最近几年，浙江下大力气用于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从提出“最多跑一次”，到倡导“店小二精神”，再到打造“移动办事之省”，各级窗口部门的服务意识有目共睹。所以同样是面对大数据产业，有些地方单纯把其作为GDP奶牛看待，而浙江思考的，则是如何利用数字化产业优势来提升精细化服务品质。

　　都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正是有了上面这些先决条件，在北京、上海碰了一圈壁的马云才在杭州找到归宿，成功创立阿里巴巴；也正是依靠阿里巴巴雄厚的技术实力，浙江才得以在突发疫情状况下率先上线健康码。小小一张健康码背后，是浙江与阿里的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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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浙江数字化能力的一个缩影。

　　过去这些年，浙江从上到下力推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杭州更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几年下来，浙江在数字政务、数字出行、数字金融等方面可谓全面开花。这些不仅促进了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了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各级官员逐步学会如何用数字化方式来思考问题、应对突发状况。这也是为什么，杭州能够领先其他一二线竞争对手城市，率先发明健康码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健康码是浙江数字化治理十年积累、一朝爆发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除了健康码，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战斗中，浙江处处表现亮眼，拿下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启动突发事件一级管理响应，第一个实施网上口罩预约派送，第一批宣布复工，第一个包机、包车横穿半个中国接员工返岗，第一时间建成疫情防控系统……

　　甚至，当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实行封闭管控措施，浙江却大胆“纠偏”，对各地在居民出行、连锁门店、便利店、快递、外卖等方面的管理上提出3个“不得随意”，强调“原则上不得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不得随意对销售蔬菜、粮油、肉蛋奶等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连锁门店、便利店等经营网点一关了之，不得随意限制快递、外卖等关系群众日常生活行业复工及送达服务”，在网上收获一致好评。

　　当然，浙江这么做，并非出于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精准的数据分析。多年积累的数字化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水平，在这一刻，被充分展现在国人面前。这种能力和水平，在疫情结束后，将转化为区域吸引力和城市竞争力。

　　难怪过去这几年，浙江人口始终保持快速增长，2019年新增人口更是达到113万，光一个杭州市就增加了55.4万。这种并非单纯依靠政策抢人，而是凭借城市魅力吸引人主动上门的背后，是城市数字化治理的成绩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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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还在继续，如同过往的每次危机一样，病毒在肆虐全球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对我们的社会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了一番“体检”。很遗憾，一些地方的“体检”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虽然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已不新鲜，智慧城市的口号也喊了很多年，但从此番各地应对疫情的手法来看，我们距离真正的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很多路要走。

　　好在，人类是会反思的物种，非典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应急响应机制的健全，埃博拉加速了全球医疗卫生互助体系的构建，那么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会否引发各地数字化意识的觉醒，与数字化能力的提升？

　　环顾全球，数字化正成为继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国际与城际竞争的又一突破口。相比传统领域，全球各地的数字化工作目前都还处在起跑线上，这时候，谁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力度大，谁的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快，谁在未来的城市赛跑中就更具竞争力。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弯道超车机会，抓住了，有助于改善本地的营商环境，扭转“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发展颓势，使经济社会更具竞争力和成长性。

　　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数字化能力不比区位交通自然地理，后者是天生的，前者却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实现。化用网上的一句流行语，“浙江的成功可以复制”。甚至不仅可以复制，而且可以互通共享。从健康码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城市之间的数字化赛跑并非零和游戏，相反，它正在促进城市治理从各自为战迈向区域协作的2.0时代。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入村入户、数据产业崛起，提升数字化能力、加速数字化治理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按照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张勇的说法，待到此次新冠疫情结束后，数字基础建设还将迎来一波投资高潮。下一步要做的，是如何将这些硬件优势转化为软件实力，培育互联网思维、数字化意识和精准治理能力，而这些，理应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并成为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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