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重磅发声！谈A股：2500、2600点就是底部；谈疫情：对付病毒降息没用；谈GDP：一季度负增长没悬念！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2020年全球经济下行已成定局，疫情持续时长成不确定因素，大家对于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如何来防控疫情以及应对流动性短缺等问题争议颇大。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冲击？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如何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如何在海外资本市场大震荡时保卫好资产？

　　e公司“财经明星会”第十一场邀请到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为投资者解答上述问题。李迅雷认为，不管是否出现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似乎是必然的结局，327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实现全面奔小康的目标，并提出了诸多举措，如果这些举措的力度足够大，可以增加广义财政支出6万亿左右，则GDP增速有望超过5%。投资中要把握结构性机会，而不是赌趋势、追涨杀跌，要更多的抓住结构转型中的产业、地域集聚机会。

　　无需争辩是否出现金融危机 经济衰退是必然的结局

　　证券时报记者：国外疫情的扩散，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大震荡，欧美股市接连下挫，引发了市场上关于是否发生了金融危机的讨论，您认为金融危机是否到来？

　　李迅雷：这轮以美股为代表的全球股市大幅下跌，让大家产生对爆发金融危机的担忧。从以往历史看，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以大型金融机构倒闭为标志的，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安然破产了；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顿出现兑付危机，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则没有获得政府救助，直接破产了。

　　迄今为止，尽管股市大跌，但仍没有出现哪家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案例，这也是与08年次贷危机存在明显差异，08年的危机爆发链非常明显：房价下跌-次贷危机-金融产品爆仓-投行破产，但相比07-08年，商业银行“资本”抵抗风险能力增强50%以上，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参与CLO程度明显低于08年，大型银行的风险偏好是在下降，各类银行的资产配置趋向均衡，房地产的关联度下降。

　　因此，这次风险的传播路径与08年不一样：企业资产负债表危机-流动性短缺-企业高息债爆仓-危机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这轮冲击中会否出现破产现象，现在还很难断言。不过，从此次应对流动性危机所采取的行动看，都比上一轮次贷危机时应对力度更大了。除了降息150个基点、7000亿QE外，还提供了商业票据融资便利、MMLF等，最近还推出了无限量QE、2万亿美元财政救助计划等。

　　这些举措，比以往应对金融危机力度大了几倍，可以反映出这轮金融震荡的“级别”很高，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即便如此，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经济衰退恐怕难以避免。3月21日，美国劳工部宣布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328.3万人，此前的最高记录是1982年的69.5万人。虽然这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但在经济增速下行背景下，未来美国失业率的上升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出现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似乎是必然的结局。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争议这次金融大震荡是否属于金融危机了。事实上，有人已经把此次事件与1929年大萧条相提并论了。

　　为什么如此悲观呢？因为这些年来，发达经济体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纷纷大幅举债，它们的杠杆率水平都已经大幅上升，利率水平为负利率或接近零，可谓黔驴技穷，但经济增速却仍在低增长中下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人口老龄化、社会不合理结构的固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因素。

　　在次贷危机之后的12年里，各国仍然没有去根治经济结构扭曲带来的问题，不去推进改革，只考虑如何应付选民，增加政府债务和降低利率——这种总统竞选模式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

　　从这次应对疫情的举措看，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未来经济衰退的确定性。故不要对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改革给予太高期望。当前美国的应对疫情和经济停摆的举措，几乎是围绕着如何获得选民的选票而展开的。

　　证券时报记者：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以欧美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释放流动性，通过降息、量化宽松等方式试图力挽狂澜，您如何看待这种方式？中国跟不跟？

　　李迅雷：对付病毒，降息是没用的。降息也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好，票据流动性便利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

　　目前的背景是美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而疫情则是催化剂和加速器，加速了股市的暴跌。一个月内美国标普500的指数下跌百分之三十，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应该说复苏的步伐就此终止了，原来的经济增长是放缓，现在是经济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同于一般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称为次贷危机，诱因是房贷下跌，它的表现方式是金融产品爆盘，金融机构无法还钱。而这一次的情况是由疫情引发，此次爆破的是上市公司集团的资产负债表。起因有差异，并且这次可能更难熬。现实的背景是疫情下企业无法正常生产，使得很多行业的产业链都中断了。普通的金融危机不会从物理上阻断产业链，但疫情对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冲击，进而造成了人口流和货物流的阻断，因此这次的情况是具有双重性的，而不是单纯的资金流动性危机，这同时也是流行病爆发导致的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危机。

　　采取降息和QE举措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比如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对他们而言，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更愿意用货币政策，通过降息释放流动性，降低社会运营成本，这是无奈的选择，降息到底效果大不大，这要打个问号。而对中国来讲，选择余地则更多，美国采取降息那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降呢？

　　我认为，当今首要的任务，就是全球各国联手防控疫情，这比经济政策极度宽松要更有针对性和效率，且投入成本不高且副作用小得多。其次，各国的经济改革再不能拖下去了。事实证明，历次危机之后的大放水，都让富人财富大增长，贫富差距则继续扩大，经济结构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的发展和经济复苏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您认为全球疫情何时见拐点？

　　李迅雷：随着欧美国家加大检测力度，之前积压的待检测“堰塞湖”被排除，每日新增新冠病例数预计很快见到拐点，排除“堰塞湖”的干扰后，每日新增病例继续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目前大多欧美国家的传染系数R0下降到了1.5以内，即使考虑到防疫措施不断趋严，R0有望进一步下降，但不容易下降到远小于1的水平，意味着新增病例的下降速度比较慢。

　　但要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疫情，难度极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疫情结束速度缓慢，严格的防控措施难以长时间坚持；二是发展中国家疫情很可能未充分披露。全球抗疫的最终胜利需期待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成功，尽管靠隔离措施快速取得全球抗疫胜利的难度很大，但也无需过度恐慌，最终的解决手段可能得靠科技，即尽快研制出疫苗或特效药等。中美等国的科研机构都在加紧研发疫苗和特效药，据中美科学家估计，疫苗最快有望在9月份用到人身上。在疫苗和特效药研制成功之前，全球的防疫措施很难大幅度放松，其影响全球经济的持续时间需要有充分预期。

　　GDP增速目标确实不重要 但现在很需要

　　证券时报记者：关于全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有的专家建议取消增速目标，您怎么看？

　　李迅雷：GDP增速目标确实不重要，但现在很需要。现阶段，正处于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在新增就业数并不适用，尚未提出较GDP增速更优目标前，不适宜取消GDP增速目标，那只会影响各部门、各地方复工复产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上讲，GDP增速目标当前需要，不宜取消。

　　单纯从数字上看，没人会觉得GDP增速目标有那么重要，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只要就业能解决。但这是非异常扰动情况下的表现，确实从历年新增就业数观察，无论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新增就业都能够达到预定目标，完成任务。但当前环境是受到了异常的冲击，而且主要矛盾已经开始切换，3月之前国内疫情正在发展，内需被“暂停”是主要矛盾，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大幅下挫，尤其是铁矿石、煤炭、粮食（大豆）等商品运价指数下跌明显。

　　进入3月，伴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球疫情快速演化，外需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近期高频数据上，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出现了明显回落迹象，已经开始反映外部需求受到扰动。

　　对于全球经济的严峻性，个人觉得争议不大。例如美国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两周升幅已相当于2008年两个月。而根据3月30日公布的欧洲经济景气指数，环比表现已经录得4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这都说明了全球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当前外部冲击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要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加迅速，危机向中国出口传导的时间正在被快速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复工复产，将损失尽可能控制在一季度，尽可能缩小损失，理应是当前政策的核心考量，在此背景下，内需政策发力也是必然选择。

　　那如何评价复工复产，是否需要一个工作目标？个人认为需要。政府工作从来都是目标导向的，只有设置工作目标，才能使得各部门、各地方鼓起干劲，加快复工复产，为后续大概率到来的全球贸易衰退、全球经济衰退做好准备，也为已经初现苗头的就业问题做好应对。

　　新增就业数能否作为唯一的工作目标？个人认为不能。首先，近几年新增就业数远超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值；其次，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新增就业数”，只是由人社部门统计的“新增”，并没有统计“新减”，如果考虑到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明显提升，尤其是其中非主力就业人群调查失业率更高，那就必须要各部门、各地方抓紧复工复产。再次，即使把就业作为工作目标，也需要一定的GDP增速作为保障，而且需要设置工作区间。

　　如果不设置目标会怎么样？现阶段，正处于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在新增就业数并不适用，尚未提出较GDP增速更优目标前，不适宜取消GDP增速目标，那只会影响各部门、各地方复工复产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上讲，GDP增速目标当前需要，不能取消。

　　证券时报记者：您觉得今年的经济增速多少合适呢？疫情的不确定性让今年的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李迅雷：最近看到不少卖方机构发布了2020年中国GDP的预测报告，有的认为增速只有1-2%。我觉得，一季度GDP负增长几乎没有悬念，但要预测全年GDP增速，实在太难了，第一，不知道今后三季度疫情如何演绎，第二，不知道接下来国内政策如何出拳。

　　由于疫情原因，目前两会还未召开，估计五月上旬有望召开，要预测全年GDP，至少要等到发改委的发展目标报告和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出台。

　　注意到最近高层领导的数次公开讲话，都反复强调要实现全面脱贫和奔小康的目标，这是否意味着GDP翻番目标（2020年必须达到5.6%以上）依然未变？若如此，则在财政支出上势必会有大突破。

　　例如，在3月27日的政治局会上，提出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和降低贷款利率等举措，政策力度非常大，显然是为今年实现全面奔小康目标而准备的。比照美国为了应对疫情所采取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有人估算共计6万亿美元），我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力度还是比较节制的。

　　不过，实现翻番目标不只是唯一的目标，我国一季度的不少经济指标出现断崖式下行，意味着接下来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都会不断暴露出来，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社会问题突出，尤其是就业。好在我国有过2009年两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在防止大水漫灌和房住不炒的原则下，相信稳增长、稳就业、稳投资等六稳的政策会更加精准和有效率。

　　经济结构分化可能加剧 抓住投资的结构性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对我国外贸进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李迅雷：我国企业出口的规模比较大，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订单大量减少，全球的供应链也受阻，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供给不畅，对于出口企业影响会比较大。

　　这次遇到的问题确实非常大，关键在于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确认危机什么时候能够过去。虽然中国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海外疫情的再扩散使得我们失去了宝贵时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第一波我们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使国内疫情得到控制，这一步我们做的很好，但由于海外疫情不可控，对我国带来很难预估的负面影响。

　　今年的经济走势肯定是V型，但V型本身是下探底之后的一个V型，一季度初步估计GDP增速大概是负百分之十，如果不加大刺激力度，全年来讲估计只有百分之2到3左右。疫情对中国的经济的冲击比较大，后面两个季度虽然会反弹，且反弹的力度也会比较大，但是受到上半年的拖累，平均下来全年增速也非常小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摘下口罩的迹象，难道期待后面几个月突然好起来吗？很难的。

　　327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实现全面奔小康的目标，并提出了诸多举措，如果这些举措的力度足够大，可以增加广义财政支出6万亿左右，则GDP增速有望超过5%。当前，就是要尽快复工复产，尽可能把停摆的经济恢复起来，如今财政、货币政策发力主要在供给端，我们还是要在需求端方面多抓实干。

　　比如餐饮业受的冲击最大，应该发放消费券来鼓励大家消费，餐饮的优惠券、文化旅游娱乐的消费券，都可以准备起来，以防经济滑坡太大。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冲击是最大的，也影响了消费，如果消费不起来，单纯靠供给是不行的。目前是花更多钱补贴餐饮业，但补贴是一时的，不能长期的。通过采取消费券的方式，能够扩大受疫情影响损失严重地区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现阶段各个省市由地方财政发放的消费券，其本质是由地方政府加杠杆。

　　实际上，在正常状态下，如果没有疫情冲击，地方政府举债加杠杆后更愿意进行投资，因为投资往往更有“富有成效”，形成资本及实物，如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或利用政策性金融贷款，带动老旧小区改造。而在经济失速、需求锐减情况下，选择使用消费券的方式，促进消费回补与潜力释放，主要原因是相较于投资，消费见效更快，能够尽快带动消费，活跃市场，促进人流和物流等流动性。

　　对于新基建有很多建议，我认为政府投资基建是为了稳经济，稳定就业，但是基建投资有很多被浪费掉了，向下传导的链条过长，而且基建不少是增加产能供给，为未来增加了过剩隐患。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影响到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您觉得今年A股市场上是否还有投资机会？

　　李迅雷：先来讲讲分化的概念，可以抓住投资的结构性机会。

　　第一，人口分化。1/3的城市人口是净流出的，1/3是净流入，这个是人口分化。今年以来，杭州、成都、深圳的房价涨的比较好，或者有上涨势头，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口都是净流入。

　　第二，居民收入的分化。这个是个不好的分化。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发消费券、补贴一些中低收入阶层？他们能消费、敢消费，一方面拉动投资，另外一方面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缓。

　　第三，产业的分化。就是新经济部分高增长，传统经济部分是低增长，疫情又加速了头部企业和非部头部企业的分化，我们投资上应该要抓大放小，要选择一个新兴产业、新基建，跟人民生活相关的，比如医疗、教育、健康等等。像富国基金(博客,微博)推出的ETF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的选择工具，医疗ETF、消费ETF和基建ETF，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机会。

　　还有，头部企业跟非头部企业。疫情以来，很多中小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但那些头部企业反而有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一批中小企业可能要倒闭，虽然政府也花了力气去救助这些企业，但只能救一时，不能救永远。结构的分化、企业结构的分化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是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一二月份房地产销售就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虽然销售面积大幅下降，但销的好还是那些前十大房产；包括家电行业也是分化，我们现在汽车销量大幅下降，接下来就是汽车行业的分化。

　　纵观中美股市过去10年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显见的28现象。美国股市走了11年的牛市，真正跑赢市场的可能20%的股票也不到，所以我们的投资难度在加大，选择范围要更加精准。

　　对于股市来讲，A股市场还是有一定的韧性，2500、2600应该是一个底部了。首先还是要看估值水平和成长性，今后中国经济一定是消费主导，休闲娱乐、消费升级等。而经济转型过程中，高科技产业的成长性是最好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优胜劣汰是必然过程，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形成的头部企业，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比方像家电行业里大家都知道的格力海尔美的已经是头部企业了；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也在形成中；下一步，处在销量下行中的汽车行业，一定会有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投资中要把握结构性机会，而不是赌趋势、追涨杀跌，要更多的抓住结构转型中的产业、地域集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