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传染病面前 没谁能置身事外

全国政协委员迟子建。受访者供图

新冠疫情发生后，作家迟子建十年前的鼠疫题材小说《白雪乌鸦》再次受到关注。而她长期生活的东北，因为疫情，在前一段也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疫情期间出现的“地域歧视”问题?面对大灾难，知识分子应承担何种历史责任？

围绕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作家迟子建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她说，在烈性传染病面前，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一定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每个人都是病毒阴影下的人，是被迫裹挟，没谁能置身事外。

谈提案

建议开通黑龙江北极村至俄罗斯伊格纳斯依诺村一日游

新京报：此次两会，你带来了哪些提案？

迟子建：我建议开通漠河市北极村至俄罗斯伊格纳斯依诺村一日游。

我出生在北极村，那时的北极村叫“漠河乡”，一江之隔就是苏联。童年时我和姥姥去江边刷鞋子，能隐约看见对岸的人影、牛羊。那时两岸的来往，多是民间的，我故乡的人讲过，那时苏联医疗条件比较好，有的妇女难产，像兴安镇的，会就近送到对岸去生孩子，我有个短篇《一坛猪油》中写到这样的情节。而他们蔬菜匮乏，也曾用牛来换取烧酒和蔬菜。

新京报：40多年过去，历经改革开放，两个村庄现在怎么样？

迟子建：1986年我发表《北极村童话》时，里面写到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和轮船，而到了前年出版《候鸟的勇敢》，交通工具就是高速公路和飞机了。这种变化提升的是国家形象，受惠的则是每一个百姓。北极村从一个很小的村子，发展为一个旅游热点小镇。而对岸的伊格纳斯依诺村，还是个古朴的小村子。来北极村旅游的外地游客，很想到对岸去看一看，感受异域风情。

新京报：两个村落是否具备一日游的现实条件？有哪些具体建议？

迟子建：现在开通一日游可以说恰逢其时。我们可以利用漠河现有口岸开通一日游，因为近年中俄的一些合作项目，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有交流和往来，取得了互信。两地在民风上也比较纯朴，而北极村的发展尤其明显。

我们可以在各自村子划定封闭区，游客在这个区域内，在规定时间内，可以观光、餐饮，承认对方货币，做简单的自由贸易等。他们可以感受中国的进步，我们也可以学到他们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我到过俄罗斯远东地区，即便一个小村子，他们的居住环境都是格外整洁的。

谈疫情

善待在外省的湖北和武汉人

新京报：今年2月你曾写过一篇文章《春花依然盛开》，谈到白岩松关于地域歧视的观点，“如果放纵地域歧视，容易造成一个民族的撕裂。”疫情期间，关于地域歧视的话题一直没有间断，你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迟子建：记得是前年两会时，我看到白岩松关于“地域歧视”的这个观点，非常认同。在烈性传染病面前，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一定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武汉和湖北是重灾区，要善待在外省的湖北和武汉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病毒阴影下的人，是被迫裹挟，没谁能置身事外。当然从科学角度，对来自疫情高发期的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也是必要的。

因为疫情，东北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拿我身处的黑龙江来说吧，它是边疆省份，是国家粮食的保障基地，我们的基础医疗与发达省份相比，确实有差距，但即便这样，我们省派了多批次医疗队支援武汉，而从生活物资保障上，也调集优质大米，专列运往湖北。绥芬河是中俄口岸，这个黑龙江边境小城，这次承担了为中国守卫国门的重任，而那些输入性病例，并非都是黑龙江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胞，我们集中优势资源分级诊疗，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可圈可点。

而吉林舒兰，最近因疫情又让东北成为热点话题。客观来说，东北人性格比较豪爽，天性自由，可能因为漫长冬季的因素，人们为了驱散寒气，民俗上确实喜欢聚集，邀请三五好友喝酒聊天，这给防控带来难度。再加上疫情防控常态化，可生活还要继续，人们偶有麻痹和松懈，造成了疫情局部反弹，但每一处“漏洞”，政府都应对从容，处置及时。

新京报：东北振兴经常会说到一句话“投资不过山海关”。你怎么看？

迟子建：熟悉新中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东北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改革开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东北的经济发展，确实逊色于南方发达省份。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了多年，自己还有多少“资源”，这是支撑你写作能走多远的命脉；投资也是一样，东北因为可待挖掘的“富矿”依然很多，去那里“淘金”，有天然的条件，也就是说，那里有“宝”可挖。

有勇气和胆识的投资人，当然可以过“山海关”。当然地方政府要与时俱进，在思想上不僵化保守，在投资保障上能给投资者吃定心丸，像黑龙江近年就出台了改善营商环境的一些具体措施。

谈责任

要给知识分子留下独立反思时间

新京报：你曾说“此次疫情我们未来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太多”，应该做哪些反思？

迟子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推崇的自然观和生命观。我觉得在世界经济遭受重创的历史节点，能够反思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过热过激的一些东西，慢半拍，做到天人合一，未来我们的社会，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那么这种暂时的经济下行，就是为未来的经济上行，做一个最好的铺垫，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还有我们要懂得居安思危。

新京报：面对历史，尤其是大灾难，知识分子应当承担哪些责任？

迟子建：我非常喜欢雨果的《九三年》，这是雨果晚年作品的一个高峰，对九三年的反思，他是沉淀多年才完成的。套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著名开篇——“多年以后”，我想经由思想的洗礼，艺术的磨砺，岁月的发酵，多年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作家，会书写新冠肺炎疫情，会有不同语言的《二零二零》出现，要给知识分子留下深入思考和独立反思的时间。

新京报：今年有哪些写作计划？

迟子建：去年因为筹建黑龙江文学馆，馆藏内容由我牵头负责，梳理从古至今的黑龙江文学史，组织各门类专家，召开了近二十场专题论证会，我的工作前所未有的忙碌，身心俱疲，尽管如此，依然坚持创作，今年下半年会有新作与读者见面。

“在烈性传染病面前，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一定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武汉和湖北是重灾区，要善待在外省的湖北和武汉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病毒阴影下的人，是被迫裹挟，没谁能置身事外。当然从科学角度，对来自疫情高发期的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也是必要的。”——迟子建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