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万达广场黄衣女子流调过程，报告写了60多页还没完

7月2日，海淀区疾控中心监测到中日友好医院通过网络直报系统提交的传染病报告卡，并开始对该女子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短短一天内，初步还原了该女子近1个月来的行动轨迹，并对其居住的单元楼内所有居民进行了采样。

7月2日中午12时许，一个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视频中一位黄衣女子在石景山万达广场内大哭，自称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该女子随即被石景山区疾控中心用120救护车转运至石景山医院隔离检查。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当日，海淀区疾控中心监测到中日友好医院通过网络直报系统提交的传染病报告卡，并开始对该女子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短短一天内，初步还原了该女子近1个月来的行动轨迹，并对其居住的单元楼内所有居民进行了采样。

在各区疾控、警方等机构的接力配合下，截至7月8日，疾控人员共追查到该女子的292名密切接触者，均已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是传染病防控的重要一环。与临床医生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不同，疾控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减少感染者的产生。从感染源，到感染者，再到密切接触者，疾控人员要通过询问、排查、采样、分析等方式，还原病毒“流窜”的路线，从而截断病毒传播路径，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石景山万达病例流调工作负责人、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科流调组组长金丽娜告诉新京报记者，此次流调工作比较复杂，一方面，该病例需要回忆的时间将近一个月，其间多次外出，密切接触者众多；另一方面，该病例引发社会关注，患者本人受舆论影响情绪较为激动，这些因素都加大了流调的工作难度。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金丽娜以及海淀疾控流调队员倪雪的对话：

7月8日，金丽娜和倪雪在海淀疾控办公室内查看石景山万达女子的流调报告。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接到核酸阳性报告，确认为石景山万达黄衣女子

新京报：什么时候接到的流调任务？

金丽娜：（7月2日）下午2点50左右，我们的网络监控组通过网络直报系统，看到中日友好医院提交了一份传染病报告卡，出现了一例（核酸）阳性检测者。系统里能看到该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住址和联系方式等。

因为该患者的现住址位于海淀区，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对传染病人规定的属地管理原则，由海淀疾控中心主要负责该患者的流调工作。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患者，确认个人信息是否准确，问她现在人在哪里。当时她非常着急，反复强调她手机快没电了，说她已经在石景山医院了。她手机确实没电了，打了一分多钟就断了，挂断之前，我嘱咐她赶紧找医务人员借个充电宝。

新京报：如何确定中日友好医院上报的这个病例就是网络视频中在石景山万达广场大哭的黄衣女子呢？

金丽娜：视频在网上发布后，有现场群众报警了。公安机关随即对万达广场内的人员流动进行了控制，石景山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现场处置，确认了该女子的基本信息，并了解到她曾于7月1日在中日友好医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7月2日中午接到医院告知检测结果阳性的电话。

综合中日友好医院提供的病例个人信息和石景山区疾控提供的患者自述，我们确认报告中的阳性检测者就是在万达广场大哭的黄衣女子。

新京报：确认这起病例后，疾控人员第一时间做了哪些工作？

金丽娜：通过和她打电话，我们确认了她身在石景山医院，还核实了她家住址。我们科长当时就带着流调组及消毒组的同事去石景山医院，找患者核实活动轨迹。我在办公室联系患者居住街道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找患者的家人、查患者居住地的监控录像。

得到家属联系方式后，我马上电话联系。她家属当时刚在朝阳区的一个餐厅吃完饭，我问他是怎么去餐厅的，他说是坐地铁，我告诉他，作为密切接触者，他要进行集中隔离，并让他戴好口罩待在原地，不要跟别人近距离接触，也不要乘公共交通去医院。之后我们紧急协调了一辆120急救车，把他接到海淀医院进行检查，并暂时隔离，后来他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万达广场黄衣女子。图片来源：新京报动新闻截图

派出5路人马，连夜完成初步报告

新京报：除了患者当时所在的医院和她的居住地址，流调人员还确定了哪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地点？

金丽娜：还有患者家属去的海淀医院、患者6月28日去过的亲属家，以及海淀五路居地铁站，一共5处地点。地铁站是主动打电话过来的，患者在石景山万达广场大哭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很广，他们看到后联系我们说对患者有印象。

新京报：那你们是如何安排人手的？如何分工？

金丽娜：因为这个病例的行程比较多，我们派出了5组工作人员，包括流调组和消毒组的工作人员，还有司机，分别去往上面提到的五处地点，调取监控核实情况，对现场人员和环境进行采样。

前往石景山医院的流调队员主要负责还原患者在近一个月内的活动轨迹，其他小组根据活动轨迹在各地点追查密切接触者。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留守办公室汇总信息，并同步给密接组，请他们尽快联系密切接触者，并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因为要抢时间，我们只能统计出几个发几个，一会儿发5个，一会儿发4个，这样给密接组的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这个病例的关注度很高，情况紧急，我们连夜整理了一份20页左右的初步报告。初步报告大约是在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3日早上7点左右完成的。

新京报：初步还原患者活动轨迹，排查密切接触者的同时，还需要做什么工作？

金丽娜：当时需要对患者居住的单元楼内的居民进行采样，那栋楼有15层，每层13户，工作量很大，我当天晚上11点在群里寻求支援，最终我们派出30多位工作人员，连夜采集了160多户居民的样本和100多个环境样本，到凌晨3点多才结束。经过检测，所有样本都是阴性。

当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我们主要是向他们了解了社区情况，并交代了密切接触者转运的事情。按属地管理原则，如果后期在社区内排查出密切接触者，还需要社区协助运转。

6月15日，海淀区四季青桥附近绿馨家园建材市场，核酸采集区域，疾控中心的帐篷。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摄

黄衣女子情绪不稳定，需反复核实信息

新京报：见到患者本人时，她的状态怎么样？

倪雪：患者当时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她在微博评论里看到很多对她不好的评价，受到不少打击。她说自己一定会配合，但当时她的思维有些混乱。我只能尽量安抚她，让她不要太介意评论，希望她的情绪能平复下来。

新京报：具体的询问过程是怎样的呢？

倪雪：此前，石景山区疾控的工作人员已经对患者进行了询问，并整理出了一份简单的活动轨迹。患者此前去过的航天中心医院和朝阳医院也分别调取了就诊记录发给我们。但是我们发现，患者自述的就诊时间和医院的记录不一样，另外讲述自己活动轨迹的时候，有一些信息记错了或记不清了，我们只能让她翻看手机里的各种记录，包括支付记录和APP上的打车行程等。

比如，我们问她6月28日是怎么从家到五路居地铁站的。她先说是步行去的，后来又说记不清了，最后是通过查看乘车软件和消费记录，才确认是走路去的。

从7月2号到昨天，我们又陆续通过微信跟她确认了一些活动轨迹，几乎每天都在问，请她发了很多支付和出行记录的截图。我们需要确认她所有行程中的每一环，尽量精确到每一分钟。像打车的行程，行程单和支付记录也要一一对应。

患者隔离就医后，我也会尽量避免过多打扰她，基本上都是先把需要核对的点集中整理出来，再通过电话或微信找她确认。

新京报：在询问过程中，流调人员最关注哪些内容？

金丽娜：我们最关心她在医院、餐厅这类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方面的经历，因为流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发病人群，也就是第一时间找到密切接触者，截断病毒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6月15日，海淀区四季青桥附近绿馨家园建材市场，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准备接受咽拭子样本采集。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摄

寻找密切接触者，6天内排查出292人

新京报：除了海淀疾控，还有哪些部门要参与排查密切接触者呢？

金丽娜：活动轨迹涉及其他区的，我们会发协查函，请其他区协助调查。这个案例的流调是以海淀疾控为主，但各区也都在配合，像患者去过的石景山万达广场，是石景山疾控进行的密切接触者的初步判定，并进行了相关人员和环境采样。患者去过朝阳区的医院，朝阳疾控也会去医院实地看。

新京报：到现在为止，一共排查出了多少名密切接触者？

金丽娜：截至7月3日14时，也就是患者隔离差不多1天后，我们追查到了她的204名密切接触者，其中包括民政局工作人员6人、医院医务人员66人、滴滴司机15人，还有在万达广场里的47人。

之后，我们又通过完善她的活动轨迹，排查出了更多密切接触者。截至7月8日，已经排查出了292个密切接触者。现在流调还没有结束，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上升。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金丽娜：患者的情况非常复杂。她在7月1日进行的核酸检测采样，2日出结果呈阳性，并被判断为无症状感染者。按照北京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管理规定，应该从7月1日起往前追溯14天，但是她在6月18日曾经出现发热症状，虽然当时核酸检测的结果为阴性，但我们还是将她的发病日期判断为6月18日，并从6月18日起向前追溯14天，也就是6月4日。

因此，这个患者需要回忆的时间段特别长，其间去过的地方非常多。她接触过的医务人员、患者、办事处业务员、地铁工作人员、滴滴司机、在餐厅的邻桌、上菜的服务员、结账的前台都是密切接触者。这从我们的流调报告长度也能看出来，其他患者的报告一般写十几页，这位患者的报告已经写了60多页，还没完成。

新京报：对于该患者的流调工作什么时候才算结束？

金丽娜：一直到她痊愈出院，流调才算正式结束。不过现在的报告内容已经基本接近最终报告了，因为她就医隔离后，几乎不会接触到更多人了。

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