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普以来主要城市人口变化：12城人口增量超百万

　　[ 近年来，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原先的外贸出口增长、经济发展都有所放缓。从产业上看，这些城市原先的外向型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但在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抬升的情况下，不少企业转移到了中西部或者东南亚地区。 ]

　　人口的增长与流向是区域经济发展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在今年进行，而此前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以来，各城市的人口已出现明显变化。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010~2019年37个重点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发现，各城市的人口增长出现明显分化，尤其是2015到2019年这段时间。其中珠三角、杭州湾、中西部强省会的人口增幅较大，而东北等部分区域的中心城市人口增长较为缓慢。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统计的37个城市中，合肥、成都、西安、深圳、济南这5个城市在10年中都有行政区划的调整，因此在统计人口数据时也计入了这部分变化。此外，个别重点城市如长春等公布的是户籍人口数据，在此没有纳入比较。

　　12城人口增量超百万

　　数据显示，2010~2019年，上述37城中有12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0万人，分别是深圳、天津、广州、重庆、北京、郑州、杭州、成都、武汉、长沙、上海和西安，包括了4大直辖市、6个副省级城市以及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省会城市长沙、郑州。

　　深圳2019年常住人口较2010年增加了301万人，居榜首；同期的天津、广州和重庆增量都超过200万人，北京、郑州和杭州超150万人。

　　而在37城的榜尾端，有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不足30万人，这些城市一部分是沿海的东莞、烟台、苏州、无锡等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另一部分则是哈尔滨、沈阳、太原等东北华北地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

　　再从增幅来看，相比2010年，2019年有14个城市的人口增幅超过了10%，位居前十的是深圳、厦门、天津、广州、郑州、长沙、杭州、贵阳、武汉、佛山。其中，深圳以28.9%的增幅高居榜首，此外厦门、天津、广州和郑州也都超过20%，长沙、杭州超过19%。另有10个城市同期增幅低于5%，同样是上述两类增量较低的城市。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原先的外贸出口增长、经济发展都有所放缓。从产业上看，这些城市原先的外向型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但在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抬升的情况下，不少企业转移到了中西部或者东南亚地区。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的岗位比较多，这就对人口的流动产生了明显影响。

　　再看东北地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其他三个板块的分化愈加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东北地区的经济以重化工业、大型国企为主，且能源重化产业占比太大，2013年以来能源价格下行，东北经济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分析，人口是跟着产业走的，这些年东北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以基础工业部门尤其是能源原材料为主，很多基础工业出现发展停滞甚至衰退，这对东北的经济形势影响很大。东北地区这几年人口外流的主要是青壮年，尤其是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就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工作。

　　目前，东北中小城市的人口外流，一部分是流向了东南沿海，另一部分留在东北地区的则主要流向了四个副省级城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即便如此，在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较低以及东北区域人口整体净流出的情况下，东北的这四个副省级城市人口增长十分缓慢。

　　珠三角、杭州湾、强省会闪耀

　　如果以2015年为界，将2010年六普以后到2019年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来观察的话，这种区域分化就更加明显。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南北分化尤为明显，随着京沪这两大强一线城市加快疏解非核心功能，各大城市人口也进一步分化。

　　数据显示，从常住人口2014年较2010年的增量来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天津、北京、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和郑州，其中天津人口增量最多，达223.01万人。此间的一大背景是，2006年以后，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一系列大项目、大投资落户天津，天津经济增速加快，人口因此增加比较多。但从2014年后，随着重化工业下行，天津经济增速随之放缓，人口增长也呈放缓态势。

　　同期，北京人口增量也达到了190.4万人，上海和重庆的增量均超100万人，郑州、武汉超50万人。相比之下，同期的深圳仅为42.1万人，位列第8；广州增量为37.97万人，位列第10；杭州更少，仅为19.16万人，在37城中位列第22位。

　　再看2015~2019年，城市人口增长出现了较大分化。这期间，深圳、广州、杭州后来居上，常住人口增量位居三甲，其中深圳增量达到了261万人，广州也超200万人，杭州接近150万人；重庆、长沙、成都超过100万人，分列3至6位；郑州和西安增量接近100万人。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上海和北京人口增量分别只有2.46万人和2万人，天津也只有45.02万人。

　　此间的一大背景是，京沪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难题，为此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目标和产业疏解政策。随着非核心功能的疏解，2015年以后京沪的常住人口增长大幅放缓，在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下降。

　　相比之下，广深虽然也是一线城市，但人口规模要比京沪小了不少，还有较大的空间，落户门槛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有部分人口就从京沪转移到了广深。另外，近年来杭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大有成为第五个一线城市的趋势，同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到杭州，尤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北京和上海的中高端人才，选择到杭州工作。

　　从整体上来看，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佛山，浙江的杭州、宁波，以及重庆、长沙、成都、郑州、西安、武汉等中西部强省会城市、直辖市的人口增速居前。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东、浙江的民营经济很发达，这几年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很明显，转型升级成效突出，吸引大量的年轻人进入。

　　在中西部地区，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制造业中相当一部分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处于加快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需要产业工人。这个过程中，不少农民工离开沿海回到内地，但不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选择附近的城市，比如省会城市。对农民工来说，去这些城市不仅生活成本更低，而且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也与家乡更为接近，更容易融入。

　　与此同时，2017年以来，以武汉、成都、西安等为代表的强省会城市纷纷发布户籍新政，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留在这些城市。

　　丁长发说，中西部很多人口大省近年来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落户，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快，而省会城市集中了全省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是省域内部人口迁移的首选。一些科教资源雄厚的城市，近年来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留下来就业、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