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更好的循环

黄奇帆在演讲中表示，那种以邻为壑地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

8月7日，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在此次峰会上，原重庆市市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表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我们就越需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

黄奇帆还指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利用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潜力，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引到中国这边来。

进口大国才是经济强国，建议未来三五年将关税降至5%左右

“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已经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黄奇帆说，这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也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国脱钩、对我国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措施，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黄奇帆表示，我们要以高水平的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首先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他认为，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粗加工产品或者农产品(000061,股吧)，而进口大国，如果一个国家连续10年、20年，年年进口量是世界第一、第二，一般来说它一定是经济强国。

黄奇帆建议，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将关税的总水平由现在的7.5%左右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的进口成本，增加群众的消费福利，还可以倒逼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国内企业的产品进一步提升到国际水平，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进出口的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的进口国，2.1万亿美元的年进口额与第一大进口国美国的2.5万亿美元只差四千亿美元。“如果我们在今后若干年内，增加进口，使2.1万亿（美元）增加到2.5万亿、2.6万亿（美元），在进口方面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这对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形象，增加中国对全球各个国家的贸易凝聚力、反制那些脱钩的言论、逆全球化的言论，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黄奇帆表示，除此之外，中国成为进口大国，还可以拥有对国际商品更大的定价权，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进口大国，必将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等领域，吸引全球产业链落户中国

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方面，黄奇帆指出，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到33条，自贸实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到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黄奇帆表示，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将纷至沓来，不仅国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撤离中国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大幅度地增加外资到中国的投资，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的目标。

“在过去40年的开放中，我们广泛地开放了外资投资领域，但在四个投资领域方面我们还是管得比较紧，负面清单比较多的。第一是外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第二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外资投资；第三是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外资投资；第四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外资投资。” 黄奇帆说，这四个方面，负面清单控制的领域都比较窄、比较多。这次国务院把金融机构、服务贸易、公共服务，以及数字经济领域，放宽了股权比的限制，减少了负面清单的约束，应该说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外资投资的格局，相信这些措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黄奇帆建议，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的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新型产业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循环。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可以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优化营商环境加快自贸谈判，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

“只要我们实现了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和便利化，那么中国跟国际化企业之间的联系只会加强、不会减少。”黄奇帆在演讲中指出，新形势下，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

黄奇帆进一步解释，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要将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实现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而实现营商环境国际化，就是要按照WTO和FTA的自由贸易协定所约定的营商环境，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黄奇帆还指出，要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他们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黄奇帆表示，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国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

他建议，我国应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的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潜力，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引到中国这边来。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国、各地、企业之间的分工优化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黄奇帆在演讲的最后表示，那种以邻为壑地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许诺 编辑 赵泽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