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近4.8亿元背后更大的隐忧

贵州省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近4.8亿元的事刷屏了。有人颇为不解：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敢如此对教师工资巨额拖欠！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调查发现，贵州省大方县自2015年起即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截至2020年8月20日，共计拖欠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47961万元，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万元。同时发现，大方县假借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名义，发起成立融资平台公司违规吸纳资金，变相强制教师存款入股，截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该县改变困难学生补助发放渠道，强制未成年学生入社入股，导致210多万元困难学生补助被违规截留。

评论此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可真复杂。说其简单，这是一个县政府违反《社会保险法》《预算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行为，性质恶劣，事实清楚，要处理并不难。相信在国务院和省政府的重视下，在全国舆论的关注下，这事应该能很快得到解决，一些官员将承担其该负的责任。

说这事复杂，是因为这种乱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远的原因。单独处理一件或几件违法违规行为容易，而清醒地认识产生的原因并从源头上解决，却不那么简单。这件事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隐忧：我国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市、县政府，已面临财源枯竭、运转艰难的窘境。

上世纪九十年代，基层政府拖欠教师工资、打白条不是什么新鲜事，媒体多有报道。特别是贫困地区，当地财政非常困难，教师和其他公职人员长年累月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工资。近二十余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级财政收入快速增加，也由于国税、地税分开征收的财税改革，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特别是广大贫困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拖欠教师工资的事基本得到解决。2002年，笔者在一家中央媒体做记者，曾到过大方县采访“双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落实巩固状况。这是一个彝族、苗族和汉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县，我能感觉到当地的贫困，但更能感受到广大教师较之以前的心情舒畅，中央财政当时已对大方这样的贫困县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教师的工资有了基本保障。如果单靠本县的财政，那是根本难以负担庞大的教师队伍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工资，遑论其他公共服务了。

大方县政府官网2020年1月刊发了一篇文章《大方县2019年十二月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分析》显示，该年度全县总收入完成338846万元，其中中央、省级财政划入60830万元（中央财政划入4904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980万元中，税务部门完成53535万元，财政部门完成11445万元。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发行彩票）高达213036万元。该年度的全县财政总支出684493万元。巨大的缺口怎么弥补？原来，在县财政收入之外，该县全年收到中央、省、市级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共计406024万元。也就是说，来自上级财政（主要是中央财政）各种转移支付高达46.6亿元，加上卖地等收入达到67.9亿元，而政府的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只有区区6.5亿元。

这篇文章分析了大方县财政收入和支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主要是煤炭、房地产两个行业受金融市场影响，融资不到位而资金链断裂，无法及时缴清税款。二是个人所得税受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及个税改革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煤炭企业核定征收率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三是耕地占用税同比下降59.43%，减收3567万元，减收的原因是2015-2017年我县对耕地占用税进行大力的清理，后期增长空间小；四是随着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陆续出台，减税降费效果显著，普惠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税收增长形成压力。”

这篇文章只简单地说明了该县全年的财政收支情况，未能涉及地方债务到期需要偿还的数额。

我以为大方县的财政收支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四十余年里，虽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但财政支出的速度同样增长惊人。像大方县这样刚刚脱贫的欠发达地区，虽然财税收入远不如东南沿海的发达市县，但其刚性支出却未必有着悬殊的差距。2019年末大方县户籍人口为95.68万人，常住人口为63.33万人。这样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各类刚性支出是惊人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支出的项目，大方县也同样需要支出。如庞大的教师、公务员、参公人员的工资、补贴，如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费用，如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如灾害防治，等等，处处要钱。其自身的造血能力却很差，从95万户籍人口却只剩下63万常住人口就可知，当地22万最有劳动能力、创造能力的青壮年大批外出务工、经商。

一级政府财政遇到困难，无非三条路解决：开源、节流、举债。像大方这样的穷县，投资环境不算好，受经济大形势的影响，开源是很难的。产业发展遇到问题，影响了税收，土地卖不出去，影响了政府基金性收入。再说节流，又何其难也。一家人、一个社会机构和一级政府一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穷尽办法，所能节省的支出相当有限。那么举债呢？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相当严峻，都到了偿还周期，如贵州独山县前不久爆出的巨额债务问题绝不是孤例。旧债未还，再想借新债，那是难上加难。

当入不敷出时，无论个人、机构还是一级政府，其救急的方法往往会是拆东墙补西墙，玩4个盖子盖5口缸的腾挪游戏。在大方县这类地方政府的各种收入中，最稳定、数额最大的收入是上级政府的各种转移支付，而最刚性的支出是教师的工资与补助。于是，当地政府的管事人就瞄上了教师工资与补助，能拖欠就拖欠，改变教育专项经费用途，挪用教育资金。该县成立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变相将其打造成一个融资机构，强行让教师和未成年人以应得的工资和补助入股。这应是当地政府想自己掌握一个方便拆借、挪用的“小金库”，以应付不时之需。

我以上的分析，没有半点为大方县政府辩护的意思。无论财政状况如何捉襟见肘，也不能拖欠教师的工资、补贴和挪用教育专项资金，这应该是一条铁律。我只想分析大方县这个样本，来提醒我国基层政府财政问题所存在的大隐忧。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使就此事处理一批干部，平息了舆论，这样的事还会在其他地方上演。而更值得忧虑的是，大方县这样的县、市不在少数，如果中央和省一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大幅减少，恐怕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拖欠教师工资还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