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四次“历史机遇”

文/叶显恩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中南部，濒临南海。它原是一处烟波浩渺的浅海湾，经过漫长复杂的变化过程，才形成一片岛屿林立、沼泽星罗的冲积平原。

珠江三角洲北缘有古老的港市番禺。在汉代，番禺为《史记》所载的19个都会之一，是来自中国南海各港市的海上商品转运点，与粤东北汕头之间的沿岸贸易也偶有发生。三国孙吴黄武五年（226年），番禺改名广州。3世纪中期，广州成为南海贸易要冲、中国海商贸易中心，唐代更以“世界东方大港”著称于世。

以千年商港广州为核心和枢纽的珠江三角洲，历经风雨沧桑，孕育出一个善于把握机遇、屡建奇迹的创业群体。这片僻处华南一隅的土地，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重大机遇，都为他们准确把握，收获骄人业绩。

宋元争夺江山 中原士民南迁

自秦汉到盛唐，从中原王朝视角来看，广州不过是汉人集聚的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城市，城里居住着“使价之客（商人）与守土之臣”。广州贸易因经营以富人集团为消费对象的奢侈品，只能与京城和岭北各大都会相联系。直至唐代，广州还是兼营奴隶买卖的“生口”市场。因此，早期的广州贸易并不能惠及广大农村，与未经开发的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几乎处于隔绝状态。

北宋（960~1127年）之前，珠江三角洲仍然是杂草丛生、蝮蛇猛兽横行、烟瘴肆虐之地。居住在此的俚人，“率皆半羸，生齿不蕃”，平均寿命在30岁以下。因地广人稀，粗放的农业和自然水产已足供“饭稻羹鱼”之需，一切都世代相传，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尽管到了北宋，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已经开发，正经历一场“绿色革命”，传统农业日渐成熟，但珠江三角洲沉睡未醒，栖息于历史的角落之中。

珠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有西、北、东三江汇流而形成河网区，又与南海相接，水路交通便捷，有天时地利的潜在优势。但时机不至，无从施展。只有出现特殊机遇与外力刺激，这一片地区的开发和进步才有可能。珠江三角洲人是一个善于把握机遇、创造奇迹的群体，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四次大机遇，都为他们准确把握，业绩骄人。

第一次历史机遇，是北宋末年因战乱而出现的中原士民集团性移民南下，珠江三角洲的初步开发以此为契机启动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汴京陷落，宋高宗仓皇南逃，中原士民一部分追随进入太湖流域，大部分则随隆佑太后前往赣南。一些难民继续越过赣粤之间的大庾岭，先居住于南雄珠玑巷一带，继而进入珠江三角洲。南宋咸淳六年（1246年），广东爆发民变，战火波及广州，城内人口剧减，朝廷曾下诏迁移暂住南雄的中原士民充实珠江三角洲。德祐二年（1276年），大举南下的元军攻陷粤北重镇南雄、韶关时，居住当地的北方士民再次南迁至珠江三角洲，这就是“珠玑巷移民”传说的由来。

这些南迁的中原士民，与此前因官宦调任或经商而留居者不同，他们往往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举家搬迁，不乏“中原衣冠华胄”，属素质较高的移民集团。他们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经验较丰富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治理低洼沼泽地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先进的中原文化。这些战乱中的流动人口，本是对传统文化最忠诚、社会活动最活跃的群体，人口流动又是优存劣汰的过程。所以他们进入珠江三角洲后，易俗移风，促进了当地俚人的汉化，使社会风气渐开，推动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广纱甲天下” 粤人登殿堂

珠江三角洲的第二次历史机遇，是回应明代中叶（即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广州贸易转型，加深开发并实施农业商业化，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取得社会经济的进步。

新大陆美洲的“发现”，东方航行的开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者的东来，打破了南海贸易的传统格局。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商品经济得到令人瞩目的发展。国内外形势变化，促使古老的广州港(601228,股吧)市无论在贸易形式、商品结构、商人构成、市场功能等方面，还是在商业运作方式上，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被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商贸来往日渐活跃，成为广州的外港。由此广州市场与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密切联系，特别是对贸易腹地珠江三角洲产生了强大推动力。

面对广州市场转型带来的机遇，珠江三角洲人的回应，首先是因地制宜，开拓了各种经济作物专业化种植区。番禺、东莞、增城为甘蔗专业化种植区，蔗糖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40%；香木以东莞茶园，果木以顺德陈村等地为专业种植区，有“食香衣果”之谚。最值得注意的是“桑基鱼塘”专业区，首先在南海、顺德、高明和鹤山四县交界处出现。当地人将低洼易生水患的土地深挖，“取泥覆盖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蚕桑业和养殖业互相依托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型农业。

同时还出现了香户、花户、果木户、蚕桑户、鸭户、鱼花户等专业户。他们敢于种植经济作物取代粮食作物的冒险之举，与可以通过西江水运从广西粮产区便捷得到粮食补给有关。

其次是利用广州市场的优越条件，发展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业和商品手工业。在当时菲律宾马尼拉生丝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从江南输入吴丝，织成广纱、粤缎，打造成“广纱甲天下，缎次之”的名牌产品。佛山的冶铁业和石湾的陶瓷业崛起，铁锅等铁器畅销“东西二洋”（今东南亚），陶瓷则有“石湾缸瓦，胜于天下”之誉。珠江三角洲所生产的丝货、糖、铁锅、陶瓷等广货，成为广州出口的重要产品。

商业化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盛名，引起了珠江三角洲人自我意识的抬头。他们在当地经济普遍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使其感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于是，他们利用商业化所得到的经济实力，仿名宗大族建立起宗族组织，使传统上豪门大族垄断的宗族制走向民间，成为庶民的组织。

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日益加速，一批活跃于明朝后期政坛的珠江三角洲官僚，如伦文叙（编按：南海县人，弘治十二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任应天府即陪都南京主考官）和伦以训、以谅、以诜四父子，霍韬（编按：南海县人，嘉靖十五年官至礼部尚书）、李待问（编按：南海县佛山镇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在江南起兵抗清，于松江即今上海被俘不屈就义）正是此时先后从农民、鸭户、铁匠等社会底层家庭出身，上升到朝廷大臣或地方官员。珠江三角洲出现一个人文郁起、英才辈出的局面。社会风气从质朴向奢侈、从重义向求利变化。宁静、敦厚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为喧嚣、争竞之风所取代。

“独口通商” 世界网络

珠江三角洲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确定广州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珠江三角洲人以扩大桑基鱼塘发展蚕丝业，建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工—农”体系，经济上持续追赶先进的江南地区。

明代后期珠江三角洲经济的普遍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皆因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而被葬送，直至康熙朝（1661~1722年）晚期才得以恢复。清廷完善广州进出口贸易管理体制：设立粤海关征进出口贸易税收；设广州十三行负责进出口贸易事宜，并居间调停官府与外商间的关系；指定黄埔为外来商船停泊处，澳门为外商居住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江、浙、闽三关后，广州成为中西贸易唯一港口。以广州为中枢，佛山为内港，澳门为外港，相互配合，广州港市的条件越发完善。西方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原是通过东南亚市场进行，此时也直接来广州贸易。这一系列变化增加了珠江三角洲出口贸易的优势。

商业化的持续深入发展，引起了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变迁。从业结构上，约有3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宗族组织愈加普及，功能日益扩大。智力开发备受重视，社会阶层上下纵向流动不断加速。学校、社学、书院遍布乡村墟市，科举之盛已超明代。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文化开始跻身国内先进地区行列。

以广州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广州豪商，已如同印度、美国商业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先进商人群体。以他们为中坚的华商对外输出茶、棉、丝、糖等中国特色商品，同时利用与各国商人的关系在亚洲以外地区营运其商业资本。

置身于国际市场之中的广州豪商，与中国内地商人经营理念有天壤之别。其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也与国际商贸网络相交织。如伍秉鉴（1769~1843年）作为19世纪最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商人，不仅通过充当美国人的代理商销售中国和欧洲的商品，还仰仗自身与各国商人的交情，建立起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

开百货、建丝厂、修铁路、闹革命

珠江三角洲的第四次历史机遇，是19世纪清廷开放通商口岸后得以走向世界。珠江三角洲人将充当劳工、经营商务所得侨汇，率先用于商业革命和工业近代化，引领潮流，使家乡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

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广州外贸中心的地位为上海所取代，由此引起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加上人口压力升高，海上贸易扩展，移居海外谋生者日渐增多。这也显示面对大变局，珠江三角洲人善于调整自身，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广州贸易持续萎缩，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移民海外的高潮：仅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地，就有“一年达十万”的情况；在那前后的二三十年里，移居澳洲者有8万至10万之多；自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移民总数量达300万以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珠江三角洲人在海外辛劳积攒的血汗钱不断汇回家乡，大量侨汇与蚕丝业一起成为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支柱。最早有据可查的，是1877年加利福尼亚亚洲参议院所公布的，美国华侨汇款回国年均1.8亿美元。这些侨汇除部分用于侨眷消费外，其余多投入家乡建设，不仅为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和沙田开发提供了资金，也成为家乡近代化发展的重要投资来源。

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蕴，造就了珠江三角洲人敢为天下先的品质。首先实行商业革命，创办先施、永安、大新和新新四大百货公司的 ，是中山华侨马应彪、郭乐兄弟、蔡昌兄弟和李敏周、刘锡基。在移植西方近代工业化方面，珠江三角洲人的业绩尤为显著，以郑观应、唐廷枢和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商人群体，参与创办近代工业，促进了中国早期近代化。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融汇的近代企业家精神。

华侨将世界文明之果带回家乡，推动了珠江三角洲的近代化。尤其是安南（今越南）华侨陈启源回到家乡南海简村堡，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在中国工业近代化进程中有划时代的意义。又如在美国从事铁路工作四十余年的新宁（今台山）籍侨商陈宜禧，回国投资并设计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完全由民族资本建设的铁路——新宁铁路（连接台山与新会的江门港）。

以近代港口理念创建的台山公益埠和香洲商埠，是由侨商伍于政等开辟的。1903年在香港创办的四邑（编按：珠江三角洲西翼四大侨乡新会、台山、开平、恩平，俗称四邑）轮船公司，1910年在广州创办的侨轮公司等，也是出自侨商之力。珠江三角洲华侨的投资还遍及能源、工矿、银行等近代行业。

在引领近代化风骚的同时，珠江三角洲人高扬人文精神：容闳、康有为、梁启超、苏曼殊等等，灿若群星。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及其战友杨鹤龄、孙眉、陆皓东、孙昌等，更是耀眼的晨星。他们汲取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付诸革命实践，前仆后继，不畏艰险，终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创建民国。珠江三角洲也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故乡和发源地。

从“珠玑巷”到“大湾区”

珠江三角洲北缘的广州、南端的澳门及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形同三足鼎立，充当中国通往世界各国的孔道。

珠江三角洲也由此成为数百年来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竞合与激烈碰撞的前沿地带。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珠江三角洲人又迅速作出抉择，以“珠玑巷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引领风气之先的气概，充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头羊。

在短短的40年里，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以惊人速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道路。

历史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在稳步迈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鼎力推进新时代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进程中，珠江三角洲理应再次承担重任。

作者历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先后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事教研活动，曾应邀赴哈佛、普林斯顿及东京大学等任教或访学；近期新著《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化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本版图片选自《银信与五邑侨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