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刘瑞明:全面放开生育已晚 需切实改革住房教育等领域

2020年6月至8月间，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与携程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针对中国人口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双方长达十个回合的观点“交锋”，掀起了一波舆论高潮。围绕“人口该多该少”的重大议题，新浪财经于近日举办调研活动，广邀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分享见解。

对于这一话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表示，中国的生育政策放开的太晚了，直接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和人口转型迟滞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早就应该放开了。

谈到人口和生育，刘瑞明教授表示赞同梁建章的观点。刘瑞明说，从历史经验来看，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高度重叠，人口增长的曲线往往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曲线。今天，我们之所以在人口问题上有如此巨大的争议，是因为对于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适用前提存在巨大分歧。

简单来看，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分为“财富创造效应”W和“财富消耗效应”N，W/N就是人均财富。一部分人认为人口是财富，“人多力量大”，所以倡导多生育，主要是看到了分子上的W部分。另一部分人认为人口是负担，所以倡导管制生育，主要是看到了分母上的N的部分，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像李铁和很多人口学者、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就是基于这种思维。

事实上，我们将“人口”理解为“财富”还是理解为“负担”，并不取决于人口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我们选择的制度能够使得W比N增长的快，那么，自然而然人均财富就多，经济发展就快，人口就是财富；但如果我们选择的制度使得我们的财富创造W比人口的增长还慢，那么，人口自然就被理解为了负担。

刘瑞明教授强调，应该理解两个事情：第一，从“规范”的角度看，生育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否生育是个人选择的一种独立的不应被干涉的权利，这种个体权利不应该被“人口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左右，不管新出生的人口能不能创造价值，都没有理由阻碍人们实现基本的生育权利。第二，从”实证”的角度看，国家应该在允许人们自由选择生育权的基础上，选择更好的制度体系和发展战略，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解决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境。

刘瑞明教授最后说，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就当前情形而言，简单地放开生育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因为人们的生育意愿被“既不平衡又不充分”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严重抑制”了，“二胎政策”放开后生育率的走势其实主要是由这个逻辑决定的。一部分大龄人士已经错过了生育的生理期限；而更大量的适龄生育人群却陷入到了“想生而不敢生”的尴尬境地。所以，即使是全面放开生育了，我们的生育率的增长趋势也难以乐观。

刘瑞明教授指出，在倡导全面放开生育的同时，还需要在上述这些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做出切实的改革，否则，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改革所起到的效果是“一石多鸟”的，这些领域本身就构成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领域”，对于这些领域的改革可以直接创造巨大的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如果再配合上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人口、就业、财富创造就自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这样一种制度和发展模式下，我们又何愁高质量发展无法实现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