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国储蓄率未来或进一步下降 年轻一代储蓄率在明显下调

10月23日至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发表演讲。

周小川表示，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44.6%，未来或还会进一步下降。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但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同时观察到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尊敬的李强书记、陈元主席，各位来宾：早上好！首先祝贺外滩金融峰会召开，同时预祝取得圆满成功。

我非常赞成歧山主席的致辞，李强书记和陈元主席刚才所讲的话我也是非常赞成。虽然我是做一个开幕地讲话，但是我想找一点具体地内容讲一讲。

我个人有一个博鳌论坛的头衔，博鳌论坛历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所以我就想讲讲疫情后的“一带一路”。也是希望这一题目对这次大家讨论的议题能够起到一定交流作用，也是希望大家更有兴趣研究“一带一路”中的各种金融问题。相信上海一定是在“一带一路”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金融方面。

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个是大家看到“一带一路”不断取得重大成绩，发展中国家普遍非常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在预防和控制疫情方面都做了很多积极地工作和合作。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看到了个别西方国家将“一带一路”说成是中国的陷阱，是中国试图控制“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阴谋，主要宣传说是债务陷阱，通过融资让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债，形成债务陷阱。当前也在G20等各种场合下热烈讨论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高债务的问题，特别是主权债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分析和对策。中国一贯倡导多边主义，在多边主义未来行动的方向，另外能否取得共识也是重要的议题。

首先第一点我们说，确实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另外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是取决于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

涉及到债务问题，一个是说如果在这一期间，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所以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就会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拨款或者是这方面的能力。另外如果是债务出了问题，除了影响当前以外，在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将会变弱。再有是债权人方面，如果发生债务违约或者是显著地进行债务重组，这些机构包括在座的像AIIB这样的机构，其财务健康性受到损害，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融资能力、未来的评级，未来的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这个长远效果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透露出，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缓债就是领导人所说的，疫情导致一部分的经济按下了暂停键，这也意味着有一些租金和还本付息也应该暂停一下，等疫情过后再恢复正常。但是疫情看来也是比较复杂，疫情过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是需要研究的。所以并不是意味着当前的缓债，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就一定是减债和消债，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关系。

另外，我们确实是需要区别哪些是疫情导致的债务困难。其实疫情新增加的债务负担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有很多高杠杆债务实际上都是在疫情发生前形成了的，因此，还要注意不要出现道德风险，所以说是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

当前，也有一些人热衷于搞一个共同的框架来处理债务问题，我觉得这是会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时，就疫情来说也是要看，并不是国家相对穷就控制不好疫情。我们观察南面的国家，特别是看看越南、柬埔寨、老挝，看他们每百万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数字都是非常低的。具体来说，比如说越南到目前为止报的总感染率是1148人，死亡是35人，按一百万人来计算，只有12个人感染，0.4个人死亡。其他的看柬埔寨、泰国、老挝的数字也都是近似，这一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与平均水平比，或者是跟欧洲的这些国家相比的话，比他们小几百倍到一千倍，这是很大地差距。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钱多钱少的事情。是否防范疫情和实现疫情后的恢复，关键是要找到方法，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而且大家希望看到的是，就是发达国家如果自己能够将疫情控制住，那么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最大地支持。

说到这里，也是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未来能力的建设。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生产能力地建设。有一些国家他们自己觉得不愿意轻易地违约或者是说申请债务重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信誉，未来在国际市场、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地能力。与此同时，未来的发展道路肯定是大量依靠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依靠多边主义，当前的一些政策选择既是关键，同时也不能顾前不顾后。

这些说法的对立面是有些人试图借这个机会推卸过去自己的责任，把问题都说成是别人搞的陷阱，唱高调，或是自己主张请客，并且让过去的东西就算了，拉倒了。但是请客他又说我自己不出钱，你们去出钱，所以出现了有这样的现象。

对中国，各种媒体是有不少负面议论。但是实际上认真看看，中国真正作为最主要债权人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多。而且中国从政府到大型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参与缓债计划，同时执行得也相当不错。因此，提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我们金融机构，包括我们金融的对外开放，在未来“一带一路”中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题目是要关注储蓄率，全球储蓄的布局和配置。

大家注意到每年10月都是IMF和世界银行开年会的阶段，今年10月份也刚刚开过，当然是在线的，或者是他们称是“虚拟年会”。在一场活动中，我听到lawrence·Summers专门强调了储蓄的作用，和如何应用国际上的储蓄来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即考虑疫情后的恢复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这对“一带一路”来讲也很重要。

回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伯南克，他也是从储蓄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原因，他说储蓄过剩，特别是亚洲，特别是中国过剩地储蓄涌到美国，导致了次贷危机，这是当时他认为的最主要的原因。这里面也是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也就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多余的货币就容易找避风港流入美国，这是一种说法。当时在讨论中我回应，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其主要的原因和亚洲金融风波有关系，也就是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中，不少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冲进亚洲市场，亚洲国家受到冲击好不容易恢复了，他们是有扩大出口和增加储蓄等动机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数字，在整个的东亚比较明显，而中国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些储蓄的增加在随后就变成了“一带一路”债权融资的主力军。如果我们看看数字，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前，GDP的储蓄率是在35%左右，但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就开始迅速提高，提高到最高时也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那时候达到了51.8%，在全球来说这么大的储蓄率变化都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随后我们也有扩大内需的政策，最近习主席强调了“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了44.6%，看来还会进一步地下降。

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全球平均储蓄率是多少呢？说到中国，大家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全球的平均储蓄率在过去10年、20年中，平均是26.5%，所以中国是大大高于这一水平。同时东亚有一些国家也都是明显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而低于（这一水平）的主要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位数，不知道最近怎样，反正那个时候都是一位数。从储蓄的角度看融资能力和资金配置是一个重要地角度，也是对于那些阴谋论的反驳，否则大家会说中国人均GDP不高，还拿那么多钱搞“一带一路”，是不是确实有什么阴谋上的考虑。

现在的情况就是东亚（包括中国），目前是债权融资的主力。大家知道过去主权融资的主力是在巴黎俱乐部，目前东亚（包括中国）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主权债的总额。其实，中国这些投资除了去“一带一路”以后，也有相当大地数量是投在美国、北美和欧洲，但是当前局势的变化，他们对中国议论很多，也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保护主义的政策，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我们在未来几年里面，可能更加需要关注“一带一路”仍旧是主力军。但是再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同时也是在密切观察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里面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所以未来，“一带一路”的融资格局会与此相关。

最后第三条，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强调，我们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有一些议论，强调给发展中国家送点礼或者是减点债什么的，这很有点像是给好处，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能够将基础设施搞上去，将生产能力搞上去，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

过去曾经发生过非洲的粮食危机，现在仍旧有许多的电视镜头还时不时地会出现，世界银行等组织向非洲运粮，在当地如何分粮食。虽然看起来是一种慷慨的行为，但是事后也有很多的批评文章，批评那个时代没有能够更多地授人以渔，就是如何让非洲利用自身的（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粮食生产，教会他们生产粮食和进行交易流通。其实他们之前的做法确实是有问题的。这次的疫情发生，实际上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减贫这种事，国际上调门不少人唱得很高，但是究竟减贫是靠什么？是靠送粮食？靠消债还是说更加注重能力建设？中国应该说是在全球脱贫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验。那中国的经验究竟是什么？我个人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要创造生产力，要给贫困人民有新的谋生和致富的道路。

中国有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强调了基础设施。当然了也不局限于交通，对于非洲和很多的国家来说，除了交通还有电力电网，还有一些其他基础地环节。很像当年陈元行长搞开发银行时，叫“两基一支”。未来，“一带一路”从中国的角度更加重视靠支持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能力建设这方面来实现授人以渔。

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要强调多边主义，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强调国际秩序以及WTO的作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带一路”国家通过互联互通，通过能力建设所形成的新的潜力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发挥出来，这样的话，也是对于在西方某些国家抬头的保护主义的一种有力地斗争。

总之，我希望大家也有一定的精力关注这一课题，并积极参加博鳌论坛在这方面所主持的讨论，也相信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会在这一方面发挥显著和巨大地作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