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留守儿童生活充斥五毛零食和手机视频，如何避免穷人的孩子仍是穷人？

在贫困地区，离婚现象、母亲跑路、父母没有履行法定结婚手续便分开的单亲现象并不鲜见。在调查中，有几个县的单亲家庭的儿童占比达到8%至10%，其中存在经济、情感等问题。而家庭暴力、家长酗酒、冷漠、语言暴力等也是对儿童健康成长非常不利的因素

文｜《财经》(博客,微博)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今年9月，中国儿童中心师资培训部的老师孙晓舒在漳县一家锡纸加工厂遇见了黄素芳（化名）。工厂聘请的五六十位留守母亲中，黄素芳尤其引人注目——旁边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5岁的儿子，这是唯一一位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做工的母亲。

不过，黄素芳的孩子在工厂里经常无所事事，这里没有玩具、少有来自母亲的互动交流。孩子好几次跑到马路上，黄素芳都没有注意到，还是工友帮忙领回来的。

成为母亲对于黄素芳而言并非易事。孙晓舒了解到，黄素芳嫁人时仅19岁，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只是一心想通过婚姻逃离原生家庭。结婚后，她的丈夫在工地打工，家庭收入来源较为单一，财务问题经常引发两人之间的矛盾。

在漳县的锡纸加工厂里，黄素芳和丈夫在手机视频里的争吵变得愈发激烈。9月16日，孙晓舒和黄素芳几乎聊了一整天。聊完第三天，从未独自出过县城、只有小学文化的黄素芳出走了，工友们告诉孙晓舒，“她跑了”。留下的两个孩子由奶奶照养。

10月14日，孙晓舒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调查座谈会上分享了这一故事。而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在全国妇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在全国680个贫困县中随机抽取了28个贫困县，组织12个调查组针对近万名儿童开展了一项广泛的实地调研。黄素芳的案例只是此次调研中摘取的一个小碎片。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外出务工导致中国掀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造就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一代留守儿童。参与此次调研的新京报记者王俊发现，第一代留守儿童虽然经历各异，但背后的发展路径有着相似的脉络：他们走上父辈的道路进城务工，但很难在城市扎根，大部分人在适婚年龄回到村庄，经人介绍结婚生子。婚后男方继续外出务工，女方暂时留在家乡，等孩子断奶或是上幼儿园后重新外出务工——代际循环还在继续。

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在成长中长期缺席，家庭养育方式简单粗暴，上学距离遥远和教育资源匮乏，五毛零食和手机短视频大量充斥生活……即使物质条件已相较第一代留守儿童获得了很大改善，中国贫困地区儿童所面临的整体处境依然比城市孩子复杂、艰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期许，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仍然满布荆棘。

寒门是否再难出贵子？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认为，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2019年，中国共有2.9亿农民工，他们的子女能否平等享受到中国经济进步的红利？第二代留守儿童失去“机会公平”将会对社会产生哪些隐忧？应当如何改变阶层固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充斥五毛零食和手机视频的童年

河南宁陵县的乡镇商业发展程度超出了王俊的想象。她调研前往的曹西庵村办幼儿园对面坐落着两家母婴店，每家店铺占地一百多平方米，摆放着各类婴幼儿用品，展示着产后修复广告。这些年人们外出务工的收益回流，显然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反哺作用。

曹西庵村办幼儿园园长刘月曾是留守儿童，没有上过幼儿园，只上过一次学前班，幼时一次玩耍不小心摔在生石灰上，没能被老师及时发现，左眼随后失明。对于每年回家一两次的父亲，直到2岁，刘月仍不会叫爸爸。很长时间里，她不敢独自呆在屋子里，即使开着灯也需要有人陪。

如今在刘月开办的幼儿园里，相似的童年经历还在重复：双留守儿童约占70%，20%孩子的妈妈留在家里，主要是为了照顾二胎，只有10%的父母能够陪伴在孩子身边。而经过多年教育观察，刘月发现，双留守儿童相对内向，表达能力偏弱。爷爷奶奶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很难有效介入孩子的教育。

王俊在调研中还遇到了李凯（音），8岁，一直由奶奶养育，前后左右区分困难，一年级成绩考个位数。今年8月母亲回村，周末带去上美术班，才知道孩子是色盲。由于李凯做作业十分费劲，母亲教育方式比较粗暴，两人产生了很多矛盾与摩擦。李凯甚至会偷偷打电话说让妈妈走吧，要求让奶奶来带。

在彰县的调研中，孙晓舒发现“跑路妈妈”也不是个例。许多孩子由缺乏监护能力的爷爷奶奶隔代抚养。有的孩子不到两岁，对手机快手的操作已非常顺畅。此外，贫困地区的儿童语言发育普遍相对迟缓，表达连贯的、具有逻辑性的句子比较困难。儿童吃五毛零食较为普遍，孙晓舒遇到的两个小孩，牙齿已经黑掉。

走访松桃县的山区幼儿园时，媒体人杨蓓蓓遇到一位奶奶带着三四个小孩，对孩子调皮的举动，用棍棒敲头方式予以警告。她发现，孩子一旦哭闹，大人习惯于用零食和手机分散注意力。相较于城市孩子被安排上幼小衔接班、下课便去学奥数，乡村儿童的空闲时间更散漫。一户人家的门口，4个小孩拿着一台手机刷抖音，一连能看几小时。乡村儿童的龋齿现象也较为严重。

零散的现象最终指向了统计数据。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介绍，贫困地区儿童的零食摄入比城市严重，70%以上的儿童会摄入膨化食品和糖果类食品。家长赚钱后愿意给孩子买零食，但不能挑选出健康食物。屏幕充斥儿童日常生活的问题也非常突出，0到3岁58.9%的儿童、3到6岁65.7%的儿童，每天屏前时间超过1小时，严重超过《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的标准。

丛中笑表示，贫困地区家庭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但教育手段单一。尽管许多家庭已经拥有冰箱、电视、手机，但家长的文化水平偏低，近七成的家长学历为初中及以下，为儿童提供的书本和玩具较少，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外出游览。

这几乎是《不平等的童年》一书的中国版再现。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此书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父母趋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孩子们得以体验长时间的闲暇时光、自发的嬉戏、大人与孩子之间分明的界限、每天与亲戚的交往。

但工人阶级的家长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他们倾向于直接下达指令，而不是给出理由说服孩子去做事。他们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与教育机构的标准不同步。结果就是，孩子们看起来在机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

相较而言，中产阶级的孩子漏失了与亲戚的联络和自己的闲暇时间，但看起来却（至少）在潜能上获得了在（教育及其他）机构中重要的优势。家长习惯与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们学习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成年人讲话，从协作培养中学到各种对将来进入工薪世界可能大有好处的宝贵技能。

此次大规模的调研中，部分参与人员也提到，遇到的一些留守儿童存在胆怯内向、青春期打群架等现象，并为此感到担忧。

家庭养育环境成关键，扶贫更要扶智

“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童，我们不要把他们贴标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认为，哪怕家里有一个亲人关爱愿意关爱孩子，不管是爷爷还是奶奶，肯付出心血，能够与之沟通，孩子就能实现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人关心，才是真正的危险因素。

据了解，对孩子的照料主要以女性为主，农村尤甚。丛中笑介绍，母亲、奶奶、外婆是主要的照料者，而父亲陪伴的时间非常有限。此次调研发现，总体而言，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的家庭关系比较良好。个别具备高中、中专、大专学历的母亲，对儿童教育的认识明显比文化水平更低的母亲还要更高些。

不可忽视的是，在贫困地区，离婚现象、母亲跑路、父母没有履行法定结婚手续便分开的单亲现象也并不鲜见。卢迈提到，有几个调研县，单亲家庭的儿童占比达到8%至10%，其中存在经济、情感等问题。而家庭暴力、家长酗酒、冷漠、语言暴力等也是对儿童健康成长非常不利的因素。

首都儿科研究所主任医师金春华在此次调研中负责数据分析。她介绍，贫困地区儿童的大运动发展相对城市儿童较好，但是适应能力和语言均值相对更低。总体来看，女孩的表现好于男孩。同时，杨蓓蓓观察到，贫困地区家庭的供养意愿根据孩子的性别不同存在差异，男孩相对更容易获得教育资源支持，而一些女孩读到初中或高中只能辍学打工。

多位专家强调，家庭养育环境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东南大学教授禹东川认为，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家庭的书本读物供给、认知发展教育、情感互动情况等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好的家庭养育环境将有利于保证农村孩子正常的求学和发展。然而，在现实境况中，贫困地区孩子的原生家庭面临的无形障碍往往超过城市孩子。

一方面，许多父母忙于为生计奔波，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不熟悉自己的父母、童年缺失亲情已成普遍现象。全国妇联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为6102.6万人。2016年国务院文件重新限定留守儿童的定义后，民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8月底，中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无论是6102.6万人亦或是697万人，均是不可小觑的群体规模。

另一面，抚养儿童的成年人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对母乳喂养、辅食添加、沟通教育等科学育儿的知识掌握不足。《中国居民营养与慢病状况报告（2015）》显示，2013年中国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城市为4.2%，贫困农村为19%。而在互动教育方面，《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7》介绍，一项研究显示：云南省贫困县72%的家庭称，从未和自己的孩子玩耍过；47%的家庭称，从未给孩子读过书；约90%的家庭存在在幼儿面前抽烟的情况。

而在摆脱贫困的路上，好的家庭养育环境能否带来改变？东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东梅在湖南古丈县的考察遇到了一位关心教育的爷爷：外孙女的母亲因为传销跑掉，父亲在当地水库打工。爷爷同时管教着3个孙辈，全部送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当地设立的山村幼儿园进行早期教育，不仅每年省下1万元钱，还接触到了外界的教育理念。现在外孙女在县城最好的中学念书，全年级七八百名学生中可以考到二十多名。

祖父母们的健康、知识和心力不如青年人，但如果对教育多上心，依然可能为孩子的成长撑起一片安全天空。美国作家J.D.万斯在自传《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认为，自己能摆脱贫困的枷锁，很大程度归功于祖父母：万斯出生于衰落的工人家庭，幼年父母离异，母亲经常换男朋友、长期嗜毒、情绪波动大。庆幸的是，祖父母愿意帮助他避开母亲无休止的搬家与吵闹，毫无保留地为孙子留出自家的安全空间，并明确指示出“上大学”这一希望之路。

书至最后，万斯顺利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回首来路时，他发现，母亲和周围的邻居们沉迷毒品、自甘沉沦，固然有个体选择的原因，但贫困其实早已寓于结构性问题之中：在地方经济衰落的大背景下，逃离几乎是贯穿乡下人的命运主旋律。逃离故乡向外寻找机会、通过早婚远离原生家庭，不仅显现在祖父母的青春选择中，也在姨妈和母亲的人生中重演——而由此匆匆搭建起的年轻家庭又很大概率意味着下一代成长的混乱环境。

这不止是美国“乡下人”们遇到的共性问题，也展露在黄素芳等跑路妈妈的部分经历中。实际上，寄希望于家庭成员自发改善家庭养育环境，力量依然不足。多位专家认为，社会应当尽早介入干预。“如果只有城市人口、没有农村孩子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我们这个国家是不完整的。针对贫困地区的儿童，应该从源头上增加教育。”丛中笑认为，应当推动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中国的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今后还要在“扶智”上加大投入。

她建议，还要推动幼儿园教育的公平普及，将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教育支持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推动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相关内容纳入家庭教育立法；加强网络家庭教育的专业支持与便捷服务；建立贫困地区儿童家庭养育环境监测体系和生长发育监测体系。

每人3000元进行早期干预，能否抢救国家未来？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贫困和共同繁荣：战胜不平等》报告指出，全世界半数贫困人口是儿童，儿童比成年人更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高效解决不平等现状的首要战略，是在童年早期投入儿童早期发展和营养干预。

全球范围内，早期干预已有不少探索。美国推出了面向0-3岁幼儿的“早期开端计划”以及针对处境不利的3-5岁儿童的“开端计划”。英国推出了涵盖免费学前教育、儿童保育、家庭支持等服务的“确保开端计划”。巴西政府在直接向贫困家庭转移现金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基础上，推出“关爱巴西计划”以及“快乐儿童计划”。墨西哥、印度也有类似项目实施。

在中国，专家们也在呼吁国家将对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的干预提上日程。卢迈介绍，2019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5.6‰，与美国5.79‰的婴儿死亡率十分接近。此外，多数贫困县的婴儿死亡率非常低，说明中国儿童的生存权已经得到保障。然而，儿童发展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蔡建华指出，是时候将关注重心从儿童的生存问题转移至儿童的发展问题上。

不可否认，社会干预存在局限性，与儿童成长密切相关的原生家庭环境等问题难以轻易改变。但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表示，母亲跑路、爹死娘嫁等现象不在少数，监护责任也不能丢。政府在提供家庭监护指导支持方面还须下大功夫，引导家长正确履行对儿童的养育、教育、保护责任，改变“孩子出生就是父母合格证”的认识。

宋文珍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在人均收入达3000美元时，建立起各种儿童福利制度，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如何提高儿童的总体福利水平值得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父母失业，儿童面临监护缺失，可考虑临时救助、专项救助。政府还需要将助学政策、生活补助政策等碎片化的政策，统筹设计为一整套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实际上，本土化的干预模式已开始在基层探索。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普遍缺幼儿园，东北师范大学盖笑松等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对全国175个村庄调研发现，81个村庄没有幼儿园，占47.9%。贫困家庭将孩子送去乡镇读幼儿园，往往意味着接送或房租、陪读的额外成本，许多家长因此被迫放弃了孩子的学前教育。

为此，2009年起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了“山村幼儿园计划”，将贫困地区闲置村舍布置为活动场地，通过培训幼教志愿者“送教入村”。截至2019年6月，1961所山村幼儿园已经在青海、贵州、湖南等省（自治区）落地，容纳了近7万名孩子。干预结果显示：山村幼儿园的孩子在语言、认知、社会性等测评维度上均优于未入园儿童。

此外，针对抚养人育儿知识不足的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2015年起开始启动“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通过“一对一”的家访，针对农村6-36个月的婴幼儿监护人提供每周一次的入户养育指导，而该计划已在全国11个县落地实施。

眼下的问题是：国家“十四五”计划要不要尽快纳入对儿童的早期干预？上述试点探索要不要提升为国家层面的行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对甘肃华池的干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接受家访干预的84%的儿童表现好于对照组儿童，语言和认知能力方面最为明显。经过计算，入户家访将会增加参与者38%的大学入学率。在蔡建华看来，对照试验已经证明干预的有效性，应加快推广普及干预举措，让更多孩子享受到公平的教育资源。

而卢迈介绍，一个儿童一年的干预成本约3000元。如果对贫困地区0至3岁的儿童实行社会干预，每年投入3000块钱，个体一生的工资收入可增加约51万元，提升幅度为11.2%。“国家现在3800多万元学前教育的经费给谁了呢？我们现在80%多的孩子享受到学前教育，一个人差不多1万块钱，但是农村里面1块都没有。”在卢迈看来，将大量扶贫资金用在修路等生产性的领域，不如投资儿童。学前教育到村，养育辅导到户，会更有利于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

而从国家社会的角度看，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也将产生重大好处。全球跟踪研究显示，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每投入1美元，将获得4.1至9.2美元的回报。赫克曼认为，投资儿童发展比投资青年和成人教育培训更有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凤芹指出，从公共投资和国家发展大战略的角度看，儿童貌似是个体，但也是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提升的重要阶段。

如果不投入这3000元会怎样？

卢迈认为，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低发展水平的人恐难适应未来知识经济的需要；部分孩子可能遭遇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挫折，从而滋生不安定的社会因素，甚至出现儿童犯罪问题。此外，现在一个农村家庭大约2000元至3000元的收入来自纯转移支付，涉及医疗、养老等方面。此种补贴虽然必要，但随着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难以持久。与其以后做再分配，不如现在投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儿童，做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