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规模金融宽松政策还能走多远？

日本央行在10月29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维持大规模金融宽松政策。根据日本银行的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度日本的实际GDP的增长率预期为负5.5%，这比在今年7月公布的展望数据更为悲观。日本政府正在推进国内旅游补贴政策，再加上个人消费依然低迷，因而2020年度的物价指数也预计为负0.6%。但是，由于日本银行认为日本经济形势已经开始上扬，所以并没有追加新的政策，实际上，日本银行不仅不倾向追加新的政策内容，而且已经在摸索从金融宽松政策中悄悄撤离的策略。因为他们认识到，持续的金融宽松，尤其是维持负利率政策，对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反作用。反省和改变政策或许是日本银行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进入21世纪，日本面临着远近两个重大问题。近期是如何摆脱通缩问题，远期是如何解决人口减少问题。对于如何摆脱通缩问题，安倍政府将其作为头等大事奋斗了近8年，虽然让本来应该独立运行的日本银行推出了“异次元”的大规模宽松金融政策，但最后依然是壮志未酬。作为曾经的安倍政府“大总管”，菅义伟首相也深知这个问题过于棘手，所以基本上放弃了要解决通缩问题的努力，而转向安倍政府几乎没有碰过的人口减少问题，试图从这里获得突破。这点他在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来了，而后在姗姗来迟的首次施政报告中又重申了一次。

菅义伟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并没有像安倍首相施政报告那般华丽，他没有用很多抽象的概念来阐述这届政府宏伟的执政蓝图，只是表明了在内政上继续延续安倍经济学，在外交上延续安倍政府的外交路线。除了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外，比较能吸引眼球的是宣布到2050年日本实行温室气体零排放的目标，并以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然而，虽然吸引了日本的媒体注意力，但菅义伟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落实步骤。相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菅义伟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具体目标，包括降低手机话费、创设数码厅、把不孕不育的治疗纳入保险。降低手机话费是菅义伟从担任总务大臣以来的一贯主张，创设数码厅可以说是新冠肺炎疫情后流行的分散办公带来的变化，而把不孕不育的治疗纳入保险应该是解决日本人口减少问题的一种具体措施。很明显，菅义伟虽然表面上声称要继承安倍经济学，但他对安倍经济学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即如何摆脱通缩似乎并不关心，或者更可以说他已经不相信抬高物价2%就能让日本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所以，他坚持降低手机话费、补贴国内旅游等，实际上都是降低物价的政策，这说明菅义伟更希望用看得见的实惠来刺激经济，从而获得国民的支持，确保政权的稳定性。

随着菅义伟逐渐减少对安倍经济学物价目标的关心，日本央行就更有可能摆脱物价目标的束缚而进一步夺得利率调控的主动权。虽然在安倍政府的授意下，黑田东彦得以打破半个世纪以来惯例延长了日本银行总裁的任期，但到2016年，日本央行与安倍政府就已经开始“貌合神离”。这一年开始导入的负利率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通缩问题，而且带来的日元升值和股价下跌的后果反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同一年，日本央行采用强化金融宽松的新机制，即导入收益率曲线控制，把金融政策的目标从量化改为控制利率，放弃了“异次元”的量化宽松，从而改变了金融政策。同时，日本央行虽然没有公开放弃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把物价上升2%的目标，但基本上不再进一步追加措施，反而是在摸索如何摆脱物价目标的枷锁，以求夺回调节利率的自由度。

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日本政府当然希望宽松的金融政策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和金融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前，日本央行也不得不维持宽松的金融政策。今年日本银行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宽松政策相当有力，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运用已经达到了45兆日元。不过，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应该是日本银行的既定方针，2016年以后，日本银行大幅度地减持了日本国债，而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日本的股市。1990年代，日本最初的ETF的每年投入资金只有4500亿日元，但到2016年已经达到6兆日元，而今年疫情造成股市暴跌后，日本银行迅速加大了ETF的投入，到上个月为止，ETF的购入金额已经达到34.2兆日元。日本股价迅速恢复，这当然也符合日本政府的希望。只是日本股价与企业业绩的严重脱离，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经营的健全性，副作用非常明显。所以，对日本银行来说，最好的措施还是利用利率来调控。

菅义伟首相对安倍经济学的修正，与日本央行希望夺回利用利率调控的主动权有不谋而合的一致性，只要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得到有效的控制，日本的金融政策就会很快发生变化。

（作者：黄亚南 编辑：洪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