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教授：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强调搭平台与讲规则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

展望“十四五”，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迎来哪些新机遇、面临哪些新挑战？为此，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广深“双城联动”关键是优势互补

《南方财经》：在“双区驱动”发展的背景下，你怎么看待深圳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和机遇？

郑永年：深圳在我们国家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具有使命性的城市。40年以来，深圳成功地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世界级的大都市。不仅在中国，深圳在整个世界地图上也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生命力的城市，是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中心。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深圳的故事都是中国成功故事的一个缩影，是最好的发展样本之一。

如果我们将深圳与国际上其他地区相比较，则更能看到它的成功。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一些城市带（如“铁锈带”）逐步衰落，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从深圳的例子来看，改革开放基本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可持续的社会稳定，这是因为有很多的制度创新。我国到今年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于2035年乃至更长远的2050年发展而言，制度创新至关重要。所以关于下一步中国怎么走，国家把探索的使命交给深圳，让深圳先行先试。这是深圳新的使命。

《南方财经》：你作为“深圳市民”，深圳有哪些特质是你最为欣赏的？

郑永年：我觉得深圳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几种文化的交汇融合。有些人说，深圳一个科技城市，人文精神不够深厚。当然，从历史来看，深圳确实难以跟广州、上海、北京相比，在几个一线城市中，深圳是最新的城市。但是深圳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其实也与背后的文化密切相关。首先是岭南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不务虚而务实等特质。再者是移民文化，深圳基本上是一个普通话的世界，因为常住人口来自各个地方。第三，国际化，深圳靠近香港特区，受国际文化影响很深。所以，深圳在多种文化的推动下，成为了一个创新型的城市。我们不能光以传统文化的概念来判断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深圳拥有全新的文化气质，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南方财经》：你如何理解广深“双城联动”？

郑永年：从最低目标来看，广州、深圳都是广东省的城市，要避免不良竞争，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中间目标而言，两座城市都要意识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较优势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可能一下改变。比如，广州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世界级的商贸城市，而深圳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成长为以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闻名的城市，两座城市是优势互补的。“双城联动”最高目标是两个城市既合作，也进行良性竞争。这并不意味着广州不发展科创、深圳不发展商贸，而是要找准定位，即一个是商贸中心，另一个是科创中心。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两座城市的合作就能提高到新的水平。

从发展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

《南方财经》：最近我们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联合策划推出大型融媒体系列专题报道《高成长企业论》。那么大湾区在培育科创土壤方面，还应该下哪些功夫？

郑永年：我们都希望广州和深圳发展成世界性的产业集群，但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是产业升级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要把以广州、深圳等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建设成为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吸引全球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并使之留下来，在这里不断升级。这是一个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如我以前所说，这涉及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教育系统、土地制度、劳动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要求城市的整体升级。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经济平台，这个平台中谁是主角、谁当配角，需要明晰。政府应搭好这个平台，发挥协调、支持作用，而主体则是企业。下一步，应当把平台搭好，吸引产业进来。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集中发展单一产业。那时候经济总量小，一座城市若有一两个优势产业，GDP就能实现快速增长。但是现在发展基数变大了，更需要搭平台、讲规则，从数量经济步入到质量经济，从以项目经济为主转向以制定规则为主。我们要制定开放的规则，是有利于优质的资本、优质的技术、优质的人才进来的规则，这样才能形成竞争力。珠江三角洲发展态势比较好，多个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约2万美元，但这还不足够。下一步，大湾区城市如何实现再提升，质量经济如何发展，是需要企业、政府一起思考的。

《南方财经》：大湾区在增强对年轻人吸引力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郑永年：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不小，但人才吸引力还有一定差距。从区域内几间大学的外籍教授数量可以看出，大湾区的国际人才还是比较少，国际化程度尚待提高。这表明大湾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香港有不少优质大学，但是缺乏发展空间，而珠江三角洲发展空间大但顶尖大学不多，或许可以将二者的优势进行整合。

再者，如何建立学校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仅仅关注大学的建设。对于人才而言，从博士毕业到四五十岁是黄金年龄，这意味着其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学校配套很重要。因此，如果要吸引人才，就必须有优质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世界上发达的国际化城市，都有大量的能吸引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国际学校，让人才真正留下来。吸引人才不能只是停留在提供食宿以及研究经费方面。人才都有家，如果能让他们把家也搬过来，才算稳定下来。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环境、医疗保障系统等问题。所以，GDP和产业已经不足以评价一个城市了，我们要看质量，从质量上把这个短板补起来。公路、桥梁、体育馆等为“硬基建”，是比较容易规划的，难的是“软基建”，也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中国“硬基建”已经做得很完善，但还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软基建”。教育、医疗、公共住房、社会保障，这些解决好了以后，大家就会生气勃勃地去创新。所以，创新城市(300778,股吧)的培育是一个综合的工程，并非容易之事。“十四五”规划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那么广州、深圳等城市也要相应地转变思路，不应再单纯追求GDP，要以另外一套指数来衡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大湾区与RCEP平台对接

《南方财经》：当前国际新挑战对于大湾区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郑永年：其实2007、2008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挑战，那时候采取了“腾笼换鸟”的措施，应对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加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大湾区而言是各个方面的“大检测”“大考验”，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包括科技公司、芯片、就业、来料加工等方面的短板。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短板补起来？

过去这种“没有芯片就向国际社会采购”的想法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我们并非不能自主制造芯片，也许在早期产品质量上有差距，但是可以不断改进。当前很多企业都碰到这种困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要思考怎么去改变。

《南方财经》：RCEP为大湾区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郑永年：“双循环”战略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我们不要认为国际循环就不重要，尤其珠江三角洲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RCEP签署后，对于珠三角企业而言，关税、政府补贴等都将发生变化。

一方面，RCEP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大，企业要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可以说，RCEP是一个大平台，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经济大平台与RCEP这个经济大平台的对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都有紧密的贸易关系，在实施零关税以后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大湾区的企业都要自主评估下一步路径。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制定世界规则方面要主动参与，甚至在有些领域要主导标准的制定。这要求我们进行制度改革创新。大湾区的建设重点不仅是区域内城市之间的整合，它是中国一大经济平台，同时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联点。制定规则还要考虑到国际适用性，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深圳的先行先试经验要可复制可推广，正是希望这些先行探索不仅适用于深圳这个地方，也可以复制到其他城市、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