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将成为缓和中美关系的新机遇。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是利己、利他又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比解决气候问题更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魏尚进认为,今明两年,在世界经济走势的“三架马车”上有“两匹黑马”和“一匹绿马”。在他看来,“两匹黑马”分别是疫情之后各国经济如何反弹以及美国政府更替后的经济政策和对外关系政策。“这两匹黑马的脾气有不确定性,它们如何跑、往哪个方向跑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会有很大影响。”
此外,“第三匹马”是一匹“绿马”,也就是全球又开始关心的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在不远的过去曾经严重失控,地球的气温在工业革命之后尤其在1950年之后急速上升,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不断逼近。”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魏尚进指出,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会议达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让每个国家都自愿承诺不再以过往的增长形式增加碳排放,中国、美国、欧洲在这个协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与此同时,魏尚进强调,巴黎气候协议是有许多缺陷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巴黎协议的目标还不够远大,各国的承诺远远不够,至多只是推迟了世界向危险临界点逼近的时间,但并没有避免危险临界点的到来。
第二,巴黎协议基本没有什么执行力,全靠各个签约国所谓的“自愿遵守”,这不一定可靠。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都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比如在70%-80%的G20国家的刺激政策中,气候友好型的政策不多,一般都把气候问题往后推了。这反过来表明,一旦国家出现经济困难或者财政困难,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可能就要往后推。
第三,巴黎协议的形式是各国政府都做几十年以后的承诺,是当权的政府为以后的政府喊口号,这不一定可靠,也缺乏约束力。
第四,巴黎协定忽略了“下一个中国”,也就是,发达国家把注意力都放在要求中国加大减排力度上,这是有很大缺陷的。现在中国自己降低碳排放的努力很多,而且也做了碳中和的承诺,中国本身的经济结构变化也使得中国经济碳排放的密度不断下降,到2030年以后会出现绝对下降。但是,全世界整个消费结构中碳的含量下降得非常慢,德国比中国消费的碳含量要高70%左右,美国比中国要高200%,如果全球消费中的碳含量不变,只是中国少生产产品,而全世界需求还在,一定会有越南、印度、印尼、拉美、非洲等增加高碳产品的生产。
因此,魏尚进提出,全球要真正解决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有三个新的工具,分别是:通过绿色关税和国内绿色环境税,增加各地碳排放的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需要附加绿色条件;需要有绿色产业政策,不仅鼓励更多的新能源,也要鼓励创新,让碳捕获和碳存储的成本大幅下降。
魏尚进强调,这三个新工具的设计和实施需要中美合作,这也给中美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
“中国政府今年9月承诺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超出了中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的承诺,也超出了目前大多数国家的预期,令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有所提升。”他说,“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竞选中多次强调,管理气候变化会是新一届政府的政策重点,这与美国现任总统截然相反。美国不仅要重回巴黎气候协议,而且很可能做出2050年或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承诺,而且会重新争取世界气候变化管理的领导权。”
魏尚进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在关心未来十年应该具体做些什么,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这给中美合作创造了空间。“中美双方任何一方多做一点,就会给另外一方多做承诺、多做工作的激励。”
具体来看,魏尚进指出,双方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除了落实好这三个工具,还可以共同推进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比如,制定符合国际规则的绿色关税和绿色产业政策。
另外,双方还可以在推动国际组织改革方面开展合作,比如,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给成员国提供发展援助时增加绿色发展条件。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援项目中,也应该制定绿色的框架。
魏尚进强调,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可以弥补巴黎气候协定的多种缺陷,特别是可以减轻减排努力对中国产业的冲击。“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大国里唯一做出相对激进承诺的国家,如果只有中国自己提高企业生产的成本,中国会在很多行业损失竞争力,或许在执行的时候力度也会打些折扣。如果全世界有个框架,让世界任何厂家或者居民的碳排放成本增加,就能够让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竞争处于同一个水平上,这样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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