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事⑤ | 潮白河边摆渡人：一篙渡两岸，一船四代人

一根纤绳把船拴在渡口，也把赵作喜的大半辈子拴在了潮白河边。

全长467公里的潮白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在北京通州段拐了几道弯，成为北京与河北省的界河。河的西岸，是通州赵庄村，相隔80米的东岸，是河北香河的岭子村。

两地间最便捷的通道是水路，这里还保留着最原始的交通方式——摆渡。作为北京仅存的两个尚在使用的渡口之一的赵庄渡口，已存在了上百年，在赵作喜模糊的记忆中，自己算是第四代船公。

1974年，17岁的赵作喜从父兄手中接过长篙，成为一名摆渡人。46年间，父兄相继退出，潮白河水由清变浊，又由浊变清，水位升高到6米的船篙触不到底，两岸间拴上了钢索，摆船方式变了。

河水带着时间慢慢向前流淌，赵作喜见证了许多变化，却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渡口，将两岸赶集卖货、上班做工、走亲访友、看病就医的人，摆过来，再渡过去。船载着热气腾腾的生活荡开一圈圈波澜。

摆渡人赵作喜的命运仿佛是被水围成的孤岛，62岁的他没出过远门，2020年疫情前，赵庄渡口也没歇过一天。

潮白河上的赵庄渡口。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一河

2020年正月初三，赵作喜的船停了。没想到这一停就停过了2020年的春夏秋冬。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打春的时候，河里的坚冰碎成大块，岸上的杨树吐芽返青，赵作喜把拴在河里的船捞上岸，刷上一层新漆，晒在太阳底下。他在等船开。

又“进九”了，东风变成西北风，杨树叶落重新变得光秃秃，河面开始结冰。赵作喜拎出两把凿冰用的木榔头，随时准备破冰开船。

这是赵作喜印象中第一次“停摆”，打乱了他年复一年的规律生活。潮白河的四季变换赵作喜见证了62轮，它的潮起潮落赵作喜用渡船丈量了46年。

赵庄村东头就是潮白河，赵作喜的家距河边不过200多米，他是听着“哗啦啦”的水声长大的。那年，他才8岁，潮白河水又浅又清，却很吵闹。夏天，浪花一层跟着一层翻涌，他喜欢一溜小跑到河边，双手捧起水来喝上几口，再往身上撩，在没有热水器和淋浴间的贫穷年代，河水洗掉了他一身的大汗淋漓，清清爽爽。

前些年，因为废水排放，潮白河不再清澈，赵作喜记得，“严重的时候都成醋色的了”，直到这两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后，水质才开始好转。当年和他一起在河浪里撒欢的孩子都变老了，他们开始嘱咐家里的幼童：不要去河边玩，更不要下水游泳。

十多年来，由于抽沙，潮白河水位持续上涨，最深的地方有八九米，6米长的船篙也打不到底。赵作喜索性把篙一扔，挂上四条横跨河面的钢索，高低不等，供不同水位使用。站在船头的人双手抓上去，手和脚往相反的方向使劲，靠身体的力量行船。

没人过河时，赵作喜就猫在岸上那个用竹竿和塑料布搭起来的简易棚中，里面摆着一张小床和桌子，“这里就是我的避风港。” 赵作喜很知足，十多年前，这里只有半圈玉米秸秆，狡黠的西北风从四面八方钻进他的领口。

来人了，他戴上一副橡胶手套，再拿线手套垫着，抓上钢索。赵作喜个子不矮，力气也不小，80米宽的河面，不过两三分钟船就能靠岸。他那条36平方米的船，不只能上人，还能上汽车，把两块宽大又结实的木板摆好，一头抵船，一头抵岸，汽车就可以开上去。生手摆船，一次只能摆渡一部车，赵作喜能摆两部。几十年来，赵作喜的船从没出过事。

摆渡人和他的“避风港”。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这是一个受罪的行当。”夏天，明晃晃的日头烤得赵作喜“直想往河里跳”。赶上汛期，船要拨开一重重翻滚的浪花往前行。夏至那段时间，四点半天亮，他五点就赶到河边，准备开渡。“人家上北京办事的、去医院挂号的、到集市上做买卖的，都愿意早点去，不能给人耽误了事。”

冬天是最辛苦的时候，不但顾客少，河面也要结冰。赵作喜五点四十起床，摸着黑到河边，拿一个木榔头“哐哐”几下，把船周围的冰凿开，再摇着桨划出一条小船，两条腿分别立在船的两个侧边，交替往下踩，小船晃晃荡荡地把冰盖破成碎块、闯出一条冰道来，七点准时开渡。

一旦没人渡河，不过半小时，冰就又结上了，白天这一天，赵作喜没事就摇着小船“豁楞”去。但是，不管前一天的冰如何融化，只要一晚上，河面就能封个结结实实，冰最厚的时候能有30厘米。

但最难挨的，还是下大雪的时候。“水就跟浆子一样，变得很稠。”赵作喜记得，超过零下十摄氏度的天气，一层白色的雪花掉在平静的水面上，河成了半冻不冻的状态，一榔头砸下去，像砸在棉花上，“冰是软的，凿都凿不了，船还摇不开。”

赵作喜在用小船破冰。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岁月在赵作喜身上刻下了属于摆渡人的烙印。他有一张古铜色的脸庞，笑起来时的沟沟壑壑写满了岁月的风霜；那一双手，有好几根手指头伸不直，骨节也粗大，翻过来，手掌和手指相接的地方都是硬硬的茧子。赵作喜说，用这双手给自家孙子挠背，都要遭嫌弃，“这是职业病。”

两岸

“老二，过来！”

因为赵作喜在五个兄弟中排第二，张玉芬这样称呼他。

张玉芬今年58岁，家住潮白河东岸的河北香河岭子村。小时候，她喜欢坐摆渡船过河，到北京通州的西集赶集，那时摆船的还是赵作喜的父亲。集市熙熙攘攘全是人，从肉、蔬菜，到家具、衣服，再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都能在西集的货摊儿上找到。

后来，张玉芬也变成西集集市上的一位摊主，她从二十多岁开始在那卖羊肉。每天早上7点，她骑着一辆自行车，车两边各挂一筐五十来斤的羊肉，骑车两公里到渡口，吆喝“老二”将她摆到对面，再走五公里的陆路，摆摊卖货。

张玉芬卖羊肉的三十多年里，交通工具从自行车换成了汽车，车轮下从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公路，潮白河上连接北京通州区和河北大厂县的友谊大桥也在2008年复修通车，渡口似乎不如以前热闹了。

她乘渡船的习惯却一直没有变。一年365天里，张玉芬有340天要坐赵作喜的船，“坐他船踏实着呢，又快又稳，老放心。我们奔北京就靠着这个渡口了。”

停摆后，船客们的生活乱了套。现在，张玉芬每天要开着车绕四十多里地，“早上五点多就得出门，上友谊大桥或者七环高速，又耗油又堵车，太不方便了。”原本坐船十多分钟的路程，现在至少要半小时，“天冷了之后，有些年纪大的、骑电动车的都歇工了，实在是受不住。”

数十年间，赵作喜的船不知渡了两岸多少人。有搬着一箱箱菜、熟食、佐料或衣服，去集市做买卖的；有拎着工具包到城里做建筑活的年轻木匠和瓦匠；也有往返两岸走亲访友的，“赵庄村里很多人的姥姥、舅舅都是对面村子的。”

赵作喜的摆渡船上还载过结婚的自行车队，姑娘从对面嫁过来，给了赵作喜喜烟、喜糖和二锅头。他感觉，虽然一河隔两岸，一边是北京、一边是河北，但两岸人的生活没有多少差别，连口音都差不多。

赵庄渡口和赵作喜的船。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赵作喜说不清赵庄渡口到底存在了多少年，只知道《颐和西集》书里说是百年，他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摆渡人的老传统，比如“过了河不打河钱”。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钱紧张，有客人过了河后下船就走，留给赵作喜一个背影，摆着手说“回来的时候再给”，但直到月亮升起来，也没再见到他。几天后，赵作喜即使认出了坐“霸王船”的人，他也不会主动开口讨要船费，除非对方主动给，才可以接。

“这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老规矩。”遇到着急出门的人，慌乱之中没有带零钱，“别的话甭说，上船，走。”赵作喜很干脆。

今年30岁的赵文斌，是河北廊坊大厂县人，家离潮白河不到3公里远。他的姥姥就是西集镇人，小时候，他常跟家人坐着小船来北京探亲。三年前，赵文斌开始在西集摆摊卖豆腐丝儿，他不爱走大桥，“堵车能堵两小时，渡口也就15分钟。”

“听说西集在嘉庆年间就有了，大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是个集。”赵文斌觉得，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东西，自带一份处变不惊的底气。一辈人有一辈人热气腾腾的生活，赵庄渡口和西集集市，承载着几代人的鲜活记忆。

社会飞速向前发展，西集周围的很多工厂因为污染防控而搬走，赶集的人也变少了，但渡口似乎被按下了零点五倍速的播放键，依惯性保留着久远年代里的古朴气氛。只有在新打印出来的一张微信付款码上，才能找到现代社会渗透进渡口的一点蛛丝马迹——偶有城里的年轻人来这里图新鲜，却不爱带现金。

赵文斌还是喜欢把纸币交到赵作喜手里，“给现金踏实，对他来说也方便。老人一年到头就守在渡口，你给他微信转账，他怎么花？”日日坐船，他和赵作喜日渐熟悉起来，在他眼里，除了船家的头发开始白了，渡口似乎没什么变化。

四代人

“北京可能也就赵庄和下游的尹家河这俩渡口了。”在赵作喜模糊的记忆里，自己算第四代船公。父亲那一代，渡船上还能见到马车，到了他这，就摆渡行人和自行车，现在又摆渡电动车和汽车。

赵作喜看着父亲摆了大半辈子船，8岁那年，他也学会了摇小船。十来岁的时候，赵作喜开始摇船载“客”。他把家里的一群羊赶上船，渡到对岸长满青草的河套大滩。等羊群饱餐三个钟头后，他再摇着小船把它们接回来。

船家这份工作，他做起来似乎得心应手，而真正的职业生涯始于1974年。当时，17岁的他刚刚初中毕业，时代留给年轻人的选择不多，赵作喜也没什么想法，因为惦记着河里的鱼，便在开手扶拖拉机和摆渡中选了后者，和父亲、大哥一起，拿起了6米长的船篙。

这份工作赵作喜一干就是46年，没有节假日，年三十儿也要把走亲访友的人渡过河；从没出过远门，上次去北京市区已经是三十年前；活动范围无非是从家到渡口的200多米，以及从西岸摆到东岸的80米，庄里人看见他出庄都新鲜，“老赵，你到这干嘛来了？”

他甚至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一个行人坐一次船是两块钱，骑着电动车的话是四块，开着汽车就收十块。”赵庄村民过河，赵作喜不收钱，对一些熟客、常客，他也给打个对折，“不忙的时候一天收入一百五六，忙的时候能有二百多。”赵作喜觉得，比起务农，自己的收入还不错。

赵作喜就这么把根扎在了渡口。一进赵庄，问“摆渡口在哪”，从十来岁的孩子到耄耋老人，都会伸出手指头往村东头指；问“船家是谁”，都能念叨出赵作喜的名字。

赵作喜站在摆渡船头。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似乎给了赵作喜离开命运孤岛的机会，这辈子终于可以走下渡船。但他还保持着过去的习惯，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你这又不摆渡，还弄一个五点四十的闹铃，干什么使啊？吵人！”赵作喜的老伴常念叨他。

“这里不能没人。”渡口停了，赵作喜还是天天来守着，仿佛河边的那根纤绳，拴着的不只是那条36平方米的船，也拴着他的大半辈子和他所有的牵挂。

张玉芬和赵文斌常给赵作喜打电话，问“开渡了没有”，他们舍不得渡口，赵作喜更舍不得。

“这么多年了没中断，设备都在这呢，怎么能‘咔’就中断了？”他又拎出两把凿冰用的木榔头来修理，心里想着，等渡口一开，就把船摇出去，直到自己摇不动为止。

摇不动之后怎么办呢？

家里的年轻人虽然也偶尔帮他摆船，但并不愿意干这样的差事。在机械化的时代，年轻人的选择越来越多，赵作喜的儿子外出做焊工，“来钱比这个快，仨俩月的工资，我一年也不是对手。”一直靠着古老人工的渡船，成了朝历史深处渐行渐远的舟楫车舆，逐渐和现代社会脱了节。

“这也是一个问号，是不？”一向嗓门不小的赵作喜突然没了底气，低了头。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