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需求侧管理怎么管

作者｜钟正生  张璐「平安证券，钟正生系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1期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对“需求侧管理”的强调。在2015年底中国展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在新的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进一步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大规模消费市场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最大的韧性来源，也是“内循环”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扩大消费做了明确部署：“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其次是“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和“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注重需求侧管理”标志着政府全面扩大消费、全面推动改革的决心。

对当前的消费形势，笔者有四点判断。第一，2020年第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实际GDP的拉动从-2.4%增至1.7%，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从5%下降至2.6%，净出口的拉动从0.53%略增至0.6%。可见，消费贡献以及我国经济的内生动能开始增强。第二，2020年第一、第二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正增长，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在8月才勉强回到0.5%的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消费场情的限制依然突出。第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由上半年的下降1.3%转为增长0.6%。在收入恢复增长的背景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在9月加速恢复至3.3%、11月进一步达到5%。疫情对于消费场景的限制有所减弱，这从网上零售占比回落、非实物商品占比回升、餐饮收入增速回升中，皆可得到印证。第三，2020年中国消费结构呈现出极大分化。食品饮料、药品这些必选消费品维持较高增速，受益于疫情的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化妆品类（所谓“口红经济”），其累计同比亦不逊于疫情之前。而建筑装潢、家电、家具等可选消费，2020年则为负增长；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装、金银珠宝、石油制品，也对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拖累。第四，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城镇储户储蓄倾向急速攀升。该倾向从2019年年底的45.7%，升至2020年第三季度的50.4%。这是令人担心的一个迹象，不仅仅是疫情冲击的短期问题，而是会不会演变成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影响。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餐饮收入”当月同比出现小幅回落，再度转负为-0.6%；“商品零售”当月同比在“双十一”力度加大的驱动下回升1个百分点至5.8%，但仍然显著低于疫情前的7.9%。可见，餐饮消费仍然受到较强的疫情压制，居民商品消费意愿回升动能也不是太足。

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是个中长期挑战。2002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与美国居民消费倾向（以人均个人消费支出/人均个人收入衡量）的差异持续拉大。2002年，美国居民消费倾向是80.2%，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是78.3%。到2012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居民收入提升，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到67.9%，美国为78.6%，二者差异显著拉大。2013～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企稳回升，原因在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出现下滑，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得更快。2017～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平稳，而消费性支出的增速却进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再度加速下滑。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消费倾向分别为66.3%和78.4%，差距很大。

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是居民收入上行的过程。无论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还是以恩格尔系数为代表的必选消费品占比降低，都预示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平均消费倾向有下滑压力。此外，至少还有三项因素会加速这一过程。一是居民收入增速的放缓。未来十五年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应该需要在略低于5%的水平。这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仍是一个很高的增速，但相对于此前中国除去疫情冲击的非常时期之外，则是不折不扣的增速换挡。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穷人，贫富分化加剧意味着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放缓，2016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再度调头爬升，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收窄对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拉动正在减弱。特别是，2020年前三季度，在中国经济整体微弱增长的背景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5.9%、7%和1.6%。尤其是，金融和房地产“逆势增长”或者“一枝独秀”的表现，无疑可能成为加剧贫富差距的一个因素。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老龄化社会通常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以日本为例，虽然经历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但人口老龄化加剧令其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攀高。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日本按再分配前的原始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55，比2005年的0.53进一步上升，而日本的高基尼系数主要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而在利用征税和社会保障制度对低收入阶层等实施收入再分配之后，显示家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37，且其中主要是公共养老金的计入所带来的。也就是说，日本相对完善的养老制度，帮助平抑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

就后者而言，一方面，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不足，可能导致经济潜在增速更低；另一方面，中国基本养老金显著不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的预测，在缴费率不变且包含财政补助的情况下，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将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如果养老金缺口不及时、前瞻、充分地补足，那么可能令中国消费增长的前景更加承压。

房价高企是挤压消费的重要因素。高企的房价无疑是推升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的重要因素。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居民杠杆率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计量结果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

在讨论高房价挤压消费时，也应注意到另一方面：维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对于维持一国消费增长的潜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为房地产的平稳转身提供了缓冲，也为城乡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基础上的消费升级提供了助力。2011年以来，中国农村消费增长一直快于城市消费增长，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大幅收敛，若城乡生产要素能够深度融合、自由流动，必将明显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带来更大的消费提升。

总之，笔者认为，“需求侧管理”的着力点在于提升消费，特提出以下几点着眼于提升消费的政策建议。

第一，居民收入是消费增长的根源，而经济发展是居民收入提升的保障。在中国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迁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制造业智能升级，一方面是服务业科技赋能，两方面结合可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从2016年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回升，而且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制造业同步恢复。这一经济转型的红利可以为未来的收入和消费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此外，新型城镇化，以及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均会促进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地方流向高生产率的地方，因而可以成为一个看得见、抓得住、落得了地的新增长极。

第二，老年人口占比提高意味着退休后的收入预期重要性提升，需要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稳定和抬升老年收入预期。如此，使中国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日本的贫富差距扩大、消费倾向走低的“怪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未来划转规模最大可达9万亿元左右。但按已颁布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当前的国资划转补充社保基金，只限定在企业分红和资本运作收益，而且划转企业相对较少，实际补充效果并不明显。当前，（上市非金融）国企的投资回报明显高于民企，进一步提高划转比例有其可行性。而且，在划转充实社保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企）的社保缴纳负担，从而降低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这会为企业投资的持续扩张提供更多支撑。保消费关键在于保就业，保就业关键在于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关键在于保民企。而通过国企“输血”社保，社保（通过减少社保费用缴纳）“输血”企业（尤其是民企），会不会带来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值得研究。

第三，辩证看待“补贴企业，还是补贴居民”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补贴企业容易引发市场非中性的指责，也易于延缓产业结构上推陈出新的进程，因此大方向上应该逐渐由补贴企业向补贴居民过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更多地补贴企业，而海外更多地补贴居民，所以中国生产端的修复快于需求端，而海外需求端的回复快于生产端。这种海内外的供需错配，加之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卓越表现，有利于中国稳定供应链，提高产能利用率，加速经济修复进程。这一中短期的积极效应不应低估。事实上，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超过市场预期就与此不无相关。

第四，随着居民收入的上行，服务消费的占比会逐渐提高。因此，需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上做更多推进。如此，才能突破服务供给上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到服务消费上的“供给创造需求”，以（新型）消费升级对冲消费倾向的下行。

第五，要真正构建高水平的“双循环”的格局，实现消费引领型的中国经济，并不在于数据层面上消费占比的提升（如由于投资率下降导致的消费率上升），或是消费增长的提速。其最终落脚点应在于，消费对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上，体现为一国产业结构应围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来布局，而不是出口导向或投资引领。

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产能出清和行业洗牌告一段落。这是本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兼顾需求侧改革”的大背景，无疑也为中国向消费主导型经济体的转型扫清了“障碍”。经济增速中枢在“换挡”，但若中国经济走向更多依赖“提质增效”，就能为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持续增长奠定更为扎实、可持续的基础。■

（责任编辑  许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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