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三人行：青少年课后服务如何开展？

家长们下班，神兽们却已经放学了。孩子送到哪，特别是疫情之下，给了家长们出了一道考题，除了小饭桌还有什么更有利于孩子成长、更安全、更规范的选择呢？1月23日，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北京商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三位委员就青少年课后服务如何展开给出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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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中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欧阳继华：

锻炼+玩耍中学习>选什么样的课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在课后服务领域，有77.6%的家长接受收取一定的课后服务费用，同时，青少年最关注课程设计方面的内容，占比达68.23%。基于这些情况，共青团北京市委从2016年开始，探索依托社区青年汇阵地开展儿童成长营地项目，并在寒暑假提供全天托管及课程，4年来共举办了270个班次。但由于开展青少年课后服务需要安全的环境、专业的师资、广泛的点位和长期的坚持，而共青团依托社区青年汇阵地点位有限，很多不具备开展服务所需环境，也不具备长期广泛开展的条件，发展到目前，在专业师资和课程安排上越来越无法满足青少年对课后服务的迫切需求。

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欧阳继华在谈到如何开展青少年课后服务时表示，目前教育部门在青少年课后服务的落实上较为完善，但在进一步开展服务的过程中，民政部门还可以引进落实更多的社会组织。

“进行青少年课后服务是，选择什么样的课程不是必需的，重点是要保证孩子的锻炼，让孩子在相互的玩耍中学习。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社会组织进入小区，加强对青少年的课后服务，邻居间通过孩子们之间的交往建立起深层次的交流和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促进小区居民之间和谐的邻里关系，从而助力社区治理，激发社区活力。”

同时，作为一名律师，针对提案的落实和法律保障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欧阳继华还建议，在开展青少年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学校及社会组织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学生发生意外事件。“不论是学校还是社会组织，从学生保障的角度出发，要积极与保险公司主动联系，为孩子提供保险保障，如果这方面的保险保障不完善，就要推动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险种。”

此外，欧阳继华特别建议，希望教育部门要给相关组织方及学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背书。“有关部门在接到家长投诉后，要谨慎问责学校，为学校这样的组织方、场地方提供一定保障。”

市政协委员、北京好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琳：

借助学校场地 引入第三方专业课机构

市政协委员、北京好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琳指出，目前课后服务的现状是，部分学生无奈选择在校外机构进行课后活动。这样开展课后活动，一方面家长会担心孩子的情况，另一方面校外的各类机构良莠不齐，在硬件条件和防护措施等方面都远不如社区和学校。

“我认为，如果能借助学校的场地与设施，引进第三方的专业课后服务团队，实施工作的效果会更好。”

由此，姜海琳也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校园平台，根据青少年特点制定课后服务内容；二是开放一些可以开展课后服务的社区场地和平台，发挥好社会的力量，避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三是研究研发课后服务的课程体系，开设一些如自我保护、兴趣培养方面的项目与活动，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去打磨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发出团体提案，建议教育部门充分关注到青少年课后服务的相关需求，在现有课后延长服务的基础上，建立小学阶段课后服务机制，同时，民政部门能支持指导能够提供青少年儿童课后学习服务的社会组织，规范社会组织成立、发展、业务开展，支持社会组织稳定运行、长期存续，促进北京市青少年课后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市政协委员、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

建立三点半课后课程研发团队

实际落地青少年课后服务面临部分现实问题，还需多方协调、明确职责划分。

据了解，2018年，北京市教委出台了相关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匹配校内托管班，全市覆盖，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市政协委员、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介绍，虽然“课后三点半”是从2018年提出来，但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北京市教委就已经开始推行试点工作，并在2014年全面推开，市、区两级的配套经费从2014年开始，也全额下发到了各个学校。“以我们学校为例，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俱乐部这样的形式来开展课后服务。”

芦咏莉表示，在北京市教委的规定中，课后三点半不允许做书面辅导，也不允许做作业。“目前，我们学校在整个课后服务的设计和要求涵盖了德、体、美、劳四部分以及学校的特色活动和社团，并且学校允许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这些机构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办法。”

在介绍完校内课后服务的现状后，芦咏莉还指出，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现实的挑战，“实际落地的过程中，老师们面临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从工作时间的角度看，在老师们协助学生完成课后服务活动后，他们每天的在校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而在老师身份之外，他们也面临着家庭的取舍。”

“如果在短期内让青少年的课后服务实现质的突破，具有一定难度。”由此，芦咏莉也建议，如果以共青团市委目前开展的儿童成长营地项目为基准点的话，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尝试探索建立起三点半课后课程的研发团队，研发团队需要由市教委做专业的资质认定，然后提供课程服务和师资培训，学校做执行单位。“从职责划分的角度看，共青团市委、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可以各自明确审批责任、研发和培训责任以及落地监督的责任，这样推进青少年课后服务可能会更有效。”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