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粮食安全 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聚焦话题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到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一个就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中央要求，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对话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良种产业化 要形成四位一体的良性互动

北青报：您怎么看“粮食安全”越来越重要？

魏后凯：早在2013年，中国就已经明确粮食已经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就成为了底线，粮食安全是一个比较宽广的话题。过去说的保粮食安全，更多的看的是数量安全，但后来才发现“能力”安全更重要，这也是我们国家要实施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如今随着消费水平的转型升级，粮食的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就愈发重要起来。过去我们说粮食，只是指口粮，但说的粮食安全，就把水果、乳蛋白、蔬菜等所有食物都包括其中了。这一点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拓展——由过去的狭义粮食安全，扩展到食物安全，还特别提到了保障耕地安全。过去主要说保耕地，并没有说过保安全，现在说得更多的是保耕地安全。

北青报：为什么说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呢？

魏后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一方面，中国粮食消费量大，每年总消费量已超过7亿吨，而全球谷物年贸易量在4亿吨左右，中国每年粮食消费量远超过世界粮食贸易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而不能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寄托在进口粮食上。另一方面，粮食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

北青报：目前粮食安全方面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魏后凯：当前中国粮食供应相对充裕，但从长远发展看，我国粮食安全仍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因素，如耕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耕地撂荒现象严重，耕地“非农化”屡禁不止等。“随着粮食需求总量的不断增加，粮食总量供需缺口将会长期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将日益凸显，未来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将更为繁重。”

北青报：粮食安全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魏后凯：“十四五”规划纲要单独提到“粮食安全”，这是第一次在规划纲要有关安全的问题中，单独提出了“粮食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再加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种子安全和耕地安全。保障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中央提出来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其着力点就应该放在种子和耕地上。耕地就是藏粮于地，没有耕地，综合能力就上不去，藏粮于技，就要靠科技，其中的核心就是抓种子的问题。

就耕地而言，重点是按照更高标准和质量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加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治理力度，确保有限的耕地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多途径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北青报：如何才能做大做强民族种业呢？优质种源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广呢？

魏后凯：这些年来，我们国家良种的推广，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农业部曾经发过数据，我们国家主粮的良种率很高。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我们国家的种子企业很多，但还是缺乏国际核心竞争力。不过这一点，国家也意识到了，所以也会提出建立种质资源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护好种质资源，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开发利用，培育出更优秀的种子。要把良种联合攻关作为农业科技攻关的重中之重，加快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多措并举推进种业产业化，全面打好种业翻身仗。

当然科技联合也很重要，不管是科研机构、大学还是企业，一定要培育一批高质、高效、产量高的优良品种。过去吃不饱的时候，种子主要能高产就可以了，但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种子仅仅高产就不行了，还需要好吃，所以在高产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高质、高效。品质好，才能带来效益，才能卖个好价。简单地说，时间上、季节上比较充沛，一年四季都能种的种子，就是优良品种。

对良种的推广和种业的产业化也要重视起来，过去我们良种的推广，是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研究出来，推广就靠政府，下一步就要打破这种情况，要形成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以及农民四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只有成为利益共同体，才有可能推进种业的产业化，才能形成有利于民族强大、具有绝对竞争力的种业产业链。当然政府一定要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支持。 文/本报记者 张蕊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

要制定具有国际视野的种业知识产权战略

北青报：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提上日程？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粮食不够吃了？

赵皖平：我觉得这是基于对国情的一种判断。

从目前来看，我们粮食已经是连续17年丰收，连续6年我们总产量大概是1.3万亿斤，中国人饭碗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这个我们都已经做到了。

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因为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全面不充分最广泛的领域。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下一步如何激活农村这个大市场，非常重要。

我觉得现在要居安思危，俗话说“猪粮安天下”，如果粮食出了问题、农业出了问题，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那是致命的！

北青报：种子和耕地问题，目前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赵皖平：粮食和种子是密切相关的，种业目前对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大概是45%，当然这个比例现在还是偏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出要打种业翻身仗。

耕地方面，我们18亿亩的耕地这个红线不能破。但是我们的耕地质量，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以上差不多三分之二，并不是高标准的农田。很多地的质量不行，而且水利配套设施，沟、田、渠道满足不了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所以要加强提升耕地的地力。

另外，随着环保压力的增大，化肥、农药的减量行动让提高粮食单产面积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这就需要农业技术的配套，技术必须跟进。

种子方面，普通的粮食、小麦、水稻，我们基本上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是很多的蔬菜、瓜果等一些好的品种还是需要进口啊。特别是畜牧业，你看我们的肉牛、奶牛、生猪很多优良的种质资源都是国外引进。

北青报：比如有哪些需要进口？

赵皖平：我们经常吃的红富士苹果，它的原种是日本的；另外，巨峰葡萄，还有一些草莓、很多种高档的生菜原种，都是在国外。

北青报：在种子方面，我们存在哪些问题？

赵皖平：我们现在很多种子，与世界比较先进的种子相比，在高产、优质、多抗等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提升的空间。

现在我们提出了“虫口夺粮”。草地贪夜蛾、小麦条锈病等，这都是重大的病害，要提升种子对这种病害的抗御程度，这也是我们相对比较薄弱的方面。

北青报：2017年，您曾对外表示，种子侵权造假对于创新的积极性与动力的影响更大。您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建议？

赵皖平：要制定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战略，严格保护我国种质资源安全，防止资源流失或被窃取；建立国家种业知识产权强制保护制度及公益保护制度，对于种业科研单位知识产权，实行知识产权强制保护。

对种业安全很重要的知识产权，由国家出资保护，确保国家从总体上控制种业知识产权。

北青报：在技术攻关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赵皖平：我认为要加快建立完善国家畜禽生物育种多功能实验室，重点建设基因组学平台、分子生物学平台、基因编辑平台、高通量分子检测平台等。

同时，加快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种业创新主体，重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企合作，推动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快育种资源、人才、技术从科研单位向企业聚集，支持企业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育繁推一体的育种创新体系，支持企业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

文/本报记者 孟亚旭

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民革主委王红玲

支持建设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湖北省是用种大省，武汉市是种业大市。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民革主委王红玲以及部分住鄂全国政协委员建议，支持湖北省建设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和国家级生物育种技术平台，打造武汉·中国种都。王红玲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研实力雄厚。湖北省拥有11个国家级涉种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包括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作物育种技术创新与集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水稻、柑橘、油菜、农业微生物、生猪、淡水鱼等种业领域有11个院士团队，研究阵容全国一流；具备育种创新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农作物种子企业超过40家。

二是种质资源丰富。湖北省在全国率先试点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共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4600多份。建成湖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保存种质资源3.2万多份，包括引进国外资源6000多份。

三是育种技术领先。湖北省在油菜、玉米、棉花、柑橘、马铃薯等多个领域的育种研究均位于全国前列，为全省新品种培育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江汉大学还建立了湖北省农业生物种质基因检测鉴定中心。

四是良种品类齐全。目前超过60家种业企业在种都核心园区内聚集发展。

五是区位优势明显。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高铁三个小时以内可达中部各省，五个小时可达“北上广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技术辐射范围广，市场服务半径大，对周边省份辐射带动效果明显。

她建议，支持湖北省建设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在湖北建立国家级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区域中心，改扩建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建立国家畜禽、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分中心，建立活体保种库和重点区域级基因库。同时，以湖北洪山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为基础，建设国家级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建立生物育种平台。以湖北省农业生物种质基因检测鉴定中心为基础，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成育种创新分子检测通用平台，面向种业企业及相关科研机构开放使用。

文/本报记者 董鑫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铁岭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艳

建议地市级与省级科研院所联合攻关

育种、研发等环节是保障种子安全的重要环节，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铁岭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艳给出了不少“接地气”的建议，比如，建议加强地市级科研院所与省级科研院所基础研究有效衔接，各自发挥优势进行资源整合，组织联合攻关，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打好种业翻身仗。人才是科研的基础，她建议要建立一套向基层倾斜的职称晋升评价机制，建立科技成果转让收益的奖励办法，以激励基层科研人员。

张艳介绍，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类型千差万别，同一地区还有不同的种植习惯，基层科研院所在区域性品种创新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有60%-70%是由基层科研院所特别是地市级科研院所选育而成，特别是一些区域性生产上的主推品种也多来自地市级单位，如铁岭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玉米品种铁单8、铁单10、铁单12、铁单18，大豆品种铁丰18、铁丰24、铁丰31等等，在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区种植面积都非常大。地市级科研单位由于面向农户，最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能根据农户所需专心进行新品种培育，有利于种业科技攻关。

“地市级科研单位争取项目和资金存在困难，市一级科研项目资金比较少，我们只能承担省级项目的一小部分，造成科研经费不足，很多科研任务不能开展。这就需要加强与省级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有效衔接，资源整合，组织联合攻关，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省级科研院所具有资金、基础研究和品系资源的优势，可以开展基础性研究，而地市级科研院所具有区域特点突出、人员队伍稳定的优势，他们直接面向农户。两者互相配合、整合资源，各自发挥优势，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张艳建议。

张艳表示，具体来说，可以按照省内各种作物的不同生态区域进行合理布局和统一管理。选择那些具有地方特色和科研基础实力的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实行省级统一归口管理，进行资源整合，经费实现统筹以便形成联合攻关，有重点地进行支撑，避免面面俱到的支持，保证有限的科研经费用到刀刃上。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统筹/刘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