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争取用十年左右时间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夏旭田 北京报道

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目标定在6%以上，而《“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下称规划纲要草案）并未制定未来5年的GDP增速目标，而是要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今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8%以上的增长，一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超过15%。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静态看，完成这一目标需要未来15年保持4.7%的增速；而从动态看，则需要中国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汇率的坚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大因素决定中等发达国家进程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速目标定在6%以上，你如何看这一目标？

刘世锦：根据我们的研究，今年的经济增速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在8%以上。特别是一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两位数，或者在15%以上。

如果出现这样的增速，希望不要给大家带来错觉，就是中国经济是不是又重返高增长轨道了？不是，它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一方面，去年基数较低，另一方面，今年的经济增长相当一部分是填补去年经济负增长而形成的，因而，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正常状态下要偏高一些。

其实我们现在要争取的是，中国经济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潜在增长水平。2021年和2020年两年平均下来能增长5%，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21世纪》：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国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概需要怎样的标准？这意味着经济需要保持怎样的增速？

刘世锦：目前，发达国家的门槛是人均收入1.8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3万到4万美元，从静态来看，15年以后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要翻一番，超过2万美元，这需要在15年中维持4.7%的增速。

坦率讲，4.7%的增速有很大挑战性，因为根据我们测算，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在5.5%左右，以后的十年会逐步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

但中国仍然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上面的测算是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从动态看，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实际经济增速；第二，每年的通胀水平；第三，汇率水平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2019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的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日本、德国在此后的16年间，在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增长中，实际经济增速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同期汇率的变化。

比如，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

今后15年，我们既要考虑实际增速，也要考虑通胀和汇率的变化，其中通胀可能每年大致维持在2%左右，所以汇率水平的变化将成为关键。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从长期来看，最根本的还是全要素生产率。

《21世纪》：纲要草案对于未来五年的GDP增长没有提出具体目标，而是要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刘世锦：这正是我上面提到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对于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至关重要。

中国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纲要草案更加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中国将把更多重心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未来中国一方面将争取更高的实际增长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更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汇率实现一个合理的升值，进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未来要防止一种倾向：有些人想15年内必须再翻一番，然后一定要争取一个实际上达不到的增速，进而扭曲了宏观政策。如果一味只追求经济增速，而劳动生产率并未随之提高甚至不升反降的话，汇率也会随之贬值，这并不利于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

宏观政策要转的“弯”并不大

《21世纪》：纲要草案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中国扩大内需有哪些抓手？

刘世锦：从短期看，去年消费是负增长的，疫情对餐饮、住宿、旅游、航空等行业的冲击尚未完全恢复，这些领域仍有较大的恢复性增长空间。

前些年，中国在家电下乡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比如给予优惠补贴，但拉长时间轴看，效果不一定好，这些政策大都透支了未来几年的需求。

从中长期看，扩大内需的最终立足点在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

需求和供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供给可以创造需求，需求也可以拉动供给。在新发展格局中，扩大内需将是一个长期战略基点。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急转弯。你对此怎么理解？

刘世锦：报告提出不急转弯，但是还是要转弯，而且要转好这个弯。

讲到“不急转弯”，现在很多人理解的侧重点不同，有人侧重于“不急于转弯”，有人侧重于“不转‘急’弯，但还是要转弯”。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弯”其实并不大。在去年的特殊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宽松一些，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很多发达经济体那样大水漫灌，所以，今年我们要转弯的时候，其实这个“弯”的幅度并不需要很大，“转”的力度也不用很大。

其次，最终这个“弯”还是要“转”的，在经济回归常态之后，非常规的宏观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比如，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提升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最近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债券违约等爆雷事件。

《21世纪》：疫情期间，中国在减免税费、信贷等方面采取了很多临时性支持政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延长了一些政策的到期期限，这反映了什么？

刘世锦：假定中国能将疫情基本控制住，经济基本上回到常态，大多数疫情下的支持性政策会逐步退出。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这些支持性政策如果效果不错,对宏观经济长期的平衡发展不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部分政策工具是否可以长期保留。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起一个短期平衡经济波动的“稳定器”作用。从长期看，不要高估宏观政策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如何发掘和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结构性潜能上。

以农民工为重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21世纪》：你多次强调挖掘结构性潜能，关于“十四五”以及2035，中国有望挖掘哪些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中国经济此前的高速增长以及近年来的中速增长，其主要动力就是来自结构性潜能。

如果发达经济体是一个苹果的话，它们已经红透了，而中国现在只是半青半熟，我们还有一部分结构性潜能可以用。

应当看到，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主要是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但是，目前这些潜能已经明显减退，下一步保持5%-6%的中速增长，我认为，需要构建“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其中，“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带来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今后五到十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都在都市圈和城市群范围之内。

“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能源、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这不利于降低全社会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我建议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补齐这块短板有利于扩大需求；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主要体现在内部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

“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全球性的、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

《21世纪》：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要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方案，在您看来，应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刘世锦：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处在10万到50万人民币的人群。目前我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大约为4亿人左右。中国应争取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中等收入群体将增长到8亿-9亿人，占总人口60%以上。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认为重点要放到2.8亿进城农民工身上，这部分人是现阶段最有可能由较低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

其一，可考虑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即由规定符合何种条件能够落户，改为不符合何种条件不能落户。从长期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

其二，可以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40-6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降低建造成本，把安居房价格控制在与农民工购买力相适应的水平。降低购买资格门槛，不歧视无户籍、无学位人口。

其三，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打通农村社保、医保和城镇居民社保、医保的衔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其四，全面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推行农民工新型工匠培训计划。

其五，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积极稳妥务实地解决好小产权房问题。

其六，促进机会公平。进一步打破不当行政性管制，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改变有些地方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在大体相当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

建议实施都市圈一揽子改革计划

《21世纪》：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开始提出都市圈与城市群的概念，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刘世锦：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我国经济今后五到十年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

集聚效应的加强有利于提升生产率。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这既包括农村进城，更多地则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因而，数万个村庄正在消失，上百个城市人口减少，处在收缩状态。

所谓都市圈，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21世纪》：关于建设都市圈，你有哪些建议？

刘世锦：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应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

具体内容包括：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导、鼓励核心城市内相关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疏解至都市圈低成本区域，通过产业集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专业化小镇；加快都市圈小镇小城商场、餐饮旅馆、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基本公共服务和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建设；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若干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

《21世纪》：在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果之后，中国应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刘世锦：我觉得乡村振兴需要解决一些理念问题，乡村振兴不是每一个农村都要振兴。

近些年来，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大量农村还在，路网、电网、自来水网等基础设施都通了，但村中只剩下了老人与留守儿童。未来很多农村可能就看不见了，也有些会变为城市。

解决农民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让绝大多数农民不再是传统的农民，未来搞农业的人只是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从业者，是一种职业。乡村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村，而是生产生活体系中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是城市的延伸。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推动资金下乡、技术下乡、数据下乡，特别是人才下乡。

此外，未来还要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稳定并逐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比重。立足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创造财富能力，提升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是农村减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所在，减贫资源要更多转向教育，把农村减贫与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本报记者卜羽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