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医药科技研发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陈薇建议,建立国家重大安全科技攻关“白名单”制度,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在生命健康、生物安全等重大前沿领域系统性地谋划重大项目布局,国家长期稳定投入,实现“项目—基地—人才”有机融合,为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破解重大安全风险、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奠定坚实科技基础。 ]
[ 2020年跨国集团与中国制药公司之间达成271个跨境许可合作伙伴关系,较2019年增长近50%,较2015年以来增长超过300%。 ]
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6日下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时指出,要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解决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当前,我国在医疗核心技术上存在短板。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院士在两会的发言中表示:“中国在生物科技创新方面还有一些短板,如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不足、研究力量分散、长效性支持机制不健全、基础研究不稳定,条件设施不完善、快速响应体系不健全等。”
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医药卫生界人士就做好预防、加强新发传染病防控技术、推进医疗器械关键技术攻关等话题展开热议。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在会上说,“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上医治未病’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识,预防是最有效的治疗,主动健康未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据IQVIA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医疗支出总额为1370亿美元,到2023年这一支出有望达到1400亿至1700亿美元。中国千亿规模的健康医疗市场正在吸引全球制药巨头,通过加强中外企业合作,中国企业有望在技术研发、本土化生产等领域获得长足发展。
“预防是最有效的治疗”
鉴于新冠病毒在全球快速传播和不断变异的情况,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将长期存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袁志明建议国家尽快启动和批复有条件的实验室开展研究,做好技术储备,包括部署新冠病毒感染性克隆研究项目。
“传染病何时来临,人类无法控制,但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做好知识、技术、药物和人员的储备,这是应对传染病的有效方法之一。”袁志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传染病暴发后,第一时间找到它,快速评估风险、拿出检测方法、研发出药物和疫苗,将损失降至最低。”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呼吁全链式科技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她以疫苗研发为例称:“一支新疫苗的问世要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还要产能跟得上,医疗机构配合临床试验等等,这根链条应该要快速无断点,背后就需要统筹部署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
将医药科技研发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陈薇建议,建立国家重大安全科技攻关“白名单”制度,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在生命健康、生物安全等重大前沿领域系统性地谋划重大项目布局,国家长期稳定投入,实现“项目—基地—人才”有机融合,为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破解重大安全风险、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奠定坚实科技基础。
她还呼吁建设特需疫苗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紧扣国家生物安全防御重大需求,梳理“卡脖子”技术和“长板”技术,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开展跨军地、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和开放合作,达到“已知有手段,未知有能力”,助力国家生物安全和社会稳定。
打破医疗器械瓶颈
作为我国心脏病学科的领军人物,葛均波见证了中国心血管医疗器械创新近40年的发展历程:过去的球囊过渡到支架,从支架到药物洗脱支架,再到最近的完全可降解支架。他对记者说,“我们应该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把创新作为医学的主旋律”。
“这些年中国鼓励创新,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诞生了数十家心血管医疗器械相关企业。”葛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处于低层次、重复性地进行消化吸收,并不是原始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国药集团国药控股董事长于清明在两会期间也围绕医疗器械、医药物流、科研试剂等领域提出了9项建议。在医疗器械方面,他建议协同推进医疗器械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发展。
于清明认为,虽然近十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长足发展,在中低端领域占据明显优势,但是在高端医疗器械产品、核心部件、关键技术上存在明显的瓶颈,需要加快形成政策引导、龙头牵引、行业协同的创新发展格局,加快建立企业创新联合体,协同产业链上下游推进关键技术、急需产品和整机设备的攻关,实现医疗器械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
他建议建立医疗器械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依托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和药监局等相关部门,建立医疗器械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发挥行业央企的主力军和压舱石作用,加快整合产、学、研、医创新资源,推进协同创新;融合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资源,打造世界级医疗器械产业平台。
本土企业创新“进阶”
跨国药企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与中国生物技术初创企业达成交易,以进入这个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根据咨询公司ChinaBio的数据,尽管受到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2020年中国和海外制药巨头达成了数量创纪录的协议,包括罗氏(Roche)、拜耳(Bayer)、艾伯维(AbbVie)和辉瑞(Pfizer)在内的跨国集团与中国制药公司之间达成271个跨境许可合作伙伴关系,较2019年增长近50%,较2015年以来增长超过300%。
全球医疗器械巨头波士顿科学大中华区总裁张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过去几十年,波士顿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多都是通过进口的方式,但随着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双循环互促’的新格局已逐步形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快速提升,我们未来会越来越重视本土化发展,希望未来很快就能有在中国研发的技术和产品输出全球市场。”
通过加强中外企业合作,将有助于中国公司对国外公司发现的新药候选物进行开发并商业化,并依托这些跨国制药巨头的全球网络,进行其全球化的商业布局。
从合作的具体内容来看,涉及临床试验、药物开发和商业化以及数据共享等;而从合作方式来看,从股权交易到共同合作研发,中外企业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合作模式也更加多元化,未来还将朝着技术转移和本土化生产的方向发展。
去年5月,美国制药公司礼来制药(Eli Lilly)与上海君实生物达成了一项2.55亿美元的交易,以合作开发新冠抗体药物。君实生物表示,合作伙伴关系的签署证明了中国的药物研发具有“国际认可的质量”。
天境生物创始人臧敬五博士当时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形成趋势,把中国的创新真正推到了全球。希望今后新药研发有快速的发展,让中国创新生物药在全球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高的地位。”
从2021年年初的交易情况来看,跨国巨头与中国初创公司的合作将延续2020年的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双循环”战略的引导下,跨国企业更加关注优化中国本土技术供应链,加速创新产品引入及应用,这将加深未来跨国企业与中国本土创新公司的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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