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中美高层对话之后——后帝国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大国博弈的下半场

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如果站在百年大变局意义上来看这次阿拉斯加的中美战略对话，就会明白两个大国突然改变语言体系，开门见山就针锋相对的根本原因。中美关系的再平衡，首先需要在外交语言和话语权分配上再平衡。

显然，与两年前特朗普掰着指头跟刘副总理计算贸易账相比，布林肯和沙利文更像是政治家而非商人。与关心粮食和蔬菜相比，他们更关心普世价值的星辰和大海。只不过他们还没意识到，帝国的黄昏已经降临。后帝国时代，美国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去倾听他人。

如果这次对话，中方的声音是一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音，那么二十年前的克林顿在中国入世前，四十年前的里根在中美联合公报后，五十年前的尼克松在破天荒的访华时，七十年前的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之后，甚至一个甲子年前签署辛丑条约的谈判桌上......又是怎样的对话和语气？语言是哲学，政治学，又是历史，穿越几度沧桑？任何一段外交语言变化的背后，都有着国家实力对比的变迁。

历史场景在发生变化，外交语言和语气肯定也要发生变化。在开场白就直接戳到客人的敏感问题，在礼仪之邦的中国来看，显然不是待客之道，甚至有点粗鲁和野蛮。这无疑给原本带有美好期待的中方代表一个巨大的反差，杨委员的“训斥”更多的是像在“家长教化一个不懂事的小学生”，也就情有可原。

一百多年来，中美无数次对话，可能从没像现在让人感到吃惊。这次石破惊天的对话，美国主流媒体都不知该如何评论，连称“从业几十年没遇到过的局面”。中国人不仅可以说不，而且可以当面“指着美国的鼻子说不”。

一个最近二十年快速崛起的第一人口大国，一个看上去走向“黄昏”领导世界秩序一百多年的老牌帝国，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变化，正在导致全球发生深刻的利益格局变化。一切都需要再平衡：经济、政治、贸易、金融、地缘......

而首先，需要平衡的是语言体系，用杨委员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资格这样居高临下的和中国说话。是的，既然自由平等是灯塔国的价值观，那为何在对外事务中总是一副高高在上任意指责的样子。

历史已经进入后帝国时代，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老牌发达国家的腐朽正在加快这种力量的更迭。深圳一个朋友周末时间在朋友圈晒他们公司紧张加班的照片，附上文字说：中国人这种干劲，美国人怎么跟我们竞争？

我回忆起2009年在美国访学期间，我的房东——一位德国老太太跟我说的话：美国正在腐朽，中国很快就取代美国。当时还沉迷于美国灯塔体系的我，显然认为这段话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这位德国老太太给出的理由是：美国人太懒，世界上最勤奋的三个民族是，华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

我不以为然：光靠勤奋就行吗？不是还要有一套价值体系和体制吗？美国不也在奋力推动再工业化，想办法让制造业回流吗？然而十几年过去，历史似乎正在朝这位德国老太太的预言迈进。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永远跟不上复杂的现实。

历史进入“后帝国时代”，是指国际政治格局的相对变化、二阶变化，使得过去近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美国绝对“称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一个新的、更加多元化、扁平化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形成。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走下帝国的宝座，当前来看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不要产生战略误判。但是美国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绝对性的压倒式的称霸了。这个问题刚刚落选的特朗普看的最明白，因此他才提出美国优先战略，从海外撤兵，不再关心海外事务，退出几乎所有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甚至拖欠联合国会费，在疫情发生后最需要who的时候竟选择退出，导致全球秩序一度出现真空，全球化浪潮逆转......

其实就是“政治素人”特朗普最清楚，自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了。尤其是，在维持这个帝国体系的过程中，受益的只是精英阶层，而底层的沉默的大多数，都是受害者。如果这个帝国体系不能给大部分选民带来好处，而且还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帝国的选民们为何还投票给那些建制派？

所以特朗普选择了几乎与中国一样的战略：“做好自己的事情”——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但是一场大疫情意外的让特朗普无法做好自己的事情，美国幸运或者不幸的重回过去的建制派帝国体系。

所以我将接下来美国的几十年称为“后帝国时代”，这意味着美国仍然是世界的“霸主”，但是已经在相对结构和二阶趋势上，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这个变化局势，中国的挑战绝不是主因，甚至不算是原因，这个局势是美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逃不开的帝国周期。任何一个帝国都会经历这样的春夏秋冬、生老病死。

至少有八大原因将美国推入“后帝国时代”：

1，民主政治的衰退。过去那种纠错机制、韧性结构已经老化，理性民主与激进民粹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特朗普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多党政治的极化。两党之间共识越来越少，原来的政党活力竞争体系慢慢异化为令人头疼的党争。我们知道，在党争氛围中，高层基本无法实现高效的国家治理和快速的决策及执行。

3，种族和信仰问题恶化。移民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已经被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所消耗。作为立国基础的基督教已经被所谓的“进步主义”解构，但新的信仰体系又没有建立，美国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

4，国际信誉下滑。经过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做法充满非议。特朗普期间的孤立主义战略更是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越来越反感。美国的声誉资源透支非常严重。

5，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和金融泡沫不断膨胀。在美国弱复苏的情况下，股市泡沫却屡创历史记录。尤其是疫情之后，美国的资本市场更是如日中天，几乎“要涨到天上”。

6，无比严重的贫富分化。如果说疫情前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超过二战前，那么疫情后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远超世界纪录。90%的财富集中在0.1%的超级精英群体当中。

7，无解的债务和赤字。通胀和低利率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但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8，国际收支长期恶化。贸易赤字严重，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政策几乎失败，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绝对优势位置因为去全球化和疫情而正在动摇。

再简单化一些，实际上就是支撑美国帝国体系的三个支柱：钱袋子——美元体系，笔杆子——普世价值，枪杆子——军事力量，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削弱，已经逐渐难以支撑。

美元体系。大疫情后美国无限制放水，只为了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全然不顾美元还是世界货币，导致全球各国对美元“苦秦久已”。虽然不能说美元要崩溃，但是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

价值体系。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体系，已经因为美国自身的现实表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并不是说价值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杨委员在这次对话中也重申中国的价值观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一致），而是帝国拿着普世价值做工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帝国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的不尊重。

军事力量。核威慑下，美国只能对无核小国进行定点清除，但无法对核大国使用此招。美国现代化的军事体系是一个极度昂贵的体系，大炮一响，不是黄金万两，而是亿两。就美国现在这种财政赤字状况，如何支撑打一场大规模战争？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已经进入了与以前不一样的“后帝国时代”，而不是中美对抗的“新冷战时代”。因为主观上，中国“无意取代美国，也不会争霸”。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形态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形成的，与美国在贸易和产业链上紧密绑定，理性来看应该合作远远大于对抗。而且中国自身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和美国合作来解决。

但问题是，美国进入后帝国时代，似乎只有特朗普能正视这个现实，民主党建制派们，布林肯沙利文们，似乎还沉浸在过去的“独霸天下的时代”。这才导致，这次中美高层对话自己“碰了一鼻子灰”。后帝国时代的美国，必须要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中国也要看到这个巨大的变化，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审视中美关系，进行动态再平衡。

这意味着，大国博弈的下半场将发生以下三大变化：

1，贸易战将变成口诛笔伐，意识形态重新成为主战场，中国需要笔杆子打造自己的理论武器、思想武器。如果说商人特朗普惦记着钱袋子，喜欢或许也是唯一擅长的是商战，那么拜登作为建制派，普世价值和进步主义的捍卫者，更喜欢意识形态论战（打嘴炮）。中国需要一批同时深谙东西方文化的笔杆子，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并非战狼故事）。

2，孤立作战将变成联盟包围，美国将学习我们老祖宗的纵横捭阖术来孤立中国，应对之道是中国拿起自己的老办法——“统一战线”。说到纵横术，中国早就进化到了x.0版——统一战线早就用到了出神入化。

3，在战术理念方面，美国将从特朗普兵不厌诈的孙子兵法，重新回到西方人自己的克劳塞维茨范式，这是建制派的战术偏好。中国的破解之道是战略上采用克劳塞维茨思想（保持大国范儿，师出有名），战术上继续发挥我们自己的孙子兵法优势，灵活机动、守正出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总之，无论美国承认不承认，情愿不情愿，历史的趋势不可阻挡，美国已经进入后帝国时代，它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体系。而中国的确无意取代美国，也没有霸权的历史基因，熟悉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会理解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的确可能出现一个文化和各方面都互补的大国关系，通过建立良性的竞争合作机制，共同担负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值得期待。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