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行甲：50岁，从容回望！

从县委书记任上辞职转身做公益后，陈行甲更忙了。他躬身筹钱、催项目进展、看望儿童、公益演讲……50岁的他，充满朝气、怀有激情。

去年疫情期间，身为湖北人的陈行甲，被困宜昌家中63天。他一边为武汉人揪心，一边发动深圳的基金会全力救援湖北。疫情后期，他又牵头发起“传薪计划”，为抗疫前线牺牲烈士的未成年子女提供长期教育关怀服务。“英雄为我们，我们为英雄。传薪计划，用传薪者的信仰守住抱薪者给世界的温暖。”

近日，陈行甲的自传体随笔《在峡江的转弯处》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书中，他详述自己的上半场人生，其中诸多经历系首次对外公开。

“一个为民所想、守得住自己底线的官员，转身去做公益，过往的经历是‘值钱’的，因为社会的信任，是中国公益的命门所在。”陈行甲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

回顾这四年，他说，“我辞去了公职，但是没有辞去，也永远不会辞去共产党员的身份，我仍然坚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信对弱势者的悲悯是人活着的意义之一。”

陈行甲出生于1971年1月，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历任镇长、县级市市长，2011年任巴东县委书记，2015年6月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2016年12月任期届满后，他辞去公职，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开展公益创新、大病救助、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关怀、防灾救灾等公益项目。

谈公益

“我做的这些事正在一点点地推动一些改变，我感受到了巨大鼓舞”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前不久，你第二次去到武汉协和江北医院医生夏思思烈士家里，看望了她的父母亲和孩子。你们目前正在做“传薪计划”，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进展如何？

陈行甲：这场抗疫斗阵取得胜利，除了党和政府强有力领导外，最重要的是前线大量医务人员、人民警察、基层干部以及公益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奉献甚至是牺牲。最值得铭记的是倒在抗疫前线的人，这些英雄后代的身体及心理状况，以及他们未来的健康成长和教育保障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去年3月，我们牵头发起“传薪计划”，为英雄的子女提供长期教育关怀服务。“传薪计划”除了对薪火宝贝每年有一定的教育金支持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薪火宝贝们有健康守护、营养照护、心理关怀、特长培养等9个方面的长期陪伴关怀。目前我们已经找到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163个薪火宝贝，其中未满周岁的孩子就有7名，也就是在父亲牺牲之后才出生的孩子，所以，我们这个公益项目要做22年。

我们已经上门探访了115个薪火宝贝，跟所有薪火宝贝和家长都产生了强连接，也帮助部分英雄家庭解决了一些人生艰难时刻通常会出现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要争取上门探访完所有薪火宝贝。我们希望把“传薪计划”做成一个为社会做出了特殊贡献的英雄家庭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的样板，成为可复制的模式。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但从来不缺少在灾难面前逆行而上的英雄，他们的精神需要被铭记和传承，我们公益人有责任和社会一起，为那些崇高的牺牲做一些补偿。

新京报：这其中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陈行甲：最难忘的是去年六一儿童节，彭银华烈士的孩子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辗转联系到了北岛老师，他朗诵了自己的作品《一束》送给了薪火宝贝们。英雄为我们，我们为英雄。传薪计划，用传薪者的信仰守住抱薪者留给世界的温暖。可以说，我们的承诺刚刚开始，但会坚持下去。

新京报：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转身做公益，是否有光环效应？

陈行甲：一个为民所想、守得住自己底线的官员转身去做公益，过去的经历是“值钱”的，因为社会信任是中国公益的命门所在。像我这样的人从事公益，对社会信任体系建设也有帮助。

新京报：书中有个场景，是你受邀参加活动，没放你的桌牌，但你还是坚持没走，搬了一个凳子在附桌上挤着坐下了，朋友说看着很难受。转身公益时你想到会有这些落差吗？

陈行甲：我不是县委书记了，为什么必须要一直享受县委书记的待遇呢。我在转场之前就料好了可能面对的落差，所以这些局面真的出现后我一点都不难受。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我对我的选择很坦然。

我做联爱工程这些年，背着双肩包，挤地铁，坐公交，拿着一沓一沓的资料在繁华的都市穿行，到处去宣讲自己寻找因病致贫社会问题解决办法的理想，躬着身四处筹钱，然后到远方的欠发达地区去帮助那些白血病患儿，去帮助那里的医院建立儿童血液科，让孩子们在本地能治，不用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治病，去联合大学和研究所进行儿童白血病药物的卫生经济学评估，推动治疗儿童白血病的新药好药特效药尽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我做的这些事正在一点点地推动一些改变，我感受到了巨大鼓舞，相比较起来，这些所谓的落差不值一提。

新京报：像联爱工程，你和团队做的更多的是对公益模式的探索。你认为你的优势在哪里？

陈行甲：做探路式的公益，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既需要有对当前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怀，又需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广泛的资源整合能力，还需要有一个正直、值得信赖的公众形象。更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愿意扎根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长期在基层工作，有锻炼和积累，所以我觉得我是做这些事情的合适人选。

新京报：做公益最重要的是公开和透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行甲：是的，我们恒晖高度重视公开和透明，严格按照慈善法，民政部门的监管要求以及相关法规，按时公布我们的年报，以及一切必须向公众公开的信息。我们在基金会中心网的透明指数是100分。

新京报：你的下一步公益计划是什么？

陈行甲：暂时还没想得很长远，先扎扎实实地做好眼下的几个项目，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建设者。

谈家庭

“母亲铸就了我人生的底色，奠定了我人生的地基，妻子陪伴和引导我勇敢地做自己”

新京报：在书中，你用两个章节较重笔墨来写母亲和妻子。你认为她们两人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行甲：我们家是典型的农村家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偏远山村生活，靠母亲一个人挣工分，但只能算半个劳动力，所以家里是严重的缺粮户，每年年底生产队里分粮食的时候，都要等父亲寄回来一些微薄的工资交够了缺粮款，我们家才有去参加分粮食的资格，每次母亲拉着我和姐姐去生产队分粮食，我们都只能站在外围，等别人基本分完了，才走上前去分一些堆在旮旮角角的粮食。可以说从我记事起，我们一家人都是在看别人的脸色生活。

童年与母亲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一直到我11岁。记忆中，母亲总是谨小慎微，见人满脸堆着笑容。我和她一起出去干活，远远地见到人走来，母亲就跟我说对方与我们家族是什么关系，应该怎么称呼，让我远远地就开始打招呼……可是面对比我们更弱小的人，母亲永远怀有善良和悲悯，愿意掏心掏肺地去帮助。

我在一次演讲中用“干净、悲悯”两个关键词总结母亲。她自己可能没意识到，但这其实是那一代中国农村妇女身上典型的特质。母亲铸就了我人生的底色，奠定了我人生的地基。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我从小懂得去体谅体恤，也懂得察言观色。

我的爱人，25年来我们相濡以沫，走过了银婚。这是我生命中根本就没敢奢望的一个女人，我对她心怀感激。生活中我们也有过抱怨有过争吵，但她从没说过“我对你这么好、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还惹我生气”之类的话，她是打心底里没有觉得嫁给我她亏了，总是无怨无悔，陪伴和引导我勇敢地做自己。

有朋友看完这本书说，“陈行甲的妻子霞在书中的光芒盖过了陈行甲。陈行甲的心里是有自己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努力，但霞的心里没有自己，霞的身上有一种让人动容的力量。”

这个总结我很认同。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没有钱，还不能顾家，在很多方面对不住她、亏欠她。我曾经问她这么多年里有过后悔的念头吗？霞说，“如果有来世，我可能不会这么选择，但这辈子碰到的是你，选了也就选了。”

谈抑郁症治疗

“抑郁症只不过是一种病，就像感冒一样的普通疾病，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患上”

新京报：你首次披露了自己曾患抑郁症后治愈的过程，你怎么看待抑郁症这个病？

陈行甲：我在书中详细地写了我2012年罹患抑郁症前前后后的事，这是我首次对外公布我曾患抑郁症。这本书出来后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效果，就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帮助社会对抑郁症去污名化。

抑郁症只不过是一种病，就像感冒一样的普通疾病。是人就会患病，无论他是官员还是企业家，是大富翁还是贫穷者，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患上抑郁症。

患病后，最重要的是不要慌张，不要逃避，也千万不要自责，因为患上抑郁症不是你的错，人吃五谷会生百病，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它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和情绪上的感冒，勇敢去面对就好了。一旦害怕它，抑郁症就会像影子一样，拖在你身后，怎么都甩不掉。你要转过身来，面对它，和它对峙，和它对打，和它战斗，该找医生找医生，该治疗就治疗，该调整自己就调整自己。

我的妻子曾跟我说过一句话：什么情况下才标志着你彻底走出了深渊？就是当你可以很平静很从容地回望身后深渊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很从容地回望我的这段经历，我也希望，患上抑郁症的朋友，能从我身上看到力量，我能好，你们也能好，希望我的经历对你们有所启发。

谈巴东经历

“巴东50万百姓，他们护着我”

新京报：你这次出书详细地写了你在巴东的五年多县委书记生涯，披露了不少过去媒体上没见你说过的事。你不害怕受到什么报复吗？

陈行甲：说实话，我一丁点儿都不怕，反而有一种力量感。

新京报：这种力量感来自哪里？

陈行甲：来自巴东50万百姓，他们护着我。当我去跟腐败分子宣战时，身后人民群众的力量让我无比踏实，所以我不怕。我也有底气，我虽不是完人，但我很清楚自己没有大毛病，底线守得死死的。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我在执政后期州里的两个主要领导对我都是“另眼相看”的，但是，任凭他们挖地三尺下死决心想找我的毛病，硬是没找出来。最后给我整了一个“接受人民群众精神贿赂”这么个罪名，我到现在都还以这个罪名自豪呢。

谈初心

“我仍然坚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信对弱势者的悲悯是人活着的意义之一”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你的从政生涯？

陈行甲：回顾我整个从政生涯，从下湾村出发，人生起点低在尘埃，从来没有想过当多大的官。每个岗位我都只不过当成一份必须要做好的工作而已。我可以没有遗憾地转场，去从事我热爱的公益事业。

新京报：辞职之初曾有公务员朋友写文章对你说“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怀念”。现在你怎么看？

陈行甲：我一直保存着这位公务员朋友在网上写的那篇文章，我很感激。四年过去了，我想对这些朋友说，我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怀念，因为我过得很好，更因为我其实没有离开。

从政在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是主流的效率最高的为民服务的方式之一，现在也是如此。很多我非常敬佩的人都在各级岗位上从政为民，他们的奉献值得尊敬。只不过那个时间点上，综合我的处境、我的理想，以及时代提供的机会，我认真思考后认定辞职从善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好的人生选择。

我辞去公职时，曾有一位领导叮嘱我两句话，“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信之者”，“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我们要做这个时代的信者。”我想隔空对这位领导说一句：我还记得您说过的这句话，我没有丢下、也永远不会丢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我仍然坚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信对弱势者的悲悯是人活着的意义之一。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陈荻雁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