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易混淆的十种关系

　　当下中国，吵吵嚷嚷的一大原因是，国人把不是一类的问题，混在一起，争吵不已。因为，中国没有分类的传统，就像作菜，偏好大锅烩。“天人合一”，天、人都能混为一谈的话，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搅和在一起的。

　　要是把问题的类别分清了，你会发现，多数争吵，毫无意义。鸡同鸭讲，就是再吵五百年，能有什么结果呢！

　　孟子被认为是论辩的高手，我们就从孟老夫子的“五十步笑百步”，开始吧。

　　第一，定量和定性

　　2016年暑假，在斯里兰卡旅行时，听人给我讲了一个段子，说：斯里兰卡的服务生，也有小偷小摸的行为。你的钱包留在房间里，服务生打扫卫生时，就可能临时起意。不过，他们一般只拿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比如，钱包里有一千美元，他们大概只拿两三百美元。

　　听了这个段子，我以为，斯里兰卡的“贼”，还是很仁义的——没有一扫而光，使得客人身无分文，陷于困境。要在中国，情况或有不同吧。

　　我把这个段子，写出来，放在微信圈子里。我也有点私心，意思是劝那些做贼的，要奉行“盗亦有道”的古风，不要把坏事做绝，要给别人留个饭钱，那样，才是仁义之贼。

　　有一个评论是这么写的：都是贼，有什么不同。偷两百美元，是贼；偷一千美元，也是贼。贼，还有什么仁义可言。

　　我惊诧莫名！

　　我回了一个帖子：不要把定量和定性问题，搞混了。从性质上看，都是偷；可是，量是不一样的。要是不区分量，一个贪污一万块的，岂不是要和贪污上亿的官员同罪吗？我认为偷两百美元的贼仁义，是他比偷窃一千美元的贼仁义，仅此而已。

　　其实，把定量和定性混为一谈的鼻祖，乃孟老夫子。“五十步笑百步”，无人不知。

　　孟老夫子看来，五十步和一百步，是等同的，都是逃兵，乌鸦不要嘲笑老鸹，一样黑。你说台湾政治清廉，他们说，陈水扁没有贪污吗？台湾也有贪污，大陆也有贪污；发达国家有腐败，我们也有腐败，大家彼此彼此，“五十步一百步”喽。

　　对此，我曾经和一个辩论者说，既然你认为五十步和一百步是等同的，那我用五十块钱，换你的一百元，可以吗？

　　对方说：那是两回事儿。中国人的逻辑，你永远不懂。

　　孟老夫子之错，就在于混淆了定性和定量——从性质来看，都是逃兵；但是，逃跑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量不同，有时也意味着质不同。当逃跑一百步的逃兵，跑出五十步之前，五十步的逃兵，还在战斗中呢！

　　第二，立场和观点

　　以立场代替观点，古已有之，且官民高度一致。

　　近期来看，凡是贴上西方标签的，就是坏的，就要抵制它、远离它。比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等，这种思潮走向极端，就是：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反之，亦然。

　　这话，再白痴不过了。但，在中国盛行。设想一下，如果敌人比较狡猾，故意反弹琵琶，以此为原则的国人，不是要被骗的找不见北嘛。倘若敌人说狗屎真臭，不是人吃的；某些国人是不是要反其道而行，去吃狗屎呢！再者，你直接将敌人的原则求反，而放弃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不是脑力残疾嘛!

　　近代观之，底层民众、士大夫和慈禧老佛爷，身份地位何止云泥之别，但在排外抑洋上，却惊人地一致。但，慈禧还是要比义和团聪明，她知道八旗军人不是洋人的对手，于是，就借义和团这把野火去对抗帝国主义。赢了，自不必言；输了，义和团当替罪羊，与我大清政府、慈禧太后没有干系。而义和团之愚蠢，只因无知，他们对所有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充满敌意，必欲灭之而后快。

　　有理由吗？没有。

　　唯一的原因是，那些东西是外来的。外来的、他人的，不是我们一部分的，就是不可信的，更可能是充满恶意的。19世纪末期，英国人在天津租界修通了自来水，想扩大规模，就在英租界周边张贴广告，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使用自来水，以降低成本，增加盈利。

　　这是纯粹的生意，可是，“爱国人士”也张贴告示，告诫中国人，千万不要喝自来水。喝了自来水，女的不生育。——好像自来水专门是来灭绝中国人的。英国人估计很惭愧，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生产出一种能让中国女人不育，却不损害英国女人生育能力的自来水。同样，美国人主导的转基因技术，也没有智能到只消灭中国人，而不危害美国人。所以，转基因之争，只要看看美国人吃不吃转基因产品，就ok了。

　　百年前，英国人的自来水是来灭中国人的；今天，美国的转基因，又是来亡华人的。资中筠先生说：一百年过去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鄙人以为，上面不如慈禧，下面不如义和团。因为，一切是相对的，一百年你不进步，那就是退步了。你还是慈禧、还是义和团，周围的世界，可是21世纪了。

　　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就是以立场代观点，易中天将此概括为：中国人有亲疏而无是非。

　　2015年，我在从天津回北京的高铁上，遇见一个捧着竖版繁体古诗集的女孩。一问才知，她在香港上的大学。香港大学体系，肯定是英国系的。该女孩的大学，也应是英式的，而不是中式的。

　　可是，她的一番话，让我知道，中国文化之根深蒂固。

　　她说：无论我的表哥，说什么做什么，我都认为他是对的。我是无条件站在他一边的。

　　柏拉图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在真理面前，柏拉图选择真理。于是，西方人发现了真理。

　　孔子的门徒，没这种觉悟，他们要为尊者讳——如果，老师错了，要为他掩盖，千万不要揭穿。揭穿的话，老师多没面子啊。于是，中国人搞出了一套伦理。

　　所谓伦理，就是以立场代替观点——自己人，错的也是对的；因为，他和我关系好。外人，对的也是错的，因为，他们和不是我们一部分的。如果你和外人站在一边捍卫真理，往大了说，你就是不爱国；小的说，就是胳膊肘往外拐，是会被同族所抛弃的。

　　如此看，以立场代替观点，是反科学的。因为，科学求真，是不论亲疏的，是不问立场的。

　　中国人一向不承认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从立场代替观点来看，中国缺乏孕育科学的思想基础。如果，我说地球是圆的，孔子说地是方的。中国人是绝不会支持我的，他们都会追随孔子，因为，孔子是圣人。圣人还能错吗？圣人的话，错了也是对的；错了也要为他打圆场。

　　这样的思维方式，能产生科学吗？我看悬。

　　第三，自然和社会

　　事实上，自然和社会问题，是中国人容易混淆的第一大类问题，我也将其列在第一，可，一下笔，先说到定量和定性上了，自然和社会之分别，就掉到了第三位。

　　但，我还是要申明，混淆自然和社会问题，是当下中国最普遍的。好多争吵，且争吵不清的原因，就是因为将两类问题混为一谈了。

　　从我自己的遭遇，说起。

　　比较中国和日本文化时，我将中国定义为开放、无限市场，日本定义为封闭、有限市场（不是现在，是江户时期）——开放、无限市场中，多是一次性交易，而对一次性交易而言，理性的策略选择是欺骗；但是，封闭和有限市场，则多是重复性交易，重复性交易的最优策略是诚信。

　　这个分析框架，虽则简单，但是，很好地解释了大陆文化和岛国文化的不同，也说明环境因素对人类策略行为的影响。

　　对此，我还有几分得意。

　　可是，我把文稿给某著名出版社的编辑，一看。他对此假定甚为不屑，直接说：“中国开放吗？岛国封闭吗？这些言辞简陋得让人无语，真不知道这些词的实际意思是什么？” 我想他极为克制了，碍着面子没说出让我更难堪的来。

　　我也就撤了。因为，我断定，他把自然和社会问题混淆了，在此，就是把经济学中的开放、无限、封闭、有限和数学意义上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所以，不需要辩论，也没法辩论。辩论，也是鸡同鸭鸡。

　　数学上的有限、无限和经济学上的有限、无限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上的无限，是和人的理性相比的。例如，对出租司机来说，北京就是一个无限市场，为什么？因为，在北京，一个出租司机再一次遇到同一个顾客的概率，为零。于是，该出租司机的策略，一定是按照将北京假定为无限市场来设计的。与此不同，要是一个人口三、五万的小镇，就是一个有限市场，除去流动人口，出租司机拉到同一个顾客的概率是很高的。

　　我们知道，北京的人口，再多，也不到3千万，但在经济学上，是可以将其当作开放无限市场的。这个无限，是“假无限”，和数学意义上的真无限，不可等同。

　　我和那个编辑的分歧，在此。封闭和开放的含义，也类似。数学上和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不同的。数学是最严密的科学，经济学虽然是较为严格的学术，但是，和数学的严密性相比，还不可等量齐观。

　　这是一个例子。下面，我们再谈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般区别。

　　要将自然和社会问题，论述全面，也是一个大工程，可参见本人的另一篇文章《自然科学和社会问题的分野和方法论》。在此，只谈一个主要分别：自然科学的解，是唯一的；社会领域不存在唯一的解，只有一个可行解域。因为，是一个解域，所以，可行解几乎是无数的。

　　若是打个比方，则自然科学是在判断性别，不是男，就是女；社会领域，则是在选美。

　　如果，明白了这个关键，那么，关于社会问题的相当多的争吵，根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民主和专制。我们说民主好，专制差，绝不是说民主是完美的，也不是说专制是万恶的，而是，民主和专制都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各自处于社会治理的两个极端。而且，既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也不存在绝对的专制。即便在朝鲜，权力也不是只在金三手里；即便在美国，民主也没有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换言之，如果，可以给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专制和民主程度打分的话，没有两个国家的分数是一样的。即便是英国和美国，也是不同的。

　　但，每一种治理，都存在着，也就证明，每一种治理都是一种可行解。朝鲜也是，古巴也是，美国也是。

　　不过，也不要以此拒绝改变。虽然，每一种制度都不完美，但，并不意味着制度之间没有优劣。就像有些人说的，民主国家也有贪污，我们也有贪污，彼此彼此；特朗普也在用他女儿，对红二代也不要大惊小怪；美国也不是绝对平等，也有歧视，我们也有，彼此彼此；美国的选举，也有被操纵的可能性，我们何必选举呢！

　　诸如此类，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也是令中国社会争吵不休的永远的热点。

　　对此，一言以蔽之，中国和美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综合考察的话，一个可能是75分，一个可能是90分。谁是75，谁是90分，我也不说了。眼下有那么一种倾向是，当你说某国的缺陷时，有些人颇为无知地说：你是100分吗？你也有10分的错。你说我有人权问题，你没有吗？你说我不干净，你自己脸上难道就没灰尘吗？

　　谁都有缺陷，但，别人的缺陷，并不是你停滞不前的理由；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完美，但，他人的不完美，也不是自己固步自封的理由。

　　社会领域，就是如此。没有对错，但有优劣，一个好的社会，就是逐步寻优、持续改进的社会。至于终点，却是永远也到达不了彼岸。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到不了。

　　第四，手段和目的

　　抽象地说手段和目的，多数人分得清，可是一旦落到具体问题上，好多人就糊涂了，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是将两者颠倒了。

　　人和人，相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

　　今人和古人，相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

　　中国人和外国人，相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

　　三个问题，一个答案：相同的是目的，不同的是手段。

　　先说人和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过上好生活，王健林去年说了一个小目标，先整他一个亿，风靡网络。为什么？因为，他说到所有人的心里去了。商业社会，要想过上好生活，首要的是要有钱。每个人的目的，都是钱。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谁，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上大学，想去北大清华；做企业，想做成阿里巴巴；从政，想雄霸天下；每个人的梦想、目的都是一致的，差别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不同的是手段——农民靠土地，牧民靠羊群，渔民靠钓鱼，商人靠卖买，官员靠贿赂，小偷靠盗窃，强盗靠掠夺，妓女靠脱衣，企业家靠上市，政治家靠欺骗，政府靠税收。手段不一，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高级的，也有低端的；有快的，也有慢的，但，万变不离其宗：钱。

　　古人也有同样的梦想，不然，就不会有“大同世界”的设想。古代人也想飞，但是，技术所限，只能空想，只能像嫦娥奔月一样将设想停留在神话当中。中国人也想飞，可是，要不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中国人的飞行梦，就只能靠风筝和嫦娥姐姐了。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是想把日子过好。外国人不会比中国人更高尚，也不会比中国人更卑劣，不然，也就不会有因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和《国际歌》，不会有国际歌在中国的传唱。中国人也想飞，但没飞起来；外国人也想飞，达芬奇就画过模仿鸟翅膀的飞行器，可惜，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未能实现。只有莱特兄弟将人类像鸟儿一样自由飞行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说，人和人、古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比较目标、理想、构想、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所有人、所有社会、所有理论的目标，都一样美好和宏大，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重要的是，有没有实现目标的手段。没有技术、工具、手段支撑的目标，就是空想、神话、传说，甚至是骗局和灾难。

　　换言之，人之高下、制度之优劣、好社会和坏社会的区别，并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制度保障。你要听听朝鲜劳动党的目标，准会像朝鲜人民一样，感动得热泪满面。可是，看看朝鲜人民的实际生活，你该作何评价呢？你是为其目标叫好呢？还是为其名实不副而感到愤慨？

　　再说儒学，它宣扬的大同世界不好吗？它说的天下为公不吸引人吗？它教导的仁义礼智信不高尚吗？NO！ 都不是，问题是，儒家用什么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如何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有吗？没有。直到大清灭亡，人民的肚子也填不饱；如何保障天下为公的财富，不被少数人占有和挥霍？中国的财富，几乎全部在皇帝手里，为此，乾隆爷才和英国人说，天朝啥也不缺，何必和你们作生意呢？这不是吹牛，事实如此。但，这不是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一人；

　　如何保障“仁义礼智信”的宣传，不成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装饰品——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堕落，无须再提。今天，在大力弘扬儒学的中国，那些位居党国要津的高官之道德败坏，不也一再证明，儒学那套东西，是没用的，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因此，我反对和蔑视儒学，从来没有针对其目标，而是，它说教的太好了，与此相对，其可用的、能保障其目标实现的手段，实在是太拙劣了。所以，才会导致国蔽民穷，上蛮下愚。

　　第五，个体和一般（局部和整体）

　　个体和一般，局部和整体，是两种关系，但，较为相似，就放在一起了。

　　其实，个体和一般、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并不难区分，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将其混为一谈，借一般、借整体的势力，来压制人。

　　比如，你说某地的空气雾霾那么大，他们说，你不爱国；甚至说你涉嫌辱华；

　　比如，某国运动员戴着口罩在北京机场，他们说，这是歧视中国；

　　比如，你在单位里，反对某个上级领导，他们说，你和组织对抗；

　　比如，你说某组织里的某些人贪污腐败，数额巨大，使友邦惊诧，他们说，你反对组织；

　　你说这奶粉，都造假，太没有人性了吧；他们说，中国也在进步啊；

　　你说，儒家学说要不得，五行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说，你怎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啊。

　　以上种种，想来各位也无数次遇到过。还有更多的例子，不再一一例举了。要是写出来，肯定是罄竹难书的。

　　这是一种什么“毛病”呢？ 依我看，是混淆了个体和一般、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以最后提到的儒家来说，五行学说只是儒家学说中的一部分，儒学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兵法道农、墨学、纵横家，春秋战国，百家齐放。否定五行，只是否定了儒学的一部分；否定儒家，也只是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反对五行、否定儒家，就直接跳转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以偏代全的思维方式，也只有中国人想得出来。

　　以个体代一般、以局部代整体的极端表现，是株连——一个人犯了罪，一家子就犯了罪；一家子犯了罪，一个宗族就犯了罪；先是株连九族，明代永乐大帝，在惩罚方孝孺时，更是开创了空前绝后的株连十族，第十族是哪些人呢？是方孝孺的学生。凡是听过方孝孺的课、拜过师门的，都格杀勿论。

　　这种思路，西方没有，日本也没有。

　　一提到日本，就惹五毛们不高兴，所以，我也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有兴趣呢，你们能自己找到；没自觉呢，我就是告诉你，也是白。

　　我只能说，混淆个体和一般、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是中国人的特点之一。

　　第六，应然和实然

　　有一首流行歌曲，叫《爱的奉献》。其中，有一句歌词，更是人尽皆知：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对不对？一点儿都不错。

　　但，问题是，有什么办法让人把“一点爱”奉献出来呢？不知道。没人知道，也没人去追究。

　　事实反倒是，今天的社会：人人都献出一点恨，中国变成了人见人烦的人间地狱。

　　为什么出现这种巨大反差呢？是因为中国人混淆了应然和实然，且，错误地将应然误以为是实然。

　　当然，这种错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自古已然。

　　例如，古代的县太爷，叫“父母官”。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县官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治下的人民，爱民如子，是也。

　　注意，是应该，是应然，而不是实然。如果，每一个县官都能如此，中国的历史早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当下，也绝会像今天这样乱象丛生了。降低一点要求，别说每一个，就是多数如此，也了不得了。可实际上是：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绝大多数的县官，以欺压人民、横征暴敛为己任，爱民如子之说，莫须有也。

　　县官如此，最高统治者呢？是“内圣外王”。即：其内心的自律，能达到圣人的境界；然后，以王者之尊治理天下。

　　因为，其内心有无上高的、常人难以比拟的道德感和公平心，因此，他就能成为一位明君，他也能恰当地运用他手里无上的权力，所以，可以将全权授予他，由他生杀予夺，主宰天下。

　　但，请中国同胞们注意，这是应然，是希望如此，而不是实然，不是事实如此。自秦始皇以来，可有一位皇帝达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呢？一个也没有。即便是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也不过是在琼瑶阿姨的戏说中，能看见华盛顿的影子。但，那是造谣，绝非真实。真实的中国帝王，别说内圣外王了，能达到人的标准，就是高要求了，更多的却是衣冠禽兽，杀人如麻，不顾人民的死活，只管自己的地位和权柄。

　　但是，儒家的愚蠢之处，就是顽固地将应然和实然，混为一谈。且，将这种不切实际的治国理论，在世上推行。结果如何？不言自明。

　　有人或说，你说儒家学说不切实际，可是，它在中国不是推行了两千多年吗？是的，因为，儒学的设计，与权力的唯我独尊的内在要求相一致。对皇帝来说，要的是权力独占，“内圣”之说，恰好给独裁的权力，做了一件伪善的外衣，以迷惑人民，我之所以掌握权力，是因为我“内圣”，是因为我道德高尚，与今日之“伟大光荣正确”，如出一辙。儒学不适合人民，不意味着不适合专制者。儒学为皇家之政治专制，提供理论基础；皇权，为儒学的思想专制，提供庇护；没有集权，哪儿有儒学的地位和推广？而当一种学说，要靠权力来推行的时候，其自身价值几何，也就不难推断了。

　　应然和实然的混淆，今日中国，也遍地皆是。

　　比如，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之成立、之有业绩，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企业里的每一个员工，不能有私心，每个人都要“以厂为家”、有“主人翁”意识，要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满足这一前提，国有企业才能成立；否则，就会一败涂地。

　　换言之，“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国有企业也能搞得很好”。

　　但，这是应然，而非实然。

　　这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建立在“应然”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不可靠的，是与人本自私的本性相违背的。就像一所房子，建在沙滩上，怎么能不塌呢？古今中外，没有一家国有企业能搞好的。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企业，办不好；1978年之前的国有企业，也都死气沉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可是一统天下啊，可没有民营企业“挖社会主义墙角”！

　　不止国有企业建立在“应然”的沙滩上，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众要求“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人人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这样的要求，符合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吗？

　　一个社会高谈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的道德，不仅老百姓(603883,股吧)做不到，身居高位的官员，即便是最高领导人，也做不到，整个社会能不虚伪吗？不虚伪，怎么能达标呢？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何谈诚信？

　　这就是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的根源。

　　为此，胡适先生指出：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或言之，一个正常社会，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应该建立在“实然”的基石上，而不是“应然”的稀泥上。一个承认个人私欲，并坚决捍卫私有产权的社会，是正常社会，也是建立在磐石上的社会。反之，号称“天下为公”、漠视个人私欲，不尊重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变态的社会。变态，是指违背了人类的本性；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岂不是反人类吗？

　　第七，常态和瞬态

　　非洲猎豹的极限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20公里，因此，猎豹也被成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猛兽。然而，这样的状态，不会超过10秒。超过10秒，猎豹就受不了了，必须停下来。不停下来，就有性命之忧。

　　不只是猎豹，狮子、老虎、狼等猎食性动物，都是如此：峰值速度很高，然而，峰值的维持时间很短。

　　造物主是充满智慧的，也是以公平为原则来塑造世间万物的。要是猎豹狮子老虎，跑得飞快，持续时间又长，草食动物还有活路吗？猛兽想吃哪一个，就吃哪一个；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草食动物势必被一扫而空。食草动物灭绝了，猛兽们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自然法则：猛兽瞬间速度快，然而，持续时间短；食草动物峰值速度低，但是，可以连续不断地奔跑。斑马羚羊角马等食草动物，只要躲过10秒钟的峰值时间，就平安无事了。

　　对此，猛兽和食草动物，都是一清二楚的。没有哪一个猛兽会以为自己能连续奔跑，也没有哪一个食草动物，看见狮子躺在草地里睡觉，而放松了警惕。

　　瞬态和常态，截然不同，且不可混为一谈。

　　不过，不要以为人比动物高明。人类将瞬态和常态混为一谈，远比动物要多。

　　比如，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体利益优先？还是集体利益优先？各有说辞。

　　举个例子。

　　出海贸易，船上的货，属于多个不同货主。请问，每个货主的利益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

　　第一， 风平浪静、平安无事的状态：此时，个体利益优先，要保障每个货主的货物不受损害，避免进水、发霉、鼠害等导致货物受损的情况发生。每一个人的货物，都应该受到同等保障，无论多少和贵贱。

　　第二， 狂风巨浪、船要倾覆的状态：船要翻了，所有人的利益，也就完蛋了。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任何一个单独个体的利益。此时最要紧的，是要保障集体、也就是船不要沉没。怎么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然后，个人交出自己货物的处置权，由船长统一处置。无论贵贱，也无论多少，该扔到海里，就要扔到海里。如果有人违抗，以船长

　　以此类比，是不是可以说，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上，也有两种状态：1，和平时期；2，战争状态。

　　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和平时期，就应该有和平时期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每一个人的私利，每一个的权利，都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简言之，人权高于主权。

　　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外敌入侵，整个民族陷于生死存亡之际，国家要毁灭，民族要灭亡。没有国家的团结一致，就难以抵挡外敌。此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就要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只有保住了国，才能拯救家。简言之，主权高于人权。

　　这就是说，强调主权高于人权，或一味地强调人权高于主权，都是偏颇的。只是，后一种偏颇更少，因为，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是瞬态，而非常态。和平时期远比战争时期，要长的多。正确做法是，区分国家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处于什么状态，就要采取相应的道德规范，而不能乱用。

　　再举一例。

　　和平时期，对稀缺物品可以拍卖，价高者得。

　　假设，一群人出游，被困在一个岩洞里，只剩下一箱矿泉水。此时，被困人群中有一个大富豪说，这箱矿泉水，我出一个亿，买断了。可以吗？其他人不和他拼命，才怪。必须平分，保证人人有份儿。

　　我们不能将常态时期的行为规范，误用于瞬态。反之，也是错误的。

　　49年之后，中国的历次社会运动，多是错误地将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错误地移植到和平时期。比如举国体制，在正常的经济社会，从来没有哪一种行为，是需要举国参与的。科学家搞研究，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运动员踢足球，各司其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然后，构成一个多元、分工合作的社会，而不是全国人民一哄而上地大炼钢铁，其结果，必然是瞎折腾，误国误民。

　　因此，区分瞬态与常态之本质差异，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

　　第八，相对和绝对

　　中国人辩论中，有一种说辞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鄙人家里，老父和母亲争执时，只要我父亲没理了，他就会使出自己的杀手锏。说：行了行了，你都对！

　　至此，父母之间的争吵，就会暂告一个段落。当然，只是一个段落，是中止，不是结束。过不了一刻钟，冲突再起，什么原因不好说，但是，结束语是相同的，一定是我父亲的“绝对真理”：行啦行啦，你都对。

　　以孔夫子的教导来说，要为尊者讳。我是不该拿自己的“家丑”做例子的。然而，一方面，我对孔夫子是不感冒的；另一方面，我父亲不上网，也看不到我写的任何一个字。

　　没有一个人是不犯错的，也就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正确的。当然，中国的某个神奇组织，例外啊。为此，我父亲的话，反倒是永远对的。

　　这就是中国人辩论中常常采用的“绝对”手法。

　　你说：社会上有种种不平等。他说：世界上，哪儿有绝对的平等。

　　你说：官场的腐败，太严重了。他说：哪一个政府没有腐败呢？是美国、日本？还是丹麦？

　　你说：日本真干净。他说：日本就没有垃圾吗？

　　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他说：民主也不是尽善尽美。

　　你说的是相对，他却切换到绝对。手法之娴熟，看上去天衣无缝。不是一个人如此，也不是某些人，而是社会中的多数人，持这种看法。

　　要说相对和绝对，是有关联的。可是，真理和谬误的距离，就是这么近。也就是说，当把一个在有限范围的可行解，切换到无限时，正解马上就会变成谬误。反之，亦然。

　　世界上，确实没有绝对的公平。然而，就像水面一样，巨浪、大浪、小浪和微波，乃至水平如镜，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于水平的。不能因为不存在绝对的“平”，就否认“不平”的差别。

　　同样，不能因为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就否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高于日本和欧美。更不能因为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就停下人类追求平等的脚步。

　　绝对是人类的理想，相对是人类的现实。

　　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但，从来没有因为不存在完美，人类就放弃了追求完美的努力。

　　我们追求理想、自由和民主，并不是要达到终点，而是要让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点，明天比今天更好一点。

　　或言之，不可实现才是绝对的价值所在。

　　要是真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人类可干啥啊！

　　人类岂不会因为失去目标，而无聊致死啊。

　　第九，相似和相同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然而，相似的不计其数。

　　如此说来，相似是一种极为宽泛的关系，相同则要严格得多。

　　1%的相似，是相似；99%的相似，也是相似。如果，把完全不相似定义为0，把最相似定义为99，且，把相似度看作是0到99之间的连续分布的话，则相似关系是无限多的。

　　这就是说，即使是世界上最不相干的两个东西，也能找到其相似之处。

　　比如，恒星和屎壳郎之间有相似之处吗？有。

　　放在宇宙的尺度之下，恒星和屎壳郎都只是一粒微臣。

　　相似是无限的，相同却是唯一的。

　　为此，绝不能将相似关系，等同于相同。或言之，将相似关系等同于相同关系来处理，是我们常犯的谬误之一。

　　家国相似，可是绝不相同。

　　但是，自古而今，中国人都是家国不分、家国一体来处理社会问题的。就像歌词里所唱：家是小国，国是大家。

　　家国之别，根本不在于规模大小、人口多少，而是家国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组织。

　　首先，家是自然的；国，是外力强制形成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动物，都是在父母和家庭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没有父母和家庭，人，就成了孤儿。尤其是初生的婴儿，失去了父母，就会死亡。一个人、动物，在学会基本的生存技能之前，脱离家庭，是不可想象的。国，显然没有这种功效。

　　其次，种族延续是家族的第一目标。国，是无生命的组织，无所谓生死，也无所谓是否延续。因为种族延续是家族第一目标，所以，最严重的家长专制，也不过是开明专制和有限专制，父亲不是出于例外，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的。

　　与此相对，即使是最开明的皇帝，一怒之下，大臣们的脑袋可就搬了家。朱元璋当了皇帝，擅杀功臣，仅仅朱善长一案，就 杀掉了好几万人。

　　统计一下，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父亲杀死儿子的，有多少例？屈指可数吧！

　　儒家之所以将家国等量齐观，是想把父子和君臣对应起来。即：是想以“管家”套“治国”。问题是，管家和治国，父子和君臣，等同吗？

　　在家，父亲大权在握，也没有一种外在机制和力量对抗父权，但是，父权并没有膨胀到“绝对专制”，也没有嚣张到对家庭成员生杀予夺。为什么？因为，血缘和亲情，是一种内置的、足以抗衡蛮横专断的父权的最有效的“温柔一刀”。不管父亲多么冷血，对自己的儿子大开杀戒，是绝无仅有的。

　　先看一例。

　　《红楼梦》里，宝玉看见贾政，像老鼠见了猫，曹雪芹这么写，是对“家长制”恨之入骨。实际上，贾政只打过宝玉一次，就这一次，还因为下手重了，后悔个没完。打了宝玉之后，贾政表现如下：

　　“彼时，贾政见贾母气未全消，不敢自便，也只得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儿啊肉啊哭个没完……，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贾政听说，方退了出来。”

　　这是小说，或许不当真。再看一个真的，体会一下。

　　李斯，中国第一任丞相，曾在秦始皇和二世手下工作。暴秦世所公认，可不都是商鞅、秦始皇和秦二世干的，李斯的贡献也是大大的。这么一位“黑手党”，面对自己的儿子，也是“柔肠寸断”。

　　李斯，被赵高所害，判了死刑。行刑当天，他的二儿子，和李斯一起押赴刑场。父子相见，李斯说：“我多想，再和你一起，牵着黄毛猎狗，到家乡上蔡东门外的野地里，逮兔子。可那样的日子还会再有吗？”

　　说完，父子俩一起痛哭。

　　可见，苛政和暴行都是对外人的，对自家儿女下不了手。原因很简单，“虎毒不食子”，何况是人。这意味着，父子之间不平等、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总是可以被血浓于水的人情所消解，父权总会被父子之间的人伦所软化。最坏的家庭专制，也不过是“有情和有限专制”，绝不会堕落到“无情和无限专制”的深渊。

　　儒家之错，就在于将家国之间的相似关系，混淆为相同关系。继而，以君臣模拟父子，并试图将管家的手段，扩展到治国。

　　大谬也！

　　朱元璋杀臣如麻，哪一个父亲能对自家儿臣下如此毒手？或者说，朱元璋杀过自己的儿子吗？如果没有，君臣关系怎么可以和父子相比？如果君臣关系不能和父子关系作比，家国一体的政治幻想、齐家治国的逻辑，还能成立？

　　第十，是非与成败

　　成败与是非无关。换言之，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意味着其有理。相反，在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只问结果不择手段的古国，成功几乎是流氓的代名词。你没有成功，只能说明你不够流氓，说明你手段不够黑，脸皮不够厚。

　　但，可笑在于，中国人倒果为因，以成功证明其有理。

　　比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女生。和我争论时说，你说人家南开大学艾跃进教授不好，水平不高，但是，你要知道，人家艾跃进的书，不愁卖！你说你的书好，怎么销量没几本呢!

　　说别的，也就罢了。

　　这么说，我真是怒了。只是看在她是女生的面上，我忍了。否则，我只想明确无误地告诉她，她就是一个白痴。

　　成功和有理，是两回事。成功，不一定有理；就像成吉思汗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但，并不代表他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样。恰恰相反，他代表的，是破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类追逐个体和团体利益，和动物觅食，毫无区别。两只狗为了争夺食物，打架，一只赢了，另一只输了，难道说赢了的那只狗，就代表真理和正义吗？ No。

　　换言之，几乎所有的人类纷争，背后都隐含着不可告人的利益企图。然而，胜出的一方，掌握了话语权，也就获得了书写历史和真理的权力。为了将自己装扮为道德楷模，就极力地美化自己和抹黑对手，于是，胜利的一方，就代表了正确；失败的一方，就“失道寡助”了。

　　以商纣王为例。

　　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纣王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酒池肉林，烽火戏诸侯，罄竹难书。然而，民国大家傅斯年先生经过严格考证证实：纣王的名声，是一点一点变坏的。推翻纣王的周王朝，为了树立自己的正当性，就不择手段地贬低纣王，将所有的罪名和恶行，都加在纣王身上。

　　这就是中国历史的逻辑：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是神，每一个末代皇帝都是魔。

　　所以如此，有一个重要原因：末代皇帝的历史，是由下一个反叛成功的王朝书写的。为了说明自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那么，前一个王朝就必定是“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开国皇帝的历史，是自己给自己写的，自我表扬也就在所难免了。

　　以成败代替是非，会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为了结果不择手段。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必须要赢；输了，就是错了。于是，胜利就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证明”自己行，同时，还“证明”了自己是对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谆谆告诫我们：数学题光是答案对，不行；演算步骤也要对。步骤不对，光是答案对，很可能是蒙的，还可能是抄别人的。

　　要是在马拉松比赛中，只看谁第一个跑到终点而不问他是怎么来的、就给予奖励的话，有人就会吃兴奋剂，有人就会搭便车，有人就会抄近道，甚至，还会有人给他人下黑脚。要是只论财富多少、不问是否取之有道的话，就会有人为了钱而大肆地破坏环境、污染水源、压榨劳工、偷税漏税，甚至杀人越货。

　　或言之，一个只问成功、不问是非，以成败取代是非的社会，最终，将由人类社会返回丛林，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