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行 1966

時节已是深秋，天色一片灰蒙，街边的梧桐树旳叶子已见凋零。

我们几同学站在小东街和八腊巷交接的街口，心里满是激动和憧憬，大家商量着，要一起串联去北京。

时光的脚步走到了1966年的11月。

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GM从这年五月开始以来，声势愈来愈猛。广播报纸整天在说文化大GM的事。从机关单位到县城的人民路口，到处都贴滿了大字报，上面写着大批判大辩论的文章和各类小道消息。人民路口繁华地段，从早到晚，人头攒动。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街道上的居民，各色人等都参与到大辩论中，人人热情似火，高谈阔论，题目都很大。比如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还有中国向何处去什么的……人们各执一词，互相争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一个家庭里也出现不同观点而引得父子反目，夫妻相背。

如果说现在的人差不多都成了经济动物，那时的人则差不多成了政治动物。

我们决定要去北京串联，缘由是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报道。有个女学生戴着眼镜，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答：宋斌斌。毛说：要武嘛！后来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時任西北局书記宋任穷的女儿，其时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WG后去了美国。她曾为被自己当年在WG时殴打过的老师道歉。

在此之前，学校已有同学从北京回来，并告诉我们说他们见到了毛主席。这对我们来讲，就像是神话和传说。

这些被学校组织安排去北京的“红卫兵”学生代表，后来被称做“保皇派”。我们也要去北京！我们则是自己组织起来的红卫兵组织，自诩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派”。我们的确也有过所谓“造反”的革命实践。

有天，我和张武朴、周禄昌、徐建中、马兰开几位同学一起去小东街，我们边走边谈。有人说，二天该不会把毛主席说的话也弄成歌来唱吧？这本是个玩笑话。没料没过几天，广播里还真的出现了“语录歌”。好像是由一个叫劫夫的人谱的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这类的话语用歌来表达，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然而这的确是真实的事。调式比较简单，犹似把说话的语速放慢，拉长，某个地方转个弯，声音一下高上去或一下低下来……我们很快学会，跑到人民路口灯塔下去唱。自己唱也教别人唱。又是踏脚、又是挥臂，口里念念有词，我们的整个人都在燃烧。可以说是激情昂扬，引起许多人好奇围观。

这应该算是最早唱响在我们县城上空的毛主席语录歌曲。

要跑到北京那么远的地方，自然还得有所准备。当时，全国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串联接待站。被称为毛主席的红卫兵，逢州吃州，逢县吃县，走到哪里都不花一分钱。但为以防不测，又是头一次出远门，还是带了些钱和粮票在身上。

儿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钱和粮票凑齐，母亲怕我在路上弄丢，就用针线在内裤缝个小兜，将钱和粮票装在里面。

学校早已停课，学生们成了乱飞的麻雀。外出串联成为学生中的一种主要课程。开始串联时提倡步行，学生们组织起队伍，举着一面象征革命的红旗，靠双脚走路，翻山越岭，去延安、韶山和北京等地。徒步走路太苦太累，后来许多学生改为乘车串联。我们也是如此，开始是步行，十多位男女同学徒步去往成都，走到羊马就喊来不起了，于是就改变主意，赶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站在路边，只要一挥手，开车的司机都会主动把车停下。

那时温江金马河三渡水还没有大桥，车来人往都要乘船过渡。我们头天在羊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三渡水。过了渡，我们拦上了辆车，汽车很快把我们带到了成都，当晚上我们一行十来人在人民北路中学住了下来。

走在街头，碰到不少外地来蓉的学生、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大声说话。外出串联的红卫兵都称自己是革命的宣传队和播种机，而内心深处，包藏着游山玩水的想法，这是许多人的一个隐密的心思，只是把它藏得很深。

在成都呆了两天，我们在一天下午，翻过铁栏，从火车北站爬上了一辆北去的列车。

火车很挤，一片叫嚷，厕所和行李架上都是人，车门被堵得死死，我们从车窗先塞进个人，把背包一个个递上去，然后又推又拉，从别个的肩膀和脑袋上跨过，像一块块楔子，使劲嵌进有缝隙的地方。

车厢里闷热难受得要命，厕所和座位底下都钻进了人，什么气味都有，我挤来挤去，先是在厕所蹲了一阵，又钻到座椅底下躺了一会，最后被同学又拉又推，好不容易爬到上边的行李架，虽然身子舒展不开，但出气还算均匀，感觉不那么难受和闷热了。

好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在焦虑的等待中火车的汽笛骤然一声响起，心头一松，感觉那车正开始慢慢启动起来。

火车像老牛破车，喘着气，走走停停，有时靠在站台，有时就停在半路，时间有长有短。

从成都出发，火車走了大半天，好不容昜才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绵阳，徐德均和万仁贵几个同学受不了，有人在流鼻血，他们下了车，说北京就不去了，他们打算去遵义，和我们半路上分了手。

第一次坐火车，说不尽的新奇。过了绵阳，车厢里有些松动起来，我们已找到属于自己的座位。途中我们还干脆爬到火车上面的顶棚，一边愜意地呼吸起外面新鲜的空气，一边观望沿途的风景。田野上的河流和村庄从两边飞驰而过。火车从一个又一个隧道呼啸穿越，眼里的世界一会儿黑下去一会儿亮起来。树木逐渐稀少，土地的颜色开始变黄。我们看到路边有人捧着大碗蹲在地上吃饭，他们身后的山地出现一个个圆形的窑洞，看到这些景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到了陕西地界。

火车在宝鸡停了较长时间，有人下去买了只卤鸡上来。鸡很小，有一两斤重，说是这地方很有名的吃食。撕了块来吃，果然是香。火车开到西安，又停了好长一阵，直到天差不多黑了，又才启动。过了郑州，驶向华北平原，火車速度明显加快，听到铁轨很有节奏的哐当哐当，我们开始兴奋起来，知道自己离北京正越来越很近。

这天傍晩时分，火车在丰台车站缓缓儿停下，我们被告知，北京到了！

算了算，我们坐了整整的七天六夜！

我们人已很疲倦，却显得异常快乐和轻松。终于到了首都北京！很快，我们被汽车送往接待站。接待站是地处西单羊房店的北京地质勘探设计院。

在成都上火车的时候我们买了许多馒头，没有吃完，还剩半书包。几天下来已经变馊，想拿去丢了又觉得可惜，就想送人喂猪。找到一位大妈，我们问她：“有没有猪？”她问：“啥？”我们又说：“猪！”反复几遍，她终于听懂，说：“我没有居！”徐建中拿五分钱去买煮花生，他嫌少，说：“五分钱才这滴滴儿？”别人问他说的啥，我们哈哈大笑，说你那椒盐普遍话北京人根本就听不懂。

于是，我们开始学着用普通话。

羊房店住下来第二天，我们就迫不及待去了天安门，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照了张全身照，同学们差不多是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表情，把毛主席语录书拿在胸前，目光坚定，朝向远方。

我们开始到处转悠。去了北大和清华园，在北大校园里看到有人贴出大字报，写着打倒LSQ、WGM，当时心里吓了一跳。也去了颐和园，那里游人稀少，因为是冬天，显得很萧条冷落。还去了文化部，墙壁和楼道全是大字报。字都写得漂亮，揭发周杨的，揭发田汉的，揭发何其芳的……这些当代的中国文化名人，以往只是在书本和报刊上看过他们的名字，现在居然来到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真像是做梦一样啊！我们像到了什么圣地，真还说不出是个什么感觉。

在街上，遇见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国家歌舞团访华的演员。他们穿着笔挺尼子大衣，人都高大漂亮，看自己身上灰扑扑的棉衣，对他们很是羡慕。去“湖南味”吃了顿饭，女服务员俏美的面容居然让我好久都在念想，这该是青春成长时代一种纯粹而美好的情愫吧。看北京人喝啤酒，我们也买了两盅，喝一口，立即想吐，说这东西咋那么难喝，简直给潲水的味道差不多！其实，这只是一种比喻，谁也没吃过潲水，一次两次，口感就好多了，觉得还可以的嘛！

设计院的礼堂摆有台黑白电视，每天吃了饭，总要在那儿站上一会看电视。记得电视里正播放毛主席站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情景，刘少奇站在他右边，戴着绒棉帽，脸色阴沉。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点不知道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LSQ将会成为工贼，内奸和叛徒，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他后来的悲惨离去。

好些单位都实行了军管，我们所住的勘探设计院也是如此。负责接待我们的解放军，有一位姓范的排长，湖北人，很年轻，看样子二十出头，很喜欢我们四川妹子，对女同学很照顾，关心她们的生活起居。在后来的许多年，他和我班上的一位女同学仍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之间好像有点爱情的萌芽，只是没有长叶开花结果。这算是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人性的温暖。女同学都很活跃，喜欢在外边的坝子唱歌跳舞，设计院机关干部有人见了跑来参与。有个男的，叫周长富，蒙古舞跳得特别棒，踮起脚尖碎步奔跑如飞，获得一片喝采。他告诉我们刘长瑜是他妹妹，江青很喜欢她。京剧红灯记里演李铁梅的刘长瑜我们从电视里不止一次见过，他俩脸形长相看去十分相似，对他的说法我们一点不怀疑。若干年后看刘长瑜的自述，她父亲叫周大文，与张学良是把兄弟，20年代奉系军阀驻京，出任过北京市市长。她母亲是父亲第三房姨太太，她在母亲这房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哥哥。她本是姓周，后来随母改为姓刘。由此佐证，周长富说的是亊实。

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二十天，大家都在等待，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

这期间，范排长每天带着我们军训。练习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等等。早上六点，把同学们叫起，从驻地跑步到军事博物馆，大约有十多华里，大家累得想吐。

有天周末晚上，组织我们和外面的学生联欢，地点是在一个军区礼堂。我被同学怂恿，上台唱了首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中的赞歌：“啊......哈......嗨......咿哟......”。我模仿胡松华哼起蒙古长调，台下掌声雷动。唱完，许多人喊再来一个！这是我万万没料到的事，那场景成了我永久的青春记忆。

在学校里我已有过上台独唱的经历。这首歌是周录昌在城墙边的麦地里把我教会的。他喜欢音乐，二胡也拉得不错，算是我音乐的启蒙老师。这首歌我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都唱过，别人开玩笑说这是我的保留节目，几十年了，我从时间的那头唱到了时间的这头。

终于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的事了，我们像打了鸡血，一个个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这天吃过晚饭，通知我们明天去天安门，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要求学生们把身上的钥匙钢笔小刀什么的一律解下。

第二天一早起来，吃了饭，排着队，每人发了袋饼干，我们几乎是跑步去到天安门。

我们被安排在天安门金水桥右侧的地段席地坐下。最前一排坐着解放军战士。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人挥着毛主席语录本，广场看去是一片红色海洋。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一名解放军指挥我们唱歌，和傍边的学生互相比赛，喊：再来一个！要不要？大家扯着嗓子叫，要！

十点，东方红乐曲从广播喇叭骤然响起。

毛主席来了！广场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人们像潮水一般往前涌动，秩序开始有些乱。

“小将们不要动！”前排的解放军手挽着手，不让学生再往前。他们眼睛里噙满泪花，大声呐喊，叫学生们遵守秩序，不要乱动。学生们根本不管，一个劲的往前挤，后排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我被人一下挤到了后面，只能一蹦一跳地努力伸长脖子看。

毛主席的车是从天安门城楼下的新华门驶出的，他身着绿色军装，站在车上，不断向学生们挥着他的右手。他旁边站着林彪，林彪一只手把在车栏，一只手拿着红色语录本不停在挥动。毛主席先是朝我们这边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去，朝着别的方向挥手。现在回忆，他的车从广场驶过，与我们相距大约就二三百米，他肃着脸，眯缝着眼晴四下里张望，似乎在思想着这天地间的广阔和无限，印象中他的头要显得比别个都大。车速开始快起来，挥手之间车已远去。后面跟有几辆车，上面站的是周恩来等人，好像那天出来的还有江青和陈伯达。我们使劲挥着手头的红色语录本，兴奋得又喊又跳，一遍又一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不少同学眼晴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这天是1966年11月26日。

资料记载：从1966年8月18日起，到这年的11月26日，毛主席前后八次检阅接见红卫兵1200万人。

我们是第八次被接见的红卫兵，这也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曾经，我是这1200万分之一。时代的政治风云将我们裹挟，我像一片羽毛，被一阵狂风从地上吹起，飘飞了一阵，最终回落到尘埃，1966年的北京之行于我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如今它己变为一个遥远的记忆。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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