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的乡村

　　北京人往纽约跑，上海人往东京跑，北方的，跑北京；江南的，跑上海；华南的，跑广州深圳；省里，往省会跑；县里，往县城跑。自下而上“运动”的结果是：空巢的乡下。

　　我上小学、初中的七十年代末，我们村、每个班，大约有40-50个学生。如今，两千人口的大村子，每个年级的学生数不足7个。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和周围七个村子相比，是最大的。可以想见，另外七个自然村，小学还能办起来吗？办不起来了。

　　于是，合办——一个乡合办一个小学，可是，一个乡，多个自然村，方圆至少有10里地，距离太远了。让年仅6、7岁的孩子，每天往返，是一个不小的困难。

　　有别的办法吗？没有。

　　孩子少了，老人们显得多了。中青年，一个也没有。既没有壮年的男人，也没有壮年的女人。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寂静的村落里，一边是无知的少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完全不懂；一边是无奈的老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终点——冬天，在太阳底下；夏天，在阴凉地里；日日消磨，每消磨掉一天，生命也就减少了一天。

　　孩子们，会长大；长大之后的必然，也是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中国的乡村，正在逐步萎缩，和越来越衰弱的老人，一样。中国的乡村，正在一步步地失去活力、衰老，直到死去。

　　谁来拯救乡村？有办法拯救吗？没有。谁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农村的宿命，也是世界的潮流。

　　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农村，是中国的边缘，但，农村现在也加入进去了。这个潮流，就是一只贼船，上去了，就下不来了。想下来，他面对的将是吞没它的、毫不留情的无边的大海。

　　这个贼船，就是市场——市场，如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绝无遗漏。

　　6月初，我给姑父打电话，问：是不是该收麦子了？

　　姑父说：收什么麦子啊，就没有种。种麦子的，十户里边，连两户也不到。咱们这边山区，基本上不种麦子了。只有东边，石家庄东边的平原地带，才会种麦子。咱们种麦子，不合算。不合算，有时候，甚至赔本，所以，早没人种麦子了。

　　核算一亩麦子的本和利，就免了。略有点农业经验，都算得出来。

　　我们村的青壮年，多去石家庄打工了。农民没有其它技术，干泥瓦匠、盖房子、做木工的，很普遍。在石家庄，日工资是170元，管吃管住；在本村，日工资，也要120元，比石家庄便宜50元。砌一块砖，一毛五分钱；一个熟练的瓦工，一天砌一千块砖，不是什么难事。也就是，至少一天能挣150元钱。即便面粉3元钱一斤，一个壮劳力，干十天，也就可以买10袋面粉了。

　　我们村的人均水浇地，不足一亩；一亩水地，也打不了一千斤小麦，更出不了一千斤面粉。再说了，要想一亩地收获千斤粮食，需要耗费半年时间，从冬天到夏天，且，累得贼死。——撅着屁股、猫着腰，在六月的骄阳下，割麦子的滋味，即便是农民，也并非乐在其中啊。

　　如此，麦子还能种吗？不能。我们村不能种，其他村能种吗？我们县不能种，其他县，也不能种。人均耕地少的山区，都不能种了。

　　这就是市场。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谁也改变不了的。

　　我1979年夏天离开，至今，35年了。离开时，是一个毛头孩子；如今，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半大老头了。7月底在黑河，一个出租司机问我：你一个人来的？没带着老伴一起玩儿啊。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老了。心里不悦，但事实如此。谁能抗得住时间呢。

　　往家走的路上，一只小狗拦住了我。她不是来碰瓷的，也不是摔倒了，要我扶，要我赔偿医药费和损失费，而是来撒娇的。她直接躺在地上，袒胸露乳地。我家养了一只狗，对此，有了经验。所以，我就弯腰下来给他按摩。她那么活泼，那么死皮赖脸，在我脚底下，让我好不开心。我在想，要是没有主人，我就把她带到北京。

　　给小狗按摩时，不远处，一个老人在铲土。我觉得面熟，问他：你是彦文叔叔吗？

　　他说：是。但语速很慢。细看，他是脑血栓后遗症，手、脚以及言语，都有些不便利。

　　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他说：62了。和你三叔一样大。

　　我说：你结婚的时候，我还去吃席了。真快啊。转眼三十五年了。你老了，我也快50了。

　　彦文叔叔把我让进院子里。婶子出来了——曾经的小媳妇，已经成了小老太太了。身体倒是好，她非常热情地踩着凳子，去葡萄架上，给我摘新鲜的葡萄。我说：你可小心。要是摔了您，我可罪业大了。她说：没事儿。每天她都要爬上爬下的。

　　彦文叔叔和婶子，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出嫁了，就在本村。儿子还没结婚，但也快了，就在阴历八月。现在，他们正在为此忙碌呢。女方要的彩礼是六万八，这是现金。这不包括衣服、首饰和宴席钱。后三项，哪一项也要万数块钱。所以，要把新媳妇娶进家门，没有十万块钱，门儿也没有。

　　房子，不是问题。这个院子，不大。门开在东边，所以，西屋是正房，二层楼，上下八间；北屋也有五间房子。合计十三间房，一老一少两代人住，绰绰有余了。但，实际上，儿子只是结婚在家；婚后，也不在家里住。因为，要在外面打工。

　　我说：你们老两口，住这么大院子，可是宽敞啊。

　　他说：可不是吗？现在都是这样，整座整座的院子，空者；大片大片的房子，都没有人。你说说，咱们的老街，哪儿有人呢。

　　于是，我就和他一户一户地算起来，从巷子口一直数到老井所在的位置——这个巷子，是全村的核心，也是人口最集中的，也是房子最好的老街。我奶奶住过的二层楼，是全村最好的房子。战时，凡是有部队进驻，总是征用为驻军最高领导所用。

　　算来算去，只有一个院子，有一户人家住着。其余的，全都长年无人居住。且，将永远无人居住。我住过的大院子，最多时，有四户人家，接近20口人。如今，大门紧闭，铁锁高悬。我在大门口，站了两分钟，无言以对。以后，谁会在这里再站两分钟呢！

　　叶落归根，是历史上的中国；今日中国人，将归何处呢？我不知道。因为，曾经的家园、曾经的乡村，已经是一个个的空巢和一个个空村了。

　　其实，不光老房子，空了；新房子，也大都空空如也。平时，没人住；只有到年节，在城里做工的人，才会回来，才有人居住。

　　这就有一个问题：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房子的使用效率。以进城务工来说，一个民工，在乡下有一套房子，很大很宽敞，可是，没法儿住，也就没有价值；在城里，他也需要一个住处——不管这个住处，多么狭小，是蜗居，或是蚁居。总之，他有两个“家”，两处住所。

　　可笑之处在于：好房子、大房子，没人住，没法住，长期闲置；小的、差的房子，却人满为患。

　　如果，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那是他自己的事儿；社会和政府，无权也无能力解决。如果，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多到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话，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是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检讨的问题了。

　　如今，在城里做工的农民，常年维持在1.5亿—2亿人口之间——这就是说，有1.5到2亿的人口，至少有两处住所：一处在乡下，一处在城里。但是，如上所言，乡下的“豪宅”只是纸上富贵，只有GDP的指标意义，于改善其生活品质，一点用处没有。

　　这就是无效GDP。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无效GDP数量太大的话，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像散布在中国广大农村的一座座空闲的房子一样：它们在账面上是存在的，对GDP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丝毫也没有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而且，这种无效是不可逆转的。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盘活这种资产。因为，没有买家。

　　无效GDP之大量存在，也回答了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疑惑，即：GDP的连续快速增长，与农民生活改善之间的脱节——在我看来，今天的农村和三十年前，变化极为有限；农民的生活状况，除去解决了温饱之外，也没有显著改善。长期困扰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不仅依然存在，反倒有恶化的倾向。比方说小学教育，就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我一边吃葡萄，一边聊着。说起颜文叔叔的病，他说：好几年了，恢复得还好，不仅可以自理，还能做一些不很重的农活儿。

　　我说：真不错，你真够努力的。脑血栓之后，还能恢复到自己干活儿。

　　他说：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农村就这条件，你不干活儿，再用一个人伺候你，哪有人伺候啊。只好自己对付着。

　　我说：我感觉咱们村，脑袋上的毛病，比例太高了。光我知道的、看见的，就五六个。你一个、会昌、真祥等。

　　他说：吉锁也是这个毛病，也没了。

　　我追问，是河东头儿的吉锁吗？

　　他说：是。

　　我大为吃惊，因为，吉锁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去年暑假回来，我还见了。我们一起吃了顿饭，一起喝酒，一起胡说八道。他是海量，一个人大约喝掉了一斤白酒。年近八十的老人，能有如此酒量，岂不令人惊叹。我说他是乡里最有才华的人，想请他给我下一本出版的书题写书名。他说，可别，还是请更有名气的人来写。他只是乡野村夫，焉能登大雅之堂。这次回来，还想见他，请他给我说说练习书法的奥秘呢。不想，已是阴阳两界了。

　　他是师范生，可是，没有毕业。据说是生活作风问题。后来，村里缺老师，他就被请来做代课老师。一直是代课老师，不过，幸运的是，临到60岁，修成正果，转正了。这样，他退休之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他爱喝酒，写得一手好字，无论大字小字，都是一流。凡红白喜事，写对联、当帐房，他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也不要报酬，推辞不了了，他就带走两瓶好酒。所以，他也不缺酒。在他写字的大书桌下面，摆满了各种酒和空酒瓶。

　　他对我影响极大。我或许，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学生。他每次上课，都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充满激情的状态，虽过去了三十五年，依旧历历在目，十分清晰。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留给了时间。

　　人生如梦，人生一梦！谁说不是呢！

　　我没有给他写过什么，谨以此文作为我对他最深的思念和最高的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