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马锡五：从放羊倌到“马青天”

开栏语

百年党史，逐光而行。

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掀起全国革命的烈火燎原，从革命者到建设者，中国共产党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新京报推出《逐光》系列报道，选取百年征程中，应当被铭记、被传承、被发扬的人和事，再现百年来筚路蓝缕、奋斗前行的伟大历程。回望百年，追逐百年光辉。

百年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也必将启迪着我们的未来。

马锡五留给后世的照片不多。

年轻时他穿长襟黑袄，戴顶圆帽，打着绑腿，极典型的西北马客装扮。中年以后多穿军便服、中山装，帽子也换成了八角帽。

他粗眉大眼，下颌方正，肖像照里总露出一种俯视的目光。人们在照片前驻足，说，天生的法官相。

他把陕甘宁边区的角角落落走遍，前半生在跑江湖，后半生在闹革命。他擅断案，办过最出名的数封捧儿(后改名为封芝琴)婚姻案，后人形容是解放区婚姻自由第一案。由此改编出评剧《刘巧儿》：“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这一回我可要自己去找婆家呀!”一夜唱红了新凤霞。1956年又有同名电影上映，配合推动了全国的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他一生有过许多重身份，贫农、羊倌、榨油学徒、脚户、革命者、军需官、专员、法官。他是刘志丹的老乡与战友，也是董必武、谢觉哉的同僚。

而《刘巧儿》中所唱的“马专员”名号伴随他生前身后。他因封捧儿婚姻案而广为人知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也成了他的一张名片。如今法学界一提到马锡五，就谈到他“携卷下乡、深入群众、调判结合、就地办案”，说他是亲民法官的最典型。

他被称作“马公道”、“马青天”。毛泽东给他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马锡五 受访者供图

找一条出路

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陕北为闭塞荒凉之地。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作此记录。

1899年，马锡五出生在陕西省北部的保安县(今志丹县)芦草沟村。

据史料记载，他的祖籍本在陕西省延川县。十九世纪始，马家为逃荒，也为躲匪患与兵患，多次举家迁徙。便丢田地、散家财，越过越贫苦。

马锡五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最早为儿子起名马来财、马文章。马锡五后来回忆，父亲盼他好好念书，“将来能得个秀才，戴个顶子，就算改变门风了，再也不会受富豪拿旧账文约来讨账的气了。”

十一岁那年，马锡五入私塾念书。然而念不过三年，家中供他不起，只好回家务农，替村里的富户放羊。

十九岁，马锡五正式离家，到百里外的甘肃省合水太白镇做油坊学徒，喂猪、烧酒、榨油，每月挣一吊五百钱。

年轻时的马锡五。受访者供图

两年后，油坊被土匪抢空了，马锡五回老家做行贩。后又当了一年脚户，拉着骡子或驴，跋涉两百多公里路，在保安、定边两县间运盐。

1927年，马锡五在洛河川杨虎城部当兵，偶然见到了针对共产党刘志丹的通缉令。他与刘志丹的爷爷是熟识，因此与刘志丹见过几面，对其印象极好。“我听说过，志丹是榆林中学的优等生……他同情穷人，对官府很反感。既然志丹是共产党，当时我想，大概这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办好事的。”他后来接受工人出版社采访时说。

次年，因所在部队解散，马锡五又回到家中，组织了几次“分粮吃大户”运动。1930年春天，马锡五接到刘志丹来信，邀他一起革命。

1931年，马锡五随刘志丹走遍南梁方圆几百里山地，考察根据地选址。

南梁处于甘肃省内，是丘陵沟壑地貌，四处可见大开大合的山谷，植被较保安县一带要茂密许多。马刘二人认定此地山高林深，不涉及战火及官府势力，土地又肥沃，是发展队伍的好场所。便一道成立南梁游击队，后逐步建起南梁革命根据地。马锡五正式留在根据地工作，并于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刘志丹共事后，马锡五几乎视其为精神导师，“(我)就一辈子不愿意离开他，我只要弄到点钱，就买些纸烟给他吃……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英雄。”

1936年4月14日，红军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东征前线牺牲，马锡五悲不能已。

他日后多次回忆，1930年二人会合后，刘志丹对他说：“要翻转这个世界，不许人欺人。把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豪绅都打倒，叫穷苦人当家主事，这就是一条明路。”

马锡五说，自己当时高兴坏了，直言“只要革命用得着，做饭、喂马、跑脚”，他全都“舍命干”。

一身戎装的马锡五。受访者供图

一桩婚姻案

1943年，马锡五的司法生涯正式开始。

在此前，他担任的多是生活、行政方面的职务：南梁根据地军需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庆环分区专员兼曲子县县长。因他年轻时广结善缘，三教九流中都有说得上话的朋友，他做此类收集物资、动员群众的工作是如鱼得水的。

1943年4月，为方便群众上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成立，时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兼任庭长。

上任一月有余，马锡五就遇上轰动一时的封捧儿婚姻案。

封捧儿是华池县封家园人，幼时被父亲封彦贵许给张金财的儿子张柏。待封捧儿成年，封父嫌张家穷，欲悔婚，先后将女儿许给另两个家境优越的男子。张家便以“卖女儿”为由将封父告至华池县司法处。封捧儿的三次婚约都被撤除。

封父以高额彩礼将女儿许给第四个男子时，张家人依当地抢亲旧俗，把封捧儿抢走。封父以“聚众抢亲、扰乱治安”为名，将张家告上司法处。参与抢亲者皆被拘捕，判处徒刑及劳役。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关系也再次被宣告废除。

然而封捧儿与张柏一道长大，有真感情，她是想同张柏结婚的——1943年5月9日，封捧儿一人走了七十里山路，找到庆阳马锡五家，要状告自己的父亲，状告县司法处。听完陈情，马锡五对她说：“真正自由自主的婚姻是不能废除的。你做得对，为边区妇女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带了个好头，政府是会支持你的。”

第二天，马锡五前往封家园调查，与村民讨论张、封两家的交际。有村民向他递来群众书：“封彦贵一女几卖，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张金财半夜抢人也是违法行为，但是张柏与封捧儿两厢情愿，为什么拆散他们的婚姻?”

1946年，《解放日报》刊登的《刘巧团圆》书评。受访者供图

1943年7月1日，马锡五在华池县政府外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重审封捧儿婚姻案：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有效。封父包办买卖女儿婚姻，判处苦役三个月，没收彩礼所得。参与抢婚的张家人判有期徒刑、苦役三个月至两年半不等。事后，马锡五考虑到事出有因，又向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请求减轻刑罚，以假释、缓刑将人都放回了家去。

为一桩平民间的婚姻纠纷兴师动众至此，在当地是相当令人稀罕的。因此，公开重申那天，旁观者众多，共同见证着马锡五将一张油印的结婚证交到封捧儿与张柏手上——结婚证也是稀罕的。

早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就明确了婚姻自由原则，禁止包办及买卖婚姻。1939年出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亦有相同法条。而彼时陇东分区地广人稀，文盲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新型婚姻法的实施极艰难，当地与封捧儿相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封捧儿与丈夫张柏。受访者供图

封捧儿婚姻案结案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相继就此发表评论。文艺界又流传出由此改编的剧本《刘巧告状》、说唱《刘巧团圆》。

1949年，评剧《刘巧儿》公演，在剧中扮演刘巧儿的新凤霞唱成了“评剧皇后”。她赴全国演出，观众人次达百万，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亲自观演。一场演毕，她收到的花篮能从台上摆到剧院大厅。全国各地的剧团也都抢排这出戏。

自由婚恋观以异常通俗的方式被推广开来。

到田间地头去

封捧儿案后，马锡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判风格。他不喜在县城开庭，往往直接到案发地点调查，到“田间地头”去，而后就地调解、审判，不收费更不拘手续。

他善交朋友的本事再次得到应用。走访时，他随身带把镰刀，有时为农民割把草，有时只是对一对旱烟的火，便自然而然地与人“拉呱”，收集起他要的证据。

入私塾不到三年，亦从未接受过正规司法教育——无人可确定地总结出马锡五是如何适应、办好司法工作的。

后辈们推测，他一方面是靠学。他常年研究法律法条，看积年案件，自称有双“出世以来就攥锨把的手”，要多学才能抓笔办公。另一方面，他的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希坡说，与马锡五同时期，大多数专员兼任庭长，不过是挂个名头，只有马锡五实实在在地做了这份“兼职”。

马锡五的遗物。受访者供图

他总在乡间走动，常带一马褡子，收着各类材料，方便在外办公。这马褡子因此成了寻找他的信号。同事们去办公室找他，若不见人，就翻翻马褡子在不在，“有马褡子在，人也一定在。”

1945年秋天，陇东专署的干部在农场收秋刨洋芋，有几个犯人做帮手。马锡五担着一担洋芋下山，犯人苏发云抢过扁担挑在肩上，向他说起自己的冤屈。

原是苏发云卷入了曲子县的一起杀人案，他与被害者孙某有过矛盾，又被目击与被害者同行，且苏家的炕上、地下与斧头上都有血迹，县司法处便以杀人嫌疑将苏家三兄弟逮捕。

秋收结束后，马锡五重调了此案的卷宗，带着干部下乡去核对材料与证据。

“结果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把尸体移送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和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子的血，地下的血是苏家有人流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为……苏发云兄弟三人无罪释放。”1959年，马锡五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讲起这个案子的审理经过。

他是极重证据的人，屡次批评“坏审判作风”：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轻信口供不重证据。他曾写文道，“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对证事实，综合研究，然后引证法律，作出无可置疑的判决。”

马锡五下乡时使用过的马鞍。受访者供图

1946年，马锡五升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解放后，边区高等法院进驻西安，先后更名为边区人民法院、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马锡五任院长。1954年，马锡五到北京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在边区从事司法工作的近十年间，马锡五审理了大小案件无数。他“携卷下乡、深入群众、调判结合、就地办案”的工作方式，为七十年前的陕甘宁边区百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边区地势辽阔，仅华池辖域内，最偏远的村离县城有两百多公里路，“县三月，府半年，省里官司不种田。”旧式衙门、新式司法处都设在县里，农人若去县城告状，路途遥远、耽误农时不说，若材料没有带齐，就是彻底的白跑一趟。

现在，学界不少声音认为，即使处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马锡五审判方式仍有一定的学习价值。

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举例：“对一些偏远地区的老百姓(603883,股吧)来说，要去上级法庭重审、终审，非常不方便，有时候坐火车要几十个小时，行两三天的路程。这时候就最适合应用马锡五审判方式，比方说派法官到基层当地去。这样是不是就方便了老百姓?”

马锡五曾说：“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让他在一旁喝口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

“兹介绍我院工作人员马文章”

今天，陕北留下的马锡五的痕迹已很难寻了。芦草沟村有他小时候住过的窑洞，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由村民义务看管。华池县马锡五审判方式陈列馆中有他几样旧物，毡鞋、马鞍、便服、公文包，都是他在陇东上山下乡时用的。

马锡五与夫人李春霖合影。受访者供图

五十六岁那年，马锡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家五口搬迁至北京。

儿子马秦宁回忆，全家最早住在西单报子胡同，不多久，房子要拆迁，国管局重给配了一所独门的四合院。马锡五不肯要，想搬得离同事们近些。最终在和平门附近的前细瓦厂最高院职工宿舍落脚。

那是个大杂院式的职工宿舍群，单位替马锡五挑了最中心的一个小院，修葺一新。马锡五特地在院内开了个后门，方便法院职工随时进门与他交流。

还是常有地方上的人跑来告状，他会主动喊人进门。“吃了饭，再说事。如果是很小的事，说一说后就化解了。有些比较大的事情，他就叫秘书记录下来，回头再想办法处理。”马秦宁说，父亲几乎来者不拒。

初到北京，马秦宁只有九岁。对他而言，父亲曾“有着一种陌生感”。那时期，光见到父亲的客厅里人来人往，要打听，则会被训斥，“他说你好好学习就行，你问这么多干嘛?”

马秦宁对马锡五的了解多来自“听说”。有人和他说，父亲年轻时是陕北好汉，精于骑马打枪。十几岁的时候，他去看评剧《刘巧儿》，才知道父亲办的封捧儿案的详情。父亲从前的学生也找过来，“告诉我老爷子在西安讲课，都是脱稿讲，讲的都是生动的案例，会场里挤满两千个学生听他的课。”逢周末，父亲会邀大学生们到西北分院跳交谊舞，他自己也跳，不过舞步吃力歪斜，是抗战时期的旧伤落的病根。

秘书张慜回忆，任最高院副院长后，马锡五去地方调研，总带一封介绍信，“兹介绍我院工作人员马文章、张慜同志前来了解情况。”他不愿提自己是马锡五，就写曾用名，认为这样更方便自由。

他到湖北孝感县视察，大家只当是普通职工，混熟了，纷纷叫他“老头”。去安徽蚌埠调研，招待所住满了，他就睡在传达室里间。早上起来到院子里打太极拳，才被路过的蚌埠法院院长认出。

下基层时，有些年轻人看他是老同志，尊称一声“首长”。他就回：“我还只是‘脚掌’哟!”

晚年，马锡五去看过评剧《刘巧儿》。散了戏，他盘腿坐到台子上，受邀发表意见：巧儿扎头应用红绒线绳而非简单红绳，巧儿丈夫柱儿(原型张柏)的头巾应当向前打结，向后打，就成了河北农民了。还问，马专员的演员怎么留的是八字胡?“成了老地主了。”

农民的秉性伴随马锡五到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提议在自家院子里种地。动员儿女、秘书、司机，把院里的大方砖全部起开，码到墙后根去。又借了辆卡车，到北京城墙那挖来许多黄土。

肥料也缺，就要儿子马秦宁去邻居家掏大粪。“他说没有大粪臭，哪儿来稻米香?”马秦宁说。

大粪沤肥后，铺在黄土之上，到秋天迎来西红柿与黄瓜的丰收，分给院内职工吃。

马锡五与家人合影。受访者供图

你父亲是个好人

小的时候，马秦宁一度认为，因为“父亲不近人情”，自己很吃了一番苦。

每天早上六点，马锡五“揪着耳朵”叫起他，要他绕着天安门跑三圈。上中学后，一放暑假，父亲就让他去法院农场，住在农民家里帮着种地。

家里家外是绝对的人人平等。所有衣服自己洗，不准吃食堂为干部开的小灶，不准念干部子弟学校。在西安，马秦宁常住机关保育院，只有周末能够回家。那时他只有四五岁，上下学都不许坐汽车，常由警卫员骑自行车接送。

1959年，马锡五在贵州遵义调研时留影。受访者供图

马锡五也有一套执着的自律。清早五点多必须起来打太极拳，睡前则必须写完五十个正楷字。他练了一辈子书法，还说自己的字“扭头咧怪的”。他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下属和儿女的羡慕，羡慕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有书念。”

1961年，他回陕甘检查工作，将儿女一并带上。草帽、锄头预先备好，他与地方干部聊工作时，就让儿女去田里帮老乡锄草。“(父亲)和我们说，不要忘了这里，我们是陕北娃，没有陕北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们没有今天。”

在庆阳县时，马锡五突发咳嗽，腹痛难忍。他硬想把行程走完，又北上青海，直到咳嗽引发呕血，不得不提前回京入院。

1962年4月10日，马锡五因病离世，享年六十四岁。

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题悼诗：“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悼马锡五同志》中写道：“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

最后的那次陕甘行，马锡五本有意去见一见封捧儿，但终于没有来得及。

婚姻纠纷案后，封捧儿见过马锡五两次。头一次是1945年，她和张柏在山道上偶遇马锡五，告诉他两人合得来，生活也好。第二次是1955年，马锡五回庆阳检查工作，在大街上认出她来，马锡五要她“好好劳动，处处带头”。

从1945年起，封捧儿担任过村妇救会主任、合作社副社长、大队妇委会主任等职务。196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活了九十一岁。暮年之际，马秦宁去看望她。她涌出泪来，拉着马秦宁的手说，你父亲是个好人。

“老百姓能说一个共产党员是好人，我觉得这评价比什么先进工作者都重要。”马秦宁说。

(部分资料参考《陕甘宁边区司法研究》、《马锡五传》、《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马锡五审判方式》、《纪念马锡五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刘巧儿》)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