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在长辛店播撒工人运动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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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五四大街上的五四运动纪念碑。 新京报记者 李欣侗 摄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我们视频截图

《工人的胜利》刊印心美（即邓中夏）所作的漫画。 新京报记者 陈超摄

一百多年前的那个5月，一场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学生、工人、市民先后响应，大家目标明确——坚决不在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亲日卖国贼。

在北京，学生们组织了集会游行，痛殴汉奸，一把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其中一位积极参与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中夏。

不止学生运动，当时邓中夏还参与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建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将革命的火种向群众和工人播撒。因为他深知，唯有大家都动员起来，才能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五四大街

创办《国民》杂志 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等斗争

春末夏初的北京天气不错，行走在贯穿东西的五四大街上，常能遇见来来往往的旅行团。

游客们有两个固定打卡点，一是北大红楼，曾经的北京大学第一院，现在的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纪念馆；二是五四运动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肖像，还有《新青年》杂志封面。

百年前，邓中夏和这两个地点都有深刻交集。

1917年，邓中夏考进北京大学国文系，最初，他醉心于各类古书，但志趣很快发生变化。一次，一位旧同学从乡下到京，在长沙花了三块银元买了王先谦注的《庄子》给他，谁知道他几下就给撕毁了，并明确表示，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继续关起门来啃古书，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1]

之后，邓中夏开始大量阅读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学习、研究新思想，并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1918年5月，北京两千多名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邓中夏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爱国学生们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深入持久的斗争，一个全国秘密团体——学生救国会随即成立，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2]

“当时，邓中夏还在救国会办《国民》杂志，刊登了很多具有爱国热情的文章，为后来爱国救亡运动的爆发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谢荫明介绍。

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邓中夏等人当天下午就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约定“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13所高等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从四面八方陆续汇集天安门，北京大学的队伍出发后，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和警察阻拦。邓中夏等学生代表与其展开辩论，终于突破阻拦，急速向天安门进发。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后，随即举行会议。大会通过了由北大学生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开始游行。[3]

在进入东交民巷未果后，学生们转向赵家楼，放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公馆。

最终，这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曹张陆卖国贼也被免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其后不久，由李大钊牵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成立，邓中夏亦积极参与。

谢荫明表示，“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邓中夏努力探讨各种救国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其他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他不仅学国文，对哲学和经济学也有涉猎，还跟着邵飘萍学习了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在北大期间，邓中夏学习成绩优异，且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奠定了一生的报国之志。”

东便门蟠桃宫旧址

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 传播新理论新知识

随着革命逐渐深入，邓中夏意识到，仅仅依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

“在他看来，只有工人或者民众都动员起来，才能形成巨大的声势，才能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于是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大家到街头演讲，使群众懂得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谢荫明说。

讲演团团员编成4个小组，在邓中夏等人的率领下，到北京东便门外蟠桃宫举行露天演讲。邓中夏演讲的题目是《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其他团员演讲的题目有《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爱国》《国民应尽之责任》等。他们的演讲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天，“黄沙满天，不堪张目”，但演讲照常进行,“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4]

谢荫明表示，《现在的皇帝倒霉了》既生动又通俗，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便于深入浅出地向群众宣传。

最初，讲演团只有39人，后来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到1925年9月，记载的成员有121人之多。

如今，蟠桃宫已经不复存在，附近建起了明城墙遗址公园。寻迹那天是大晴天，绿道上，行人走走停停。一处城墙下，立着一块标注“蟠桃宫旧址”的石碑，不远处的座椅上，学生们正嬉戏打闹。如此贴近群众的特性，或许正是邓中夏选择此处的原因。

五四运动后，讲演团活动范围扩展到广大的乡村，受众既有城市的平民，也包括乡村的百姓及工人。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城市讲演之外，同时注重乡村讲演、工厂讲演。如后来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地区即通州、长辛店、七里庄等地。[5]

讲演团并不是都讲革命道理，也讲很多自然科学知识，向老百姓(603883,股吧)传达一些民主和科学概念的内容。“下到农村，讲演团就会介绍卫生习惯、伦理道德，怎么做才能符合新社会规范之类的。那时候，农村妇女不能光明正大地听，只能躲在墙角，表露出非常渴望的样子，这就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谢荫明说。

自1919年3月成立到1925年停止活动，讲演团先后为城市平民、郊区平民和工人讲演四百余次，同时开设阅报处，创办著名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革命活动的据点。[6]

长辛店

建立劳动补习学校 号召工人反抗压迫

1920年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为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做了大量工作，邓中夏受其委派来到长辛店，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那时，从前门西站坐火车到长辛店约1个小时。

百年后，记者在长辛店街道、永定河畔的京广线旁，找到了一座仍在使用的“长辛店站”。站门口是周边社区的健身公园，正在锻炼的居民说，客运转到了不远处的京广高速铁路，目前这条铁轨主要用于货物运输。

铁轨上不时有火车缓缓驶过。当年，邓中夏等人或许是从这里下车，前往补习学校。

邓中夏在自己创办的《劳动音》杂志上这样号召工人：“……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

在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首先向工人讲的是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他拿起一张纸，前排的工人用手一戳就破了，再拿起三张纸重合起来，还是一戳就破，当拿起厚厚的一叠纸，工人就怎么戳也戳不破了，用拳头打都打不破。当老师问这是什么原理时，工人史文彬大声回答：“先生讲的是我们穷哥们所以受压迫，就是因为不团结。从今天以后，只要大伙心齐抱成团儿，什么事都可以办到，就可以不再受压迫了。”[7]

“这个学校不仅向工人宣传理论知识，而且把他们形成一种力量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多关注国际大事，多关心国际上的工人运动，多为自己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而奋斗。”谢荫明说，仅半年时间，补习就取得了良好效果，工人们开始自己组织一些庆祝劳动节的活动。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娘娘宫前召开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人工会即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随后的大游行上，每个工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旗，沿途高喊“劳工神圣”等口号，散发了由北京共产党小组印制的“五月一日劳工宣言”“工人的胜利”等传单。就这样，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中不断深入传播，工人们的觉悟也不断提高。[8]

■ 声音

邓中夏的一生

是一部不朽的教材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谢荫明: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体系，它字字珠玑，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工人阶级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压榨，他们迫切需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工人中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工人阶级，也就成了空洞的理论。他们之间需要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进行沟通和连接。

邓中夏就是这样一位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用毕生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火”播撒在中国无产阶级要求解放的“干柴”之上。

受李大钊的影响，邓中夏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的活动地点亢慕义斋，邓中夏参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收集、翻译，参加研究会的学习、研讨和辩论，撰写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因此迅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定了毕生奋斗目标和信仰。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邓中夏通过实践认识到：没有工人的参加，五四运动的目的就不能够达到。他认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现代产业工人，才是工人运动的中坚，才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

距离北京二十多公里的长辛店，有三个大工厂，归京汉铁路局管，分别是车务处、机器处、养路处，共有工人二千五百多人。那里的工人比较集中、使用现代的大机器。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现代产业工人。

1920年5月1日，邓中夏不辞辛苦，从北大到前门西车站乘火车赴长辛店。他在长辛店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在铁路工人中进行演讲，阐述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及意义，宣传劳工神圣。就这样，邓中夏较早地与工人在思想上沟通，行动上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通过他们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了。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邓中夏是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成员。按照党的指示，1920年12月邓中夏与张太雷、刘仁静、张国焘到长辛店，通过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把工人组织起来。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5月1日，长辛店工人首次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并宣布长辛店工会正式成立。

1921年8月，邓中夏领导长辛店3000多名铁路工人，向铁路局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并组织了大罢工，“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

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1925年4月，邓中夏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并担任总工会秘书长及宣传部长职务。随后参加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1929年在苏联期间，邓中夏为了总结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经验，开始撰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该书原拟30章，但由于资料缺乏，“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三章未能写成。当完成13章，16万余字后，由于“中国革命新高潮之日益高涨，使著者不能不立即回国”，原定还要写包括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内容的后十四章只能搁浅了。

凝聚着邓中夏心血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成为我国职工运动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邓中夏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一生，更是为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一部不朽的活生生的教材。

【链接】

本文顾问：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谢荫明

参考资料：

[1]关海庭,郭钢.邓中夏与北京大学[J].湖南党史通讯,1985(10):3-8.

[2]姜平.邓中夏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功勋[J].苏州大学学报,1995(01):104-107.

[3]同[2]

[4]同[2]

[5]刘晓云.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述论[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29(05):8-11.

[6]同[5]

[7]陈家新.邓中夏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J].工会博览（下旬版）,2015(05):61-63.

[8]同[7]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马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