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一线城市又变 “上北深广”

　　作者：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

　　过去的一年是全球现代城市建立以来遭遇的最困难时期。

　　巨大的城市规模和城市间的紧密互动造成了疫情的快速蔓延，难以管控。但同时，就像城市最初建立的目的包含了抵御外敌入侵一样，也只有城市才能有组织地防御和击退病毒，以系统性的方法找到出路。

　　正常的城市生活曾几乎不可得。现在，我们看到城市正在回归，这种回归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涉及商业、文化、产业等方方面面。

　　引领这条进入低谷又逐步复苏的曲线的，是城市最原始的力量。

　　相信城市的力量并期盼它们的回归，在《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持续制作的第六年，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依然沿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一级维度，透过170个主流消费品牌的商业门店数据、17家各领域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衡量337座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商业魅力。

　　《2021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15个进入新一线名单的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重庆、西安、苏州、武汉、南京、天津、郑州、长沙、东莞、佛山、宁波、青岛和沈阳。

　　榜单的另一个亮点是一线城市次序的再次调换——继2018年短暂出现后，一线城市又一次变为“上北深广”。

　　在常态化防控疫情反复的前提下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并重新激活城市的创造力，是2020年中国所有城市的课题。从数据的表现看，绝大多数城市做到了，包括武汉。武汉在这一年中停摆时间最长，它的排名下滑了2位，但仍在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头部。

　　今年的榜单中没有全新的新一线城市。宁波在去年短暂离开新一线城市名单后又回到了队列之中，被它替代的是合肥。

　　经过几年的更替，一共有11个城市始终列居新一线城市，算上拥有过“新一线”标签的城市，则一共有20个。处于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过渡地带的城市仍都保留着向上竞争的欲望，有很大的概率，未来几年都不会再有新晋的新一线城市出现。

　　合肥、昆明和无锡，这些曾经的新一线城市现在占据了二线城市的头部位置，都是新一线城市最有力的挑战者。任何一个处于胶着状态的城市想要跳出这个角逐激烈的分位段，都需要发掘出超越同梯队城市的独有优势，也要更为深刻、更正确地理解城市原始的力量，并能加以利用。

　　城市自身最大的能量来自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始终需要他们的城市。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今年，我们尤其强调城市首先要满足内生的需求，然后才是寻找特色和建立区域影响力。

　　基于对城市原力的新认识，在2021年榜单的指标体系中，我们对二级以下的数据维度做了细微的调整，希望能为二三线城市甚至四五线城市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未来可塑性维度下新增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指数——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是一些中等规模城市出现隐形冠军企业的领域，也更能综合反映一座城市的产业创新力。

　　在城市人活跃度里，我们新增了对直播购物这项新兴事物接纳能力的监测。拥有更为年轻的人口结构的城市，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也会更早回归。

　　城市货运量指数和货运城际往来联系度指数被加入到城市枢纽性当中，通过大宗货物的流动反映出城市之间的往来关系。

　　在人口活力与资源供给构成的城市动态平衡中，良性循环的开端必然是城市的人口活力持续增加，进而推动城市升级资源供给，扩充规模。但我们常常错误理解了这个循环的起点，认为只要创造供给，就可以让人们涌入城市，并最终指向提升城市的层级。

　　是时候回归城市的本质，和它最原始的力量了。无论是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还是准新一线城市，又或是所有的二三四五(002195,股吧)线城市，重要的都是找到适合自己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历史本底、区位条件的发展愿景，建立起城市的韧性。

　　A 商业资源集聚度

　　从过去一年中国城市的商业资源变动来看，绝大多数品牌并不会因城市一时的封闭而快速调整策略。商业资源集聚度中的大品牌青睐指数与商业核心指数仍是我们衡量城市商业魅力时首选的指标。

　　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没有阻挡一些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持续提升的势头。从2017年到2021年，西安的商业资源集聚度排名从第12名上升到第9名；长沙的排名总共提升了5位。郑州则是最近一年里排名变动最大的新一线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从2020年的第15位上升到了2021年的第11位。

　　受限于境外消费渠道封锁，奢侈品品牌国内渠道吸收了大量海外消费回流。高端定位的品牌在长线上对中国城市充满信心：高端化妆品向二三线城市下沉的节奏依旧，最为谨慎的高端珠宝品牌也正在将更多门店份额调整到二三线城市。

　　商业核心指数监测了城市内部商业格局与氛围的变化。长沙全市的商圈日均客流总量较上年同期出现了逆势增长，五一广场商圈的日均客流总量排名全国第一。

　　基础商业的变化说明，只要需求还在，商业供给的创新就不会消失。2020年平均每座新一线城市餐饮门店数量减少了约2万家，二线城市减少了1.08万家，但厦门、湛江、揭阳等城市仍实现了餐饮门店数量的增长。

　　B 城市枢纽性

　　城市枢纽性将城市置于网络之中考量其重要程度。当前，这种网络关系还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

　　城际交通的运力还没有充分恢复，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稳步增长。过去一年，国际航班量被严格控制，向国内航线挖掘潜力成为了焦点。不少城市的民航国内可直达城市增长率反超了国际航点数增长率。比如郑州2020年的民航国内可直达城市数增长了32%。

　　高铁的建设则开始进入填补空白的阶段。2020年江苏全省的高铁网络的主干骨架终于基本成型，将沿线城市直接送入全国高铁网，盘活了长期被排除在长三角区域高效快捷的城际联系网络之外的苏中和苏北地区。

　　今年的物流通达度指数中，首次引入了来自货运物联网公司G7的数据，从城市货运量指数和货运城际往来联系度指数两个维度增加对城际公路货运的分析。临沂在这个指数中排名全国第2位。这座上升的物流之城，在今年首次进入二线城市的名单。

　　通过品牌在区域内的分布数据计算出的商业资源区域中心度，代表着城市的商业资源在区域网络中的集聚程度和辐射能力。

　　C 城市人活跃度

　　疫情困锁了人们的行动，但城市人的互动、交往、消费和创造的需求依旧。

　　外卖、网购和海淘的数据依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描绘消费活跃度。根据饿了么数据，与线下餐饮同步受到冲击的外卖行业已快速复苏，到2020年年底，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外卖活跃度已经基本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温州、泉州、宁波等城市外卖活跃度同比增长。海淘市场下沉到了北方低线城市，消费渠道的多元化大规模普及。

　　城市人活跃度持续监测城市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今年新加入了来自阿里巴巴集团，由互动次数、观看人次计算得到的直播活跃度指数。

　　直播带货击中了价格敏感、工作节奏快的城市人痛点，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直播活跃度最高。昆明、石家庄等城市属于享受在直播间发送弹幕但消费意愿不强的围观型的城市；而莆田、珠海、宁德等城市更倾向于直接消费，对直播带货的关注度较小。

　　夜间活跃度指数最能说明人们是否愿意走出去，这是检验城市恢复生机最直观的方法。2020年两度遭受疫情本土案例冲击的北京，全年夜间出行人数同比减少了84万，上海则增加了92万。

　　夜间活动场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受音乐现场演出普及、以脱口秀为代表的演出形式多元化等因素影响，上海以及西安、大理、成都等城市的现场娱乐演出场所增长较快。从酒吧看，北京、广州酒吧数量增幅较大，成都酒吧有所减少，但总量高于2018年，仍是全国酒吧最多的城市。

　　D 生活方式多样性

　　生活方式多样性这一维度描摹了2020年城市人休闲、娱乐和消费的行为表现，也记录了疫情之下休闲文化设施运营者的各异抉择。

　　出门新鲜度指数衡量休闲生活场所的丰富度。得益于年轻人口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流入，广东三四线城市餐饮多样性指数大幅提升，比如以本地美食闻名的潮汕城市，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外来菜系餐厅正在快速增加。

　　“撤离”从未成为这一年提供生活方式的城市空间的单一状态。虽然几乎所有城市的书店数量都在减少，但也有新兴书店品牌开始进驻中国市场，或是加快拓店步伐。

　　2020年，全国电影票房总额跌去了近七成。按灯塔专业版数据，排名靠前的20个票仓城市平均每人全年在电影方面的消费额同比下降了35.96%。

　　不过武汉的电影消费力并未被同级别城市抛开。武汉在去年取得了近4.4亿元的全年电影票房总额，票房总额仍保持新一线城市排名第4的位置不变。

　　马蜂窝数据显示，全国所有城市的旅行者全年出游目的地个数同比下降56.4%。但仍有38座城市的城市人在这一年积极迈开脚步出发去了超过300个旅游目的地。

　　Keep数据显示，天津、郑州、石家庄城市人在全民“宅家”状态下更有毅力坚持健身。腾讯营销大数据反馈，成都、杭州、西安市民保持了对体育资讯的高度关注。

　　城市人对生活始终保持热爱，城市对生活方式多样性的追寻便不会停止。

　　E 未来可塑性

　　在中国城市目前的梯队中，能够实现创业公司聚集，并驱动资本进入城市创新良性循环的城市并不多。产业创新对大多数中国城市而言是更能看得见、握得住的。

　　产业结构相对传统的一批城市正在转型的通道中，它们积累了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比如太原，从2019年到2020年，它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构成了城市主要的优质产业吸引力。

　　今年创新氛围指数中增加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指数，它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及相关专利数量，评估城市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实力。无锡在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企业数量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沧州、合肥和石家庄分别在新材料、新基建和大健康产业拥有更多的企业。

　　产业实力的提升还带来了人。这里所说的人并不仅仅指大学毕业生和海归人才，还是广义上能够参与城市生产的年轻人。人才吸引力中的新流入常住人口指数相对毕业生留存率、海归就业指数等给贴近这种变化，在非省会二三线城市中，惠州、金华、温州、无锡、中山、嘉兴等城市新流入的常住人口排名更靠前。

　　年轻人的到来不仅体现在生产力上，他们更是城市消费活力的重要组成。要将制造业吸纳的大量年轻人口转化为城市物质财富的享受者，还需要城市的管理者从很多方面下功夫。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相比于线上消费总量的快速增加，泉州、临沂、徐州等制造业城市的消费升级品类的销售额增长较为缓慢。

　　对比不同级别城市外来人口减量的占比可以看到，商业魅力指数越高的城市，能够更好地抵御外界因素的影响，留住更多的人。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的韧性。在对全球城市而言都是极端恶劣的这一场生存挑战中，城市机器的构建越复杂精密，越是惯常于将多元、开放、联结和活力作为运行管理原则的城市，就越能够释放出城市最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深沉扎实，又面向未来。